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论到二重性：布迪厄社会观理论研究

布迪厄反对将社会看作实体性的物质结构,以为这一结构能够被感知和触摸;也反对将社会看作是种种表象和意志,呈现于主体性的感悟中。进而言之,他反对在社会与个人、物质与精神、结构与行动等二元论范式中寻求社会所在。就此而言,布迪厄的社会观,是将社会看作是实践者及其文化所型构而成的有机生命体。这一特定的社会观,建基于他对“doxa”概念的阐释。场域与习性则构成了一种具体的二重性存在。由此,布迪厄展开了其唯物主义人类学的分析。     

从集体记忆到个体记忆——对社会记忆研究的一个反思

本文立足于哈布瓦赫传统下的集体记忆研究范式,重点反思社会记忆的权力观和社会决定论问题,并试图将研究重心转移到对个体记忆的关注上。在此,遭遇到记忆的微光,它多存在于个体记忆之中,往往出现在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缝隙之间,一般而言,是社会决定论与能动个体之间碰撞的产物。记忆的微光之于强势的社会记忆研究范式,其力量之微弱甚至暂时不能构成一种独立的记忆类型,但它描摹了另一种记忆的存在状态,提示着被忽视的现实洞察。     

爱国主义和世界主义：涂尔干的公共思想难题

在全球化时代,曾经作为个体或集体认同主要支配模式的宗教和民族主义,似乎已构不成为现代社会政治认同和公民权的牢固基础。因此,在民族主义和全球化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深入理解涂尔干有关爱国主义和世界主义关系的思考尤为必要。涂尔干的社会思想中蕴含着两大基本主题即“社会如何可能”和“社会学如何可能”,它们又融入于其一生所专注的“根据实证科学方法来考察道德生活事实”之研究中。从整体上观照爱国主义和世界主义问题并基于现代社会中人性神圣性的社会事实,能够从方法论和实质性问题思考的交汇层面充分揭示现代社会团结的基础。按照涂尔干的思想,解决这对矛盾的根本出路,在很大程度上是厘清法团和公民国家的关系问题,换言之,关键在于阐明有关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关系的问题。     

舆论支配与三重社会图景：涂尔干对卢梭社会学说的再造

舆论支配既是卢梭阐释社会状态的关键，也是涂尔干分析社会事实的重要参照物。借助舆论议题，涂尔干在改造自身解释系统的同时再造了卢梭的社会学说。卢梭认为，舆论是社会堕落的根源，需经由立法者的引导才能变成政治创制的基石。在早期的社会形态学路径中，涂尔干从比较法的视角考察了舆论、法律与社会类型的关系，在否定卢梭人性基点的同时强调了社会对人性的提升作用。为摆脱“决定论”色彩，涂尔干在与塔尔德的论战中为舆论机制纳入个体同意的条件，使社会成为符合个体本性的自然约束。在集体表象视角下，涂尔干彻底倒置了卢梭对自然和社会所作的等级序列，将社会从“压制本性”的人性枷锁修正为“提升本性”的文明基石。     

消散式遏制：中国劳工政治的比较个案研究

中国激烈的劳工抗争为何未能得到持续的扩展而被国家逐步平息,笔者试图通过对正式国有工人和长期临时工人的比较研究来回答此问题。本文聚焦这两组工人具体的斗争过程和机制,考察他们如何通过在街头抗议、集体上访和法律仲裁等不同斗争路线之间的穿梭,从而实现与国家代理人的互动。研究发现,这两类工人在斗争过程中获得了不同的象征性满足而不是物质上的让步;他们的满足方式的差异是国家代理人依据两类工人各自不同的历史轨迹和社会身份所做出的有差别的策略性回应与引导的结果。与强调工人内部分化导致集体无行动的“工人分化论”不同,本文所谓的“消散式遏制”强调分化的工人同地方国家代理人之间的互动,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工人们未能实现抗争可能带来的阶级认同,而是丧失了最初的激进动力和挑战性,逐步屈从于国家的和平驯化过程 。     

“批判诠释论”视角下的“争吵”事件——一个国际项目实施中的冲突与转向

摘要：社会工作是承载“强烈价值”的专业实践,而“强烈价值”的介入,常常伴随着冲突,其背后正是“批判诠释论”所强调的“理解”与“沟通”的缺失。从“批判诠释论”角度看,“争吵”是彼此缺乏沟通与理解的产物,是实践“沟通互动论”中相对激烈的讨论形式,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项目“充权”存在异化,专业关系中带有压迫的痕迹。依照“批判诠释论”的社会工作范式,坚固项目过程中平等合作的角色定位,立足自我觉醒与最大可能的相互理解,通过最大限度的沟通对话,才能营造真正意义上的社区。     

