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谈古代“公务员”考试

想知道古人怎样考“公务员”吗？先看唐代一道试题：山陵事毕．各还所司；供葬羽仪，若为处分？意思就是：先皇已入土为安，用作丧事的仪仗应该放哪儿呢？     

神怪小说中的鬼魂与山岳信仰

神怪小说中鬼魂与山岳的关联主要表现在鬼魂以山陵丘壑为活动场所、新死之鬼魂归依于山、山神或居山之神治鬼等三个方面,而这些现象的产生明显是受到了传统的葬山习俗、灵魂归山观念以及山神或居山之神治鬼信仰的影响.     

四川悬棺葬的研究

悬棺葬分布于长江流域中下游和沿海各省区,是我国古代先民的特有葬制.由于地域和时代的不同,它有不同的类型和名称,大别之有三种,一是在悬岩陡壁上,凿孔椓桩,置放棺槨,谓之“悬棺葬”;二是就岩石的裂隙,天然岩壁洞穴将棺木放上去,凌空悬置叫做“幽岩葬”.还有在悬岩上凿成小穴,纳棺其中.露出棺木一半,称为“岩穴葬”.可能还有其他型式,如所谓“竖棺葬”、”架壑船”等,与迷信传说联系起来,或称为“仙人蜕骨”之所.     

试谈“渤海多人葬”

渤海多人葬的性质及其特点是渤海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多年来中外史学界研究渤海史的学者曾提出过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是“殉葬”;有的认为是“实行二次葬的,很象是无姓而隶属王族古姓的部曲和奴婢”(1);也有的认为是“家族葬”。但在国内尚未发表过以渤海多人葬的性质及其特点的专题论文,探讨渤海多人葬制。本文根据有关渤海史文献史料和考古资料,谈一谈我的粗浅看法。一、渤海多人墓葬的分情况渤海墓葬的理葬习俗较复杂。有单人葬、二人合葬、多人合葬及火葬。单人葬中绝大部分为一次葬,仰身直肢,有少量的俯身葬、屈肢葬和二次葬。两人合葬,一般是男女合葬。     

对高句丽“回葬”习俗的质疑

目前学界关于高句丽有“回葬”习俗的见解存在一定问题,笔者认为长寿王迁都平壤前高旬丽并不存在回葬之俗,国王应以都城为“家”,死后不可能葬于远离都城的地方,虽然长寿王在生前曾为自己在故都国内城建筑陵墓（将军坟）,但其死后却安葬于新都平壤。同样,国内城的“五盔坟”4号坟亦不是高建武之陵墓。至于用移居唐朝的高句丽上层人物的“回葬”来证明这是高句丽固有之俗,则是没有道理的。因为移居唐朝的高句丽上层人物的“回葬”,是“入乡随俗”,泉献诚、泉毖之归葬于洛阳北邙“旧茔”,是唐人的习俗。     

龙脉风水与大清国兴衰

满族一向有崇敬祖先的优良传统。天命七年(1622年)初,努尔哈赤攻取了辽阳以后,以辽阳城大且破旧、不易防守为由,废弃不用,另在辽阳城东五里的太子河畔营建新都,定位国都,命名"东京"。迁都东京后,为了祭祀方便,努尔哈赤在东京城北四里的杨鲁山营建了新的山陵,因邻近东京,故称东京陵。山陵建成后,天命九年四月初一,努尔哈赤派族弟前往褐图阿拉展拜祭祖陵,并将葬在那里的先祖、后妃们迁到了新建成的东京陵。顺治八年(1651年),顺治帝又敕封杨鲁山为"积庆山",岁时以祭,长年不辍。但时隔34年后,为什么将景、显二祖又迁回了清永陵呢?     

