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山论道器、理气与物器(上)

船山关于"气"与"太极"、"诚"关系的论述,往往涉及"道"与"器"、"理"与"气"等关系问题.由于船山在语言文字表述中存在着诸如"盈天地之间皆器",或"盈两间皆道也"等命题,需要加以梳理,以明船山哲学逻辑结构.     

道、理、器的形上形下之辨——谈程颢哲学

程颢哲学主要围绕道、理、器三个核心概念展开,承继中国传统哲学对"道、形、器"的话题探讨,铺展开以"道、理、气"为转换模式的新式方法,兼以各家学说独特气质,程氏哲学显现出生生不息的大道之行。理与形名虽不同,但实相符,因而从这个意义上明道先生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河南程氏外书》卷十二)本文围绕道、理、器三者的逻辑关系及逻辑理路并结合史宁中先生"自家体贴出来"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解读方法谈     

罗钦顺的大节目

罗钦顺以心性理气为宗旨,心性不离不混,一反程朱、陆王“存天理,去人欲”的观点,以人欲是人的天性、天理.在理气关系上,既不是理逻辑在先,也不是理气为二物,而是“理气为一物”.在道器关系,主张道器不二合一说.程朱、张载把性分“天命之性”、“气质之性”.他认为天命之性已逻辑地在气质之性中了,并非为二物.格物是为了穷理,不是陆王所说是为明心、立乎其大,或正心等.罗钦顺之学是从程朱理体学中脱胎出来,既拖着程朱理体学的尾巴,又为明中叶的气体学开出新生面.     

船山论道器、理气与物器(下)

二、理气不离不杂与道器相关联的是理气范畴。船山从《周易》道器论的融突而和合的精神来探讨理气问题，并对此作了总结性的发挥，达到了宋明理学中气学派的高峰。（一）实理条理“理”是船山关注的范畴。他认为，理的基本涵义是：“凡言理者有二：一则天地万物已然之条理，一则健顺五常、天以命人而人受为性之至理，二者皆全乎天之事”。（《船山全书》第6册，第716页）。其实，除全乎天之事外，亦涉及人之事。在船山哲学逻辑结构中，理与气关系构成其哲学逻辑结构的重要内容。理在船山哲学中究竟是什么？船山对其做了规定：第一，理为实理…     

王船山遵礼之理的逻辑显达与度越

王船山礼学思想在学术界多有关注,但其遵礼实践的逻辑展开在学术界缺乏探讨。船山遵礼之道的逻辑开显表现为如下几个层次:即作为遵礼之礼的"礼"彰显为人道而为人之独;作为遵礼之理的"理"贯通于气、礼之间,并与人息息相关;"礼"与"理"贯通:彰显了遵礼的必要理由而最终得以逻辑展开。船山遵礼之理的逻辑展开,实质上彰显了礼、气、理之间的相互贯通与度越,背后实质上凸显了船山遵礼实践的必要理由。     

论二程唯心主义哲学思想的理性主义实质

程颢、程颐哲学探讨的中心问题,是理气关系和穷理尽性的问题。二程哲学的实质是唯心主义的理性主义。本文试图对此从以下三个问题进行剖析。 二程唯心主义理气观的特征(理性主义的哲学依据) 在理气关系上,二程哲学的根本特征是提出了理与气的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区分,并特别严格地坚持两者的界线。程颢批评张载“以清虚一大为天道”,就是认为张载混淆了形而上与形而下两者的界线。他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若如或者以清虚一大为天道,则乃以器言而非道也。” (《遗书》卷十一)     

吴廷翰“气为万物之祖”思想探析

吴廷翰以"气"作为其哲学理论思维的核心话题,把宋明理学的道、太极、理、性等形而上范畴由气予以统摄贯通。首先,他认为气即道、理、太极,并建构了气体学理论思维逻辑体系;其次,他通过诠释气与道、太极、太虚、理的关系,凸显了气的统摄地位及其形而上本体的品格,并对气的内涵、性质、特征、形式进行界说,从而诠释了传统的心性话题,提出了气—心性一统论;再者,他以张载气学和朱熹的理气、知行、格致论作为理论基础,对心体学进行了批评。     

护道与诚意——曾国藩思想剖析

曾国藩为学归宗程朱,延续宋明理体学,以与太平天国的"拜上帝教"相抗衡。在理论思维上,既批评陆王心体学,又批评乾嘉汉学,以维护清王朝的意识形态。他对理体学的理气心性核心话题及其关系作了阐述。理(道,太极)作为形而上本根,假气而化生天地万物,并渗透到人的道德领域。修身之道千万条,其要在诚意正心,心不正就会乱义、信、德及礼乐等。他特重君子慎独,要人在任何情境下都能保持君子的人格,而不被私欲所蔽。如何才能诚意正心,必须格物致知,只有通过格物诚意,存心养性,才能恢复人性之善。由于人在生存世界有种种利益的引诱,气禀所限,物欲所蔽,而丧失善性,所以要加强进德修业工夫。     