卡里斯玛、公共性与中国社会——有关“差序格局”的再思考

对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概念,已有的研究大多从个体与不同类别的其他社会成员之间关系的差异性出发来讨论。笔者以为,类似的模型几乎可以在世界任何一个文化里找到,仅从这一视角出发肯定有所偏差。事实上,费孝通认为存在两种“社群”：由团体格局所形成的“团体”和由差序格局形成的“社会圈子”。东西方社会结构的差异不在于西方只存在“团体”,东方只存在“社会圈子”,而在于这两种“社群”在社会构成上的不同。笔者由此指出,“差序格局”的实际含义是强调由“差序”所构成的社会组织在中国社会中占据主导与支配地位。中国所谓的公共领域,实际上由私人领域扩张与转化而来,或者受到私人领域的支配,这也使得中国社会的公共性供给在相当程度上依赖并取决于处于“差序格局”中心的某个个体或某一批个体的道德性     

单位团体献血运作的过程与机制:以北京市T大学为个案

本文在中国社会结构转型和血液制度变迁的背景下,以T大学的一次“女生节”献血活动为关键案例,应用集体行动的有关理论,分析单位团体献血的运作过程和运作机制。本文认为自愿无偿献血的运作过程是一个意义框架建构和延伸的过程。无偿并非没有任何激励,只是淡化物质激励,更多地强调象征激励,即对符号、话语、意义、价值等的突出,这不仅表达了对献血者的尊重,也促进了献血框架的再生产。单位团体献血的有效运作有赖于单位内部的结构易得性,由于高校具有更强的结构易得性,自然成为团体献血的主体。     

涂尔干早期社会理论中的“社会”概念

涂尔干关于“社会”的理论的形成,与由以卢梭为代表的自然权利学说演变而来的抽象个人主义给法国社会造成的现实困境紧密相关。通过对该线索的详细考察,本文认为,涂尔干试图通过确立社会既是一个社会体又是一种集体意识的存在,来破除自然权利学说有关人的自然权利和社会人为性的基本观点,并以此来重新确立社会团结的基础。但是,这种两重性设定同时也暴露出涂尔干早期思想的内在困境：由于社会作为自成一类的存在,而其理论框架中没有搭建起个人与社会发生关联的方式,因此无法论证社会的正当性并找到社会团结的现实基础。     

收入不平等与个体健康——基于200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实证分析

文章利用200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5）数据与县级社会统计资料,通过拟合多层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地区收入不平等程度对个体健康状况的影响,系统检验了绝对收入理论和收入不平等理论。结果表明,即使在控制了个体收入对健康的凹陷效应之后,县级收入不平等程度仍对个体自评健康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对收入不平等影响健康的作用机制的进一步分析表明,社会心理机制仅能部分解释不平等对健康的负面效应,而新唯物主义机制未能得到经验支持。     

从政治技艺到一般社会学——重新考察涂尔干的政治社会学遗产

通过考察涂尔干的一般社会学及其论题的形成过程,可以发现涂尔干建立的从特殊科学到一般科学的社会科学体系与他力图扩展的政治学古典分析框架直接相关,他的一般社会学则扮演了传统政治学的角色。沿着涂尔干最初的论题,可以进一步探讨其理论与社会主义、个人主义和孟德斯鸠政治学说之间的关联,并搭建一个用以理解其政治学说的框架。涂尔干将政治范畴从纯粹的政府理论扩展至社会总体,目的是将后者作为现代政治的首要问题。唯有在此框架下,他的政治理论才能得到恰当的理解。最后,涂尔干并未否定政治的首要位置和政治家的地位,他主张的带有文明论和整体论色彩的政治理论作为政治社会学遗产的价值远未得到充分揭示。     

