新型城镇化与城乡转型

主持人语:新型城镇化是中国正在进行的一项重大实践,对于这项重大实践,在今天这个已经从"摸着石头过河"进入到强调以"顶层设计"统引现代化实践的时代,我们需要从一种宏大深广的时空视野,或者说"顶层视野"下来认识观照。在这样的视野下,新型城镇化必须放到城乡转型中来认识,而城乡转型,则必须进一步放到更宏大的中国整体社会在当今世界中的现代转型中来认识。     

渐进式转型中市场力量的作用及其局限性

盛洪和张军曾经就是否能通过计划和市场间的自发交易,来实现改革的平稳过渡展开过激烈的争论。盛洪的观点是,应尽可能少对利益结构进行调整,以实现转型的稳定形式。其实,盛洪的主张是存在问题的。对中国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市场化改革的研究表明,市场自发力量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才会推动转型。当国民的利益结构存在对立和矛盾时,市场自发力量会使转型陷于“僵持”或“内卷”,为打破“僵持”,应重视强制在转型中的作用。     

市场转型与中国城市性别秩序分化

本文分析了中国城市中的性别秩序在市场转型前后的不同及其变化,工作中的性别秩序从计划经济时代的"男女一个样"向市场转型后的"男女差异扩大"转变,家庭中的性别秩序由市场转型前"国家父权制"的接管状态向市场转型后的"女性价值回归"转变.当代中国城市的性别秩序处于一个分化时期,女性呈现出"全职太太"、"单身女贵族"和"兼顾工作家庭型"三种不同的类型.     

村庄内生秩序与国家行政嵌入的历史互动

村庄秩序的生成具有二元性,一是村庄内生,二是行政嵌入。前者是以村庄所处的政治、经济、文化状态为背景,经过农村社会自身的理论推测和共同实践而固定下来的,能为大多数村民接受的"恒常"行为准则及由此形成的状态。简言之,就是村庄内部自发出现的态势和指导村民的行为准则。后者是一种外部力量干预,它的权威来源于中央政府的授权或制度建设。就中国的历史而言,在乡村场域中,国家的行政嵌入远远晚于村庄内生秩序,但在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的强制下,它却在与内生秩序力量的博弈中逐渐取得主动。     

中国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视野、举措与意涵——三中全会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启示

中国社会治理体制改革需要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全局中、在本土自信的高度上来认识。《决定》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际举措正是在全局与本土的综合考察下做出的制度安排,展现出了推进力量与规范力量并行、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现实"问题与"目标"问题共思量的鲜明特点。深入领会三中全会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理论视野与实际举措,才能够准确把握"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特定语境、关系结构以及发展方向,领会好中国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丰富意涵。     

社会秩序的建构取向与顶层设计方略

社会秩序的建构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取向:"扩展"与"组织"。由此而形成的"扩展秩序"和"组织秩序"各有所长,在人类历史中互有消长。随着社会发展节奏的不断加快,社会作为一个复杂大系统在整体上所要求的秩序类型明确指向了"扩展秩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整体秩序的"扩展"有着需要我们去遵循的原则,而这些原则对于我们今天的"顶层设计"方略而言,有着一种方法论层面的启示。     

基于中国实践的转型经济学理论构建

转型经济学的理论构建要立足于中国经济体制转型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探讨转型发生的原因和过程,包括动力、方式和推进机制.体制转型是社会的理性构建和自发演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后发国家的体制落差是转型的动力基础.而"学习"的性质决定了转型的方向和目标;转型的实质是利益驱动下的权利结构调整;通过构建政府的目标函数和知识约束建立政府的决策模型,就可以解释政府的改革行为及其差异;中国平滑式转型的基本特征是一系列过渡性制度安排的相互替代,这是体制变革与经济增长之间进行适应性调整的结果,它不仅为自身提供了动力,而且在结构变化的同时保证了经济社会的稳定和秩序.     