禀气人性论的建立中儒道话语范式的演变

西汉初年,董仲舒首先把道家阴阳观念与儒家的伦理道德结合起来,建立了儒家的禀气人性论。其后,道家、道教也提出了自己的禀气人性论。禀气人性论在发展中呈现出强烈的儒道互补的特征,儒、道的人性论都分别引入了对方的话语范式,互含对方的某种理论特质。儒家学者以道家、道教的中性价值话语(即物理属性的阴阳、有无、明暗、厚薄、多少)为形式,以儒家的伦理道德话语(善恶、正邪、贤愚)为内容,论证其禀气人性论;道家、道教也受到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赋予阴阳二气以道德意义,不但将传统的"道性"观念伦理化,而且承认了儒家禀气论中人性差异的主张。唐末到宋代,儒道互动的趋势更为明显,经过张伯端、张载、朱熹等人的努力,儒、道禀气人性论不但义理相通,而且在话语范式上实现了完全的圆融。     

试论高拱的哲学思想(续完)

四、高拱对程未“理先气后”说及“性即理”说的批判 高拱在认识论上,既然肯定了感觉或经验是外在客观世界的反映,就必然要批判程朱的“理先气后”说。 宋明理学家所谓“理气”或“道器”关系问题,就是近代哲学上所谓“思维与存在”或“规律与事物”的关系问题。程朱所谓“理先气后”,就是思维第一性、存在第二性,或规律在事物之先、之外、之上的意思;而这样解答哲学根本问题,正是程朱理学的客观唯心主义的标帜,也是唯物主义思想家与之论争最激烈的问题。例如:朱熹在《语类》卷一和弟子答问中有云:     

船山论道器、理气与物器(下)

二、理气不离不杂 与道器相关联的是理气范畴.船山从《周易》道器论的融突而和合的精神来探讨理气问题,并对此作了总结性的发挥,达到了宋明理学中气学派的高峰. (一)实理条理 “理”是船山关注的范畴.他认为,理的基本涵义是:“凡言理者有二:一则天地万物已然之条理,一则健顺五常、天以命人而人受为性之至理,二者皆全乎天之事”.(《船山全书》第6册,第716页).其实,除全乎天之事外,亦涉及人之事.……     

对朱子理气关系论的重新考察

朱子的理气关系学说必须一分为二,分别为"在理上看"和"在物上看"。"在理上看",就是从逻辑上思辨与分析。"理先气后"之"先",不仅仅指思维逻辑与理论逻辑层面上的"在先",也有哲学性质上谁为第一性、谁为第二性意义上之"在先"。理在逻辑分析意义上有主宰义与决定义。"在物上看",就是从宇宙生成论视阈分析。"理气合一"必须在"理先气后"这一基础上立论,才不会导致认识上的偏差。理与气没有割离,理在气中,理是一种具体的普遍,而不是超越经验世界的抽象普遍。朱子的理气论哲学新意并不多,缺乏思想创造性,或许可以说是朱子理本论的一大缺陷。     

宋代新儒学的平等与差别理论

在中国的传统思想里,平等问题是以"原理的平等"与"现实的差别"相矛盾的关系出现的。宋代新儒家学说的代表学者朱熹引进了性理学的理与气的概念,把孟子的性善说提升到了存在论的层次(Ontological Lev-el),又通过气的概念来说明人与人之间与生俱来的差别。从把"理"限定在人内在的理性这一点上来看的话,可以探讨人的平等,它通过"分殊理"运用于把现实性差别正当化的理论根据,依据理先气后的理论,主张虽然原理上在现实中存在身份的差别,但它并不是作为平等的原理,与此相反,作为构成封建秩序的重要中轴,上下身份的差别成为必然的东西,不得不走向固定化、绝对化。     

从“虚气相即”到“知行合一”——宋明理学“天人合一”主题的展开、落实及其指向

中国文化一直以"天人合一"为至上追求。但在不同的时代,天人合一又有其不同的内涵,比如在理学的开创阶段,天人合一就表现为本然与实然的统一,这种统一正好表现在张载以"虚气相即"为代表的本体论与宇宙论的并建与统一上,理学的本体宇宙论即由此得以确立。到了朱子时代,天人合一又表现为理与气的不即不离;但理和气本然与实然的两属以及"所以然"与"所当然"的不同侧重,又意味着"尊德性"与"道问学"、理本论与气化宇宙论的分裂。到了王阳明,才从官场与学界共同的内外背反现象中发现了知行为二的根源,所以其从身心一致的"知行合一"出发,并通过致良知,从而完成了从知行到身心、主客包括本然与实然两重世界的统一;而从批评程朱未能"定于一"的罗钦顺起始,则又从理与气之不可分割特征入手走向了气学。这样一来,心学与气学,既是中国文化天人合一追求的两种不同走向,同时也代表着中华民族现代化追求的双重资源。     