“不孝”文化及其生成逻辑:基于L村农民日常生活的考察

“不孝”行为及其背后“解释”和“接受”机制的日常实践逻辑分析可以作为“孝文化”当代际遇研究的一个参考。华北农村L村“孝道”的底线体现为从物质供应到生病医治和精神顺敬的“养”以及“葬”的隆重和祭祀的严肃与守时。日常生活中四种不孝行为包括“师出有名”的不养,即以老人身体硬朗、没有尽到隔辈抚养义务、兄弟间的不公正对待等理由的不孝;对非亲生或绝症父母“情有可原”的不医治和疏忽;对父母离世的形式化“哀伤”;“不葬”以及祭祀本意的“消亡”。这四种“不孝”行为被村落文化予以谴责、忽略和宽容,其背后是基于农村社会转型而带来的场域形塑机制的变化,其动力来自农民“过日子”的伦理价值导向的演变,即“钱”构成了农村以家庭为单位过日子的竞争标准。这种变化是农村养老问题研究应该参考和关注的。     

春秋丧葬制度的阴阳观

通过对《春秋》所记天子、诸侯、诸侯夫人的卒葬日进行对比分析,发现春秋葬日制度存在着明显的阴阳观,即丧月等级用阳、葬日用阴,体现了“一阴一阳之谓道”的观念.除此,本文还对丧月不计闰、葬日不用疾、卜日先远日等规定进行了探究,对《春秋》卒葬的书写原则及体例进行了阐述.     

北宋陵寝制度研究

宋代阴阳堪舆术影响甚盛,陵寝制度深受其影响。在择陵地和布局陵园时,严格遵循南高北低、东穹西垂的地势要求。祔葬的皇后和陪葬的皇室墓区位于帝陵的西北方,陵前石雕像的数目、位置固定,三重方上陵台寓意山陵。丰富的随葬品包含着实用器和明器两大类。此外 北宋还在陵区设有皇家寺院分别为先帝祈祷、追福。     

我国南方地区悬棺葬与崖洞葬之比较研究

在我国长江流域以及南方的广大地区,分布着一些在崖壁上或崖穴中安葬死人遗体的葬俗遗迹,因其葬地的选择与山崖有关,所以被称之为“崖葬”或“悬棺葬”、“崖洞葬”、“崖洞墓”、“崖墓”等等。 从本世纪30年代开始,我国南方地区这些葬在崖上的葬俗便引起了中外学者的极大兴趣和关注。自此“崖葬”一词便沿用至今。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孜孜不倦地探索这些葬俗与现今生活在我国南方地区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以及历史上行这些葬俗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由于长期以来研究工作的分散和各人的研究角度不同,目前学术界对崖葬类型的划分、命名和文化内涵等许多问题存在着某些不同看法。     

《孝经》“移孝为忠”说的困境与超越——以明末大儒黄道周为个案

《孝经》提出"移孝为忠",孝与忠紧密联系,但其间又存在矛盾。以"孝子"、"忠臣"著称的黄道周深受《孝经》影响,但他的孝道观倾向于先秦儒家的孝道派,在孝与忠发生矛盾时主张忠服从于孝,这一点与"夺情"执政的杨嗣昌截然不同。黄道周在完成《孝经》"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的人生设计的过程中,也面临着事亲与事君、辱亲与忠君的两难抉择,最终用自己的生命对"移孝为忠"作了深刻的注解,孝与忠的裂痕也在他身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弥合;而《孝经》"移孝为忠"说则在明清易代之际得到了一种新的诠释与超越。     

中国上古神话时代之始末——兼论“绝地天通”

中国上古神话时代,始于伏羲氏,终于商代晚期。伏羲至少嗥为“民神不杂”时期,少皞世衰为“神民杂糅”时期,颛项“绝地天通”(禁绝蚩尤下凡)后又恢复“民神不杂”时代。商代晚期武乙前后,天帝开始远离人王,到商周之际中国上古神话时代正式结束。     