民间组织兴起与当代社会秩序转型

当代中国的新型社会控制模式,应建构多元互动、民主理性、自主协商的法治秩序.我国近年40余万民间组织的蓬勃兴起,成为构造自主协商性法治秩序生成机制的主导力量,在当代中国社会的秩序中,促进由"单向管理"向"双向合作"的转型,构建了权力与权利的多元互动制约体系;促进由"被动分配"向"主动协商"的转型,构建了自主自律秩序的生成机制;促进由"无为他律"向"参与自律"的转型,构建了公民性品格的塑造平台.民间组织兴起中的"中国问题"主要是管制与放任、自主与依赖、民主与参与、统一与多元,建立民间组织与国家的互动合作机制是中国现实的选择,因此,民间组织监管体制需要努力推进,但却不能过于激进.     

论“自生自发的秩序”及其内蕴的不平等思想

“自生自发的秩序”是哈耶克自由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其知识论基础是理性不及的知识观,其基本特性有:首先,“自生自发的秩序”的基础是参与者个人相互之间的行动与预期的一致性;其次,“自生自发的秩序”是社会主体行动的结果,而不是设计的结果;再次,“自生自发的秩序”为多元社会主体达致其各自特别的目的创造了有益的条件.“自生自发的秩序”对自由的依存、对私有制的倚重,因市场体制的运行而内蕴着不平等.哈耶克的这一理论对于理解中国的不平等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要求我们要注意一定限度内的不平等的合理性.     

“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与当代中国社会资本转型

社会资本理论主要是围绕不同层面的“人类合作”问题而展开的,如何促进合作网络的不断扩大和发挥其积极效应可以说是该理论的独特价值与核心追求所在。当代中国社会资本的最大问题就是“合作网络”的封闭、缺失和分布不均衡,即合作秩序的难扩展。社会资本转型的实质就是探讨如何使不同层次的“合作网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逐步走向扩大并发挥其正效应。“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实质上是指西方市场经济文明下的人类合作秩序问题,由于中国的社会资本转型是建立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日益融入国际社会的背景之下,所以从哈耶克的“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中得到理论启迪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要的。     

自发秩序与和谐——以景颇族解纷为例

处于习惯规范调控下的景颇族社会几乎就是一种自发秩序。文章从具体的案例分析着手，展示了景颇族社会自发秩序的魅力；接着论证了这种自发秩序的合理性及其在当代中国法制建设中的运行限制，最后阐明了自发秩序对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     

建构书写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的范畴体系

"结构转型→领域分离→力量转移→利益博弈→思想分化→整合共识→文化生态→整体升级→现代治理→建构秩序→民族复兴",这就是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在现代化的征程中,"中国问题"经历了从"中国应向何处去"到"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式的现代性问题"的历史演进。把握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提升"中国问题",并建构书写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的范畴体系和话语方式,理应把握中国语境,坚持形式与内容相统一的辩证方法,注重理念提升和把握范畴之间的逻辑。     

寻根与先锋文学中的父子身体修辞与男性主体成长状况

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文化转型的复杂时代语境下,寻根文学在经历了对民族文化精神短暂的"寻父"之旅后,开始与先锋文学一起不遗余力地"弑父",这是由他们所持有的"现代性"视角决定的。力量强大的民族文化精神成为持有现代性世界观的男性主体成长中的规约性力量。对"父"与"子"身体的异样修辞在"弑父"冲动涌动的同时宣告"弑父"的失败。他们必须寻求新的途径来平衡民族文化精神与"现代性"的力量,以在象征秩序内为自我找到合适位置。而这同样是走入现代世界格局的中国所面临的问题。     

“新怨恨”理论与文学批评

"新怨恨"理论是现代中国人在中国现代性转型过程中产生的基于生存根基的一种具有持久反思与变革现实力量的有价值的心理体验效果单位.它是中国人在中西价值攀比与民族比较中由于强抑伤害而出现的一种隐忍心态.其具有极大的重构秩序与理想、再造世界与自我的心理能量,它不仅是心理学意义上的一种情感体验,更是具有美学意义的与现代性研究相关联的一种文化批判与文学批评的体验理论.     