王船山“尽器贯道”的实践哲学取向

王船山认为并不存在一个绝对客观化且没有人的理解与实践参与的物性,物性一定是在人的合用性指引中向人显现。'道'乃人应事接物之道,不能等同为'理'或自然物性。'器'是在人的世界中向人显现的物,随着人生存方式的变化,才有相应之器被纳入人的视域,由此而有当然之则与器之道。天之道必待人而成之,此之谓'尽器',人接事应物合宜,道器方能会通于至诚而极尽其变化。     

王船山的“体”概念——对宋明道学“道体”论的重构

宋明道学的“道体”被认为是与“今所谓本体意同”的真正本体论。程颐始以“道体”来解释“子在川上曰”,并以“与道为体”论述“道体”,朱子认为其“体”字为“体质”义,而非体用之体,即非体用论意义上与“用”相对的“本体”义。与此相应,朱子认为《中庸》“体物不遗”的体物也不过是“物之体”的意思。王船山延续了程朱的道体论,亦强调“体”即形体义。然船山基于其气学立场,认为道体无非是道之体,强调“道体自流行于天下”这一宇宙论形态的道体流行观。对船山而言,道之体即阴阳,也就是阴阳为道之体,故道与阴阳(器)构成了世界的整体结构。然而道与器并非分属形上形下,亦非两种“异体”,相反,道器构成“交与为体”的一体关系。重要的是,在道器结构中,器为基体,道为属性,因而只可说“道者器之道”,却不能说器者“道之器”。这是由于世界的实在性唯在于“器”,故曰“天下惟器”。总之,船山哲学通过对宋明道学“道体”论的重新诠释,建构了“形形皆有”“体用胥有”的气实在论,而这一理论特质印证了张岱年所说的中国哲学本体论肯定“万有众象同属实在”的论断。     

艮斋田愚理气论、心性论及其在朝鲜理学史的地位

在日本侵略朝鲜朝,朝鲜民族危亡、国家遭辱、人民悲愤之时,艮斋田愚高扬春秋大义,赓续民族文化,他以朱子学、栗谷学为准的,审视诸家,借鉴前说,对儒学性理学的理气心性核心话题,作出别开生面的创新诠释。理是度越的形而上之道,气是形而下之器。理是宇宙本体、本根,气是其体现的事物现象。理为生物之本,气为造化的枢纽。艮斋以阴阳五行多元、多样的东西融突和合化生万物,而不是一元的上帝创世纪。理与气不离不杂,合理气,理气不离,理自理,气自气,各有各的内涵和特性,理气不杂,构成理气一源,显微无间的关系。并推致心性不离不杂。性是人所禀受的天理,批评陆九洲、王守仁的“心即理”说,两创造性提出“性尊心卑”“性师心弟”“心本性”说。艮斋田愚的精神世界,基于他对朝鲜朝所面临的内外冲突和危机,反抗日本的侵略,继承道统,成为20世纪儒家理学史上杰出代表。他的精神世界的特色彰显为忧国忧民的爱国精神,绍承道脉的坚毅精神,创造性转化的理气精神,创新性发展的心性精神。     

试论阳明心学的“道事合一”思想

"道事合一"是阳明心学隐含的基本命题,其内涵主要有四:其一,事是道之器,道不远人,存在于日常生活所构成的事里,并通过事而化虚为实,从而在人面前显现自身,不但如此,道在不同的情境下表现为不同的事,从而使得说理不但不能离事,而且必须善加选择用以说理的事;其二,事是道之"工夫",不仅致万物之理是靠人的"正事"活动完成的,而且"致良知"以"成圣"亦是靠人的"正事"活动完成的;其三,道是事之本体,既成了人生的终极关怀和日常行动的动力源,又成了有效做事方法生成的根据,还成了规范做事行为的依据;其四,史是以道成事的范例,以教人生活为己任的经书不应空洞地说教,而须与史成为一体,拿事说理,从而提升人运用"道"于具体事务的能力,并通过人的做事活动来"弘道"。     

被“闲置”的“活理”——再辨朱子的“理气动静”问题

朱子"理气动静"的问题多受争论。实际上,朱子的本义是"动静"不适合也不足以范畴"理","理"超越动静;同时"理"的内涵本身、"动之理"与"静之理"都保证了理是"活理"。但另一方面,朱子又引申"理气动静"而得出"气强理弱"的判断,"活理"亦由此受到局限。贯彻到工夫论上,结果是他对于"气禀"的影响持有更加谨慎的态度,因此宁愿"闲置"此"活理"的有限作用,由此最终与心学走上了迥然的工夫路径。     

道教生命观的哲学阐释——以葛洪《抱朴子·内篇》为中心

道教生命观主要涵盖三方面的内容:生命结构上的"形神相依互持"论,其典型表述为"形者,宅也;神者,主也";生命本质上的"道生气化"论,即生命形态万千殊异,本质上却都是禀道受气的结果;生命能级上的可化论,就是说,生命存在以气为基础,气是生命能级的标识,而气本身是可以变化乃至升华的,提升气的层级,就意味着升华生命能级,当下形态的"人"可变化气质而迁化成"仙","仙"就是化气合道而"长生久视"的"人",是"人"应然的生命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