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衡派论诸子学

五四后的诸子学研究所以常起纷争,说到底,其核心还是涉及到一个怎样评价孔子的问题.这里存在两个并行不悖的趋向一个是以学衡派等为代表始终反对一味诋毁谩骂孔子的一些学者,他们极力主张恢复孔子应有的历史地位,给他一个科学的评价.一个是以胡适为代表当年激烈主张"打倒孔家店"的一批学者,开始摆脱狂热,从历史的意义上研究孔子,强调诸子学平等.二者相辅相成,加速了传统经学的终结和现代学术的发展.这又是一个从心理到学术都需要调适的过渡时期,学术观点的分歧与冲突,甚至不乏情感的偏向,都应视为正常的现象.     

刘师培与近代诸子学研究

刘师培是近代一位颇有争议的学者,因政治上的失足而使其学术成就湮没不彰。本 文旨在考察刘师培在先秦诸子学研究领域的学术成就、学术影响,并且探讨刘师培治学方向 转变的原因。笔者认为刘师培诸子学研究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应该具有重要的地位,开创了 新的学术史体例,并且身体力行著有近代学术史力作《周末学术史序》;开中国近代实事求 是研究孔子之先风;刘师培还是中国近代完全应用西学探讨先秦诸子学术思想的“第一人” ;同时他对先秦诸子典籍的整理研究做出了重大学术贡献。因此,无视刘师培在近代诸子学 研究领域的学术成就、学术影响、学术贡献,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郁离子》与诸子学

《郁离子》是刘基散文创作的代表。其特色与成就，与诸子学有莫大关系。前人对此有一鳞半爪的论述。本文则在疏理诸子学源流的基础上。首次尝试定义何为诸子式文章。并充分考辨论证《郁离子》对诸子学的继承与发扬。以及如何成为诸子式著作的绝响。     

洪颐煊《读书丛录》对诸子学的研究

乾嘉学者对经学、史学的考据固然是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随着研究领域的扩大,以子证经史的作用日益明显,很多学者对先秦诸子展开了深入的研究。洪颐煊即是其中一名佼佼者。其《读书丛录》中的相当部分,对诸子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为后来诸子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国学大师蒙文通论儒家经学与诸子学

国学大师蒙文通探讨了由儒学到经学的发展过程,指出先秦时期儒学与诸子学互为采获,相互影响,共同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到了汉代,儒家经学融会百家之长而综其旨要于儒家,取代诸子百家成为了中国文化发展的主流。     

先秦诸子学的发端与形成

诸子学研究不等于诸子研究。以先秦时期为界定诸子的范围,以当世及后世先秦诸子研究的发端与形成为研究对象,论述先秦诸子学从战国发端期的混沌到秦汉形成期的明晰再到《汉书·艺文志》定型期的确定这一过程,分析艺文志诸子学体系形成的内外因,旨在打破定势思维,抛开固有的诸子分类观念,尽力考察其体系之外的原始面貌。     

诸子学与论理学:中国哲学建构的基石与尺度

清末学术界对诸子思想的重估,使诸子学在清末成为真正独立的学术存在。诸子学被认为与西学相通,是承接近代西学的一座桥梁;西学中源说亦提高了诸子学的地位。诸子学的复兴,与中国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形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此外,日本的学术资源的双重价值,也促进了中国哲学作为学科的建构。日本学者对中国学术缺乏“系统”、“组织”、“体系”的评论,和对论理学(即逻辑学)作为哲学不可或缺特征之一的推崇,深刻地影响了王国维、梁启超、刘师培、章太炎、胡适等一代学者,使他们脱离无批判地吸收外来知识资源的被动状态,开始用新的知识典范来定下中国哲学的内涵与外延。     

先秦诸子“限制权力”思想萌芽研究

限制权力既包括对最高权力的限制,又包括对其他权力的限制。先秦时期,产生了限制最高权力的思想,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各家的言论中产生了许多“限制权力”的思想萌芽。对权力的限制既可以通过和平方式来实现,也可以通过暴力革命方式来实现,前者是常规方式,后者是特别方式。     

论汉代诸子的“德治”与“法治”思想

“德治”和“法治”是先秦诸子重要的治国理论 ,两汉时期的思想家们大大发展丰富了这一思想理论并付诸于社会实践。一般而言 ,在封建皇朝建立前期 ,统治者大多采纳思想家们以德治为主的治国方略 ,如两汉前期。两汉中期 ,封建皇朝臻于鼎盛 ,则是“德法并重”思想的产生和实施阶段。而到两汉末期 ,社会各种矛盾激化 ,政局动荡 ,“德法并举”思想又演变为重法治 ,轻德治。这种因时而变的思想 ,反映出了汉代诸子的聪明睿智 ,有效地维护、巩固了封建统治 ,这正是汉代诸子为后人及今天的我们提供的最为宝贵的历史经验     