哈耶克的"自发秩序观"初探

哈耶克"自发秩序观"的知识渊源可追溯到曼德维尔、休谟和弗格森等苏格兰道德哲学家,以及斯密、门格尔等人的经济思想.哈耶克通过对"建构论理性主义"的批判与对"进化论理性主义"的继承和发扬,确立了"自发秩序"的立论基础有限理性与"无知"的知识观;自由、一般规则和竞争,作为"自发秩序"维持的基本条件;在"自发秩序"中,政府的权力必须受到限制,并通过形成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的"第三领域"来打破政府对公共服务与公共物品的垄断.     

稳定与发展双重视阈下的中国社会建设

社会建设是近年来中国执政党力推的主体性改革,民生和民主问题同为社会建设的关键议题,而"以民生促民主"有利于化解社会危机和实现优质民主,是优化中国社会建设路径的理性抉择。社会建设作为政治发展的基石,民生政治与民主政治的良性互动支撑着中国维稳模式的现代转型与战略重构。现代政治的运作逻辑决定,具有民主品格的现代公民和高度组织化与制度化的现代公民社会构成政治发展的内源动力。中国社会建设的根本目的是培育社会的内生力量和构建社会的内生秩序,通过社会体制改革释放深层次的现代政治力量,社会建设是实现中国政治内源性发展的基础性条件。     

治理重塑:叶海卡·德洛尔的治理理论与现实启示

民主与非民主国家的所有正在流行的治理形式越发地走向了死胡同,所以治理的根本重塑是很必要的。德洛尔对类如市场机制克服或弥补失灵的能力提出了严重的置疑。他认为市场充其量适宜发挥公共服务供给这样的职能,市场并不适于负责塑造关键性的未来选择。德洛尔强调,在全球转型时代,为了迎接治理的挑战,许多"常识性"的看法需要颠覆,为促进治理发生根本性的改善,创造性的破坏必不可少。德洛尔对治理重塑的必要性、前提条件、特征建模进行了分析,其中的思想也呼应了中国式顶层设计的总体构想,从理论上丰富了中国的治理理论,对中国的治理实践也有具有了重要的启示意义。     

乡村治理秩序的困境与重构

随着村民自治制度的推行,我国的国家权力逐步退出乡村治理的舞台。然而,作为"历史记忆"的乡村自生秩序在现代转型的浪潮下逐步瓦解,我国的乡村治理秩序陷入失序的危机中。具体表现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农民利益诉求的制度化输入不足,公共权力流转于"村头官僚"与村庄精英。重构乡村治理秩序必须发挥国家、社会、市场三方力量的共同作用:国家供给制度,社会组织承载村民自治,市场机制提高公共产品供给效率。     

公利性公共与公议性公共:“公共”话语研究的两个要点及其范式转型

"公利性公共"关注的是以个人内在的德性修养去驯服功利世界的分野,其优势在于以家国同构的礼法规制实现天下之共。忠孝同构的天下模式以"君"主导"贤",其心性构造从纵向维度上掩盖了横向维度的制度构造。"公议性公共"即多元力量的准入、展示、商谈和共通,"公议"立足公利,成为公共理性的精神守护,它处在与党派、政府等秩序建制的磨合当中;"公议"立足于"利益"之"有"而寻求间性之"无",公共话语研究处在实体哲学朝向主体"间性问题"的转型中,亦即公心与公法处在心性-秩序间的融合中。     

略论中国近现代政治转型的现实逻辑

后发国家的优势之一,是可以有比较地设计其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路径,避免历史上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的若干问题。然而在现实政治过程中,这种设计往往需要和社会基础、执政环境及转型所需成本联系起来,并受其约束——这些内容即构成政治重心,决定一国政治发展的走向。本文认为,主导中国近现代政治发展逻辑的政治重心,可概括为稳定与繁荣,即以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为保障,供给合法性、体制与秩序,从而主导转型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