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性与探索性的结合--论俄国象征主义诗歌的艺术成就

俄国象征主义在艺术形式方面的成就主要表现为:象征性与探索性的结合.其象征性包括强调"应和"和重视多义性两个方面;探索性则表现为通过音乐性和视画性体现出来的在诗歌语言、音响、造型方面所做的大胆探索.二者的有机结合,既体现了俄国象征主义的艺术创新,也展示了其独特的艺术成就.     

简论俄国象征主义诗歌的语言特色

俄国象征主义是俄国现代主义的先声,是其白银时代最有成就、最有影响力的流派。它独特的诗学视角和鲜明的语言特色,引发了俄国诗歌的又一次复兴和繁荣,成为俄罗斯文化中的一座宝库。俄国象征主义诗歌的语言特色表现在神话化、音乐性、暗示性、法术性和层次性5个方面。     

简论俄国象征主义诗歌的语言特色

俄国象征主义是俄国现代主义的先声，是其白银时代最有成就、最有影响力的流派。它独特的诗学视角和鲜明的语言特色，引发了俄国诗歌的又一次复兴和繁荣，成为俄罗斯文化中的一座宝库。俄国象征主义诗歌的语言特色表现在神话化、音乐性、暗示性、法术性和层次性5个方面。     

博物馆文化与校园文化的交融——试析博物馆办馆策略中的“学校路线”

博物馆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教育机构和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配合学校教育方面有着责无旁贷的社会职责.我国博物馆办馆策略走"学校路线"具有当然性和必然性.博物馆要采取多种措施落实"学校路线",使博物馆文化融入校园文化,以更好地发挥博物馆对学生群体的教育作用.     

论穆木天的《谭诗》

《谭诗》首次将西方象征主义的"纯诗"概念,作为反驳"散文化"的有力武器引入中国诗坛。穆木天一方面横移西方象征主义的观念为逻辑起点,一方面又在具体论述中竭力抹去其超验色彩,这既来源于辰野隆的启示,也表现了穆木天试图建构中国"纯诗"理论的努力,并直接导引了中国化的"纯诗"理论与西方象征主义的不同特征。     

新文化运动、"文化热"与"国学热"——从文化整合中的三种现象看文化转型规律

20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现代性的诉求引发了三次文化高潮,其中"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于外源性文化危机,是以少数知识精英为主体的一场文化革命;80年代"文化热"源于市场经济体制下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而近年来的"国学热"则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知识分子与普通大众的共同选择.从新文化运动到"文化热",再到"国学热",三种文化现象显示了在文化转型过程中文化主体正从少数知识精英扩展到普通大众,在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不断整合过程中也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     

"守恒"与"追加":韩、日节日习俗中的文化传承比较

民俗具有双重意义结构,即"守恒"与"追加",使其可以跨越时空的界限而长存.同处东亚文化圈的韩国与日本,其节日习俗中的文化传承,分别巧妙地化"守恒"与"追加"为各自文化传承的不二法门.通过两者节日习俗的比较,可以发现,韩国文化的传承是"打糕式"的"守恒",日本文化的传承是"钟摆式"的"追加".殊途同归,二国由此成就了同样令世人瞩目的文化国力.     

世俗化进程中的时代隐喻——论十九世纪俄国宗教画中“观看伦理”的双重变革

图像中主体之间的"观看"及其伦理是视觉文化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此特质在俄国宗教画中尤为突出,并于十九世纪经历了世俗化进程下的双重变革。第一重变革属于作品内部,十九世纪俄国宗教画打破东正教圣像传统,消解了圣像面容向观看者发出的"不可见的"目光,使图像成为了被观看者把捉的文本,画中的宗教事件从神圣时空落入世俗时空;另外,图像中主体目光中心的转移使其宗教叙事从上帝恩典转向了"无求于外"的"因信称义",俄国宗教画自此进入世俗化进程。第一重变革直接影响了属于作品外部的第二重变革,俄国宗教画对人类自身力量的确信与同时代社会思想产生了密切联系,基督教叙事隐喻的是十九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实践。由此,十九世纪俄国宗教画在世俗化进程中的"观看伦理"和俄国社会思想产生了共鸣,并为十九世纪俄国遗留的一些难题提供了启示。     

儒家"耻"文化及其现代伦理意蕴

作为典型的"耻辱感文化",儒家"耻"文化指儒家关于"耻"的概念和理论及在此指导下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儒家"耻"文化的核心是重"名",重视人的名声和名分,是"名表耻里"的文化.作为农业文明形态的伦理文化,儒家"耻"文化又是一种适合了封建宗法等级制需要的士人伦理文化,与现代社会的距离越来越远.但儒家文化几千年来已经内化为中华民族的心理和精神源泉,因此,在现代道德教育和伦理建设方面,儒家"耻"文化依然有其重要意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世界化及现代化的"内在性"关系

在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推进过程中,有三个"内在性"关系问题值得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与世界化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与现代化的关系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理论逻辑上是一种蕴含或总体同一的关系,在缘起、层次、功能、表现等方面则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有具体差别,二者的实践基础是共同的,实质都在于"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根本的方面都在于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具有相对独立的理论逻辑和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其它世界(化)哲学一样,都存在一个根源于语言和文化形式差别的民族化与世界化的关系.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民族)化与世界化的关系产生的实质根源在于实践,本质上不是一个"语言问题",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世界化关系的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在形式上看似有历史和文化上的对立,但在超越西方现代性、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性等实质方面则可以走向统一与融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化的直接理论资源.对以上三个"内在性"关系的理解,最根本的还是要把握其实质即"与中国实际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