“愚民”与“明民”:先秦诸子的两种安民思想

先秦诸子,思想各异,但有一点却是一致的,他们都在不遗余力地向最高统治者献纳自己的治国为政之策。国以民为本,治国必先安民,所以他们的治国之策中着重强调的也是安民。而先秦诸子的安民,就其主导思想来说,主要有两种——"愚民"与"明民"。所谓"愚民",即去除欲念但不去除本能,否定智慧但不使民愚昧,以返归人类本初之真朴,求得社会之安定与百姓之安宁;"明民"则恰与之相反,是试图以一种顺应人类自身发展规律的方式(即承认人类智慧与欲念存在之合理性)来求得安民。     

略论先秦诸子的尚“清”倾向

中国古代美学中的尚“清”现象,源于先秦诸子。“清”的本义是指水清,先秦诸子由其本义出发,逐渐将其用于哲学、社会、道德、艺术等领域,使其获得了越来越广的审美意蕴。在道家学说中,“清”既是重要的哲学概念,又是审美的最高追求,老庄将“太清”视为天道的理想境界,将“缘而葆真,清而容物”视为理想的人性之美。在儒家学说中,“清”主要属于道德审美的范畴,用来概括隐士在乱世中清高处世、独善其身的人生境界与道德之美。由孔子到孟子,儒家对“清”的态度经历了由不重视到重视的逐渐崇尚的过程。荀子则融合了儒道两家尚“清”的内涵,并加以扩充,使之成为社会的共识,从而对后世的美学传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王官之学到诸子之学——论中国古代文艺思想发展史上第一次转折

春秋战国之际中国的社会制度出现转型,文化学术也随之发生重大变化。与之相伴,古代文艺思想也发生了第一次重要转折:从王官之学语境的文艺思想转而为诸子之学语境的文艺思想。诸子之学虽然由以六艺为代表的王官之学发展而来,但二者属于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学术系统,在这两种不同语境中的文艺思想也在基本旨趣上存在根本性差异。在这一转折过程中,孔子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中介性人物。     

民国“四书”题录研究

民国时期,"四书"文献题录形式多样,藏书、史志、举要、版本、鬻贩、索引等目录分类六个方面展现了民国时期"四书"目录学发展的情状,"四书"文献题录从内容到形式,融古今、兼内外,并存新旧、冲合中西,适为民国文献目录学时代境遇的生动映照。     

先秦诸子控“欲”思想研究

欲望作为人类的生命特性,是人类个体及群体生存和发展的内在动力。古往今来,人类生活之欢乐与痛苦、幸福与烦恼,社会治理之和谐与混乱,和平与战争等,无不与人类个体及群体的欲望及对待欲望的态度和方式有关。人类每时每刻都面临着如何驾驭个体及群体欲望的命题和挑战。先秦诸子在普遍承认人生有欲的前提下,分别提出了"寡欲""制欲""节欲""共欲"等控"欲"思想,充满着丰富的人生智慧和治理辩证法。对其加以系统挖掘和研究阐发,吸收其合理思想智慧,对于指导人们尤其是为政者自觉加强道德修养、追求健康生活方式、做到廉洁从政,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魏晋诸子“屋下架屋”的特点及其形成机制

魏晋诸子注重整合先秦两汉的思想资源以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而不能如先秦诸子一般“自开户(片庸)”.魏晋诸子“屋下架屋”的特点,表现在“理”与“事”两个方面,魏晋诸子既历时性地仿效先秦两汉子书,又共时性地互相重复.从子书篇名、著述结构、论述方式、用其情况来看,魏晋诸子“屋下架屋”是一种特殊的时代文化现象,是子书本身对“博”的规定性及魏晋尚博通的世风、诸子学派倾向弱化、地域文化建构的客观需要、拟古仿作的潮流等内外因交互作用的结果.     

从自然性看先秦诸子中的“水”

关于"水"的思想是先秦诸子哲学的重要范畴,本文立足于水的自然属性,选取水的三个基本自然属性,由此出发考察水对于先秦诸子的影响及先秦诸子中"水"的思想内涵。     

中国近代"发展之学"研究的史料与方法——以民国金融思想史为例

"发展之学"的特殊性在于其具有历史性和现实性的双重性质.如何选择史料和利用史料是一个重要方法论问题.研究民国金融思想,可以借鉴以思想、理论为纲,以历史顺序为目的思路.后现代史学对于历史研究的贡献,只是在于提醒人们不要过分地陷入主观意识对于"历史真相"的不自觉篡改倾向中去.     

关于“新子学”几个基本问题的再思考

“新子学”是发掘于“诸子学现象”又全面超越诸子学的全新事物。它是一种基于多元、开放、发展世界以面对他者而实现自我否定式发展为基本理念的新哲学。“新子学”也是重新梳理“子学”、“经学”,以改造整个中华学术文化的基本结构、实现其全面发展的学术文化工程：它是治疗当下学术文化“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交错综合症”的良方,尚有广阔的开拓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