北魏鄯乾、鄯月光、于仙姬墓志及其相关问题

从洛阳出土的西域鄯乾、鄯月光和于仙姬墓志可知:北魏王朝使鄯善王"世君西夏",任鄯乾为"辅国将军城门校尉"和"征虏将军安定内史"诸职。于阗国主女于仙姬远嫁文成皇帝,居魏宫七十余年,死后陪葬"西陵"。车师前部王长子与其妻鄯月光流寓洛阳,死葬北邙。这些正是北魏时期西域诸国"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万有余家"的历史佐证。     

论汉武帝

汉武帝时代的汉朝是一个彪炳史册、震烁中外的朝代。汉武帝即位以后,对内改制,对外征伐,使西汉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汉武帝以其文治武功奠定了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曾被誉为"功至著"的汉家天子,"冠于百王"的千古一帝。汉武帝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历史时代的造就,也与他的才识性格和善于用人有关。     

北宋士大夫及士大夫政治

北宋士大夫在与天子“共治天下”的过程中表现出独特文化和精神风貌 ,形成了独特的“士大夫政治”。这种政治的形成与北宋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当时宋学的形成有紧密的关系     

论南宋理学家陈亮的"明"思想

南宋理学家陈亮认为道(理)是与自然和人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它如同"赫日当空,处处光明.闭眼之人,开眼即是",是人们可以体察、认识的客观存在."王道"、"霸道"是贯通三代和汉、唐以下各代帝王治国的指导思想,从未被"隔断"过,"王霸并用"之论是合乎历史事实的,是治国良策."义理"、"功利"是三代、汉、唐皆有的行为准则,不是对立的,而是并存的,义要体现在利上,利也就是义,"义利双行"缺一不可.帝王治国要"爱人利物"、"生民之利"、"义利双行"才能富国强兵,人民生活安定.在"成人之道"问题上,陈亮主张做人要做一个堂堂正正(即光明磊落)、"推倒一世"、"开拓万古"的"智勇"之士,作一个实事实功的英雄豪杰.陈亮对以上三大问题的观点,是他的"明"思想最直接的体现.     

从学规看明代书院之课程建设——以弘道、大科、湖南三书院为例

通过对明代弘治、正德、嘉靖时期有代表意义的弘道、大科、湖南三书院的学规的考察,认为明代书院的课程意识已经基本形成,已有必修、选修和学科、活动课程等类型的区分,初步建立了一套由课程计划、课程设置、课程实施和课程评价组成的课程体系。     

论唐代咏史诗的忧患意识

文章认为深沉的忧患是唐代咏史诗一以贯之的精神内核,它包含了双重意蕴:一个指向外部世界,表现为“忧世之思”,一个指向内在生命,表现为“忧生之嗟”。“忧世之思”的生成是以时代使命感的自觉为前提的,集中表现在以忧君为主的忧君、忧国、忧民的三位一体。“忧生之嗟”在初、盛唐表现出来的多是忧世者的忧生,在中、晚唐咏史诗中则多为对自我人生价值、人类终极意义的忧郁。      

“诗可以群”与律诗定型

“诗可以群”作为儒家诗教的四大功能之一,其所具有的“群居相切磋”的社会功能不断推动我国古典诗歌艺术的发展。“事君”的需要,促使律诗从古体诗中一步步分离出来并逐渐形成了律诗特有的创作规则和表现形式。特别是在初唐时期,在皇帝的大力扶持与文人学士的频繁唱和中,“诗可以群”在规模、范围、层次等方面都得到了快速的扩大,诗艺也不断提高,促进了律诗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快速发展,最终实现了律诗的定型。       

汉武帝的音乐才情及贡献述论

汉武帝在历史上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他付出了“海内虚耗,户口减半”的代价,彻底击败了匈奴,巩固了汉民族的地位。在武帝时代,军事、文化、天文、农学诸方面均成绩卓著。正因为他在许多方面的功绩,常常使人忽略了其在音乐方面的才情和贡献,所以鲜有人对此进行论述,据此而撰文,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