社会性个体的生成：杜威的儿童研究及其社会理论意涵

本文通过集中讨论杜威基于儿童研究而进行的行动力教育,揭示实用主义思想对个体主义的具体理解。在美国镀金时代,孤立个体主义加剧了现代美国人的道德危机和社会分裂。杜威此时进行的儿童研究与教育改革,首要的目标是重新理解现代个体的行动结构和人格形态,以克服孤立个体主义造就的行动难题。利用“刺激—反应”的行动机制,杜威同时结合了自然力量和社会意识,力图在开展行动力教育的过程中塑造一种“社会性个体”。社会性个体一方面保留了源于自然的神圣性,另一方面又不断吸收来自社会的文明传统,以应对现代世界在人心和社会两方面的挑战。本研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美国社会学的早期思想根基并反思当下的生存处境。     

道德统计学的社会观:塔尔德与涂尔干之争再考察

鲜有人考察19世纪法国的两位重要社会学家塔尔德和涂尔干之间的争论。本文以两人都倚重的统计学方法为切入口,深入考察两人论辩的实质问题,并力图呈现论辩背后的社会观差异以及各自对社会秩序之基础的思考。塔尔德试图以客观概率的方式去捕捉作为主观变量的社会秩序的生成过程,涂尔干则秉承以凯特莱为代表的道德统计学传统,试图通过纯粹客观的统计数据来捕捉具体社会结构及其功能的正常状态。通过对两人统计学基础的不断追索,本文认为,两人的实质差异在于：塔尔德试图超越社会本体论思考,用单子论的方式把握和理解现代社会特征和秩序的基础,而涂尔干仍然从社会本体的角度做社会学式思考,探寻现代社会的秩序基础。     

国家与祖国:涂尔干论政治社会的两个面向

1905年国家与教会分离法案确定了国家的世俗性质,保障个人的良知自由。不过,法案也内含潜在的危机：良知自由与世俗国家之间的紧张。一方面,共和体制为良知自由转化为个人政治权利提供了合法途径,进而挑战国家权威。另一方面,个人与共和国之间的感情越来越疏远。涂尔干判断,危机根植于法国的政治传统,特别是“1789年原则”。不同于契约论和教权主义,涂尔干提出国家与祖国是政治社会的两个面向,个人主义和爱国主义是对应的两种伦理,符合有机团结与机械团结的特征。人格崇拜是国家和个人所共享的,国家是社会的大脑,拥有相对的独立性和权威性。祖国是现存的最大的实体,爱国主义是集体意识,人们不能为了理念上的无形的祖国,而与同胞为敌。     

追寻神圣社会:纪念爱弥尔·涂尔干逝世一百周年

本文试图从涂尔干所揭示的失范之现代性内在根源入手,详细剖解个人主义、民族主义以及表现为绝对国家意志的帝国主义的深刻的社会原因,并以此来表明涂尔干的核心思想任务,是在构成现代社会的所有要件之间,重新搭建起多重的连结纽带,使人重新回到具体的社会之中,使政治重新落实在具体的社会之中。为了全面揭示群体与国家、职业与民主、道德与政治的内在关联,涂尔干分别从法团、国家、财产、契约四个规范性范畴出发,对社会的性质做了历史论证。不仅如此,涂尔干在其宗教研究中,还从本体论、实在论、知识论和伦理学四个方面对社会存在做了证明。最后,本文还表明,涂尔干对教育核心议题的讨论,是试图解决道德的凝聚,乃至文明内在精神的传承等问题。本文希望以此来纪念这位思想的集大成者逝世一百周年。     

教育知识与圣俗二分：从涂尔干到伯恩斯坦

“知识是一种社会建构”命题是涂尔干研究人类总体知识的落脚点,也是伯恩斯坦理解教育知识的社会性质的起点。本文试图重新理解涂尔干这一重要却不断被误解的命题,从“圣俗二分假想”入手,还原涂尔干知识社会学背后的问题意识,并呈现伯恩斯坦对圣俗二分的思考。研究发现,伯恩斯坦一方面继承和推进了涂尔干对知识及其社会基础的思考,从双重社会性假设出发阐释了教育知识的分类原则,另一方面也阐明了圣俗二分所蕴含的教育解放的可能性。     

“人性宗教”的起源与经过 ——一个塑造现代社会的过程

面对中世纪晚期以来宗教和政治的总体性危机,马基雅维利奠基的“公民宗教”提供了一种建立现代秩序的可能性,但它背后所预设的伊壁鸠鲁式的“自然观”并没有为“现代人”的人性与政治建立普遍性的基础。卢梭通过笛卡尔式的“我思”所建立的人性秩序,不仅证成了现代神义论,而且试图构建一种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道德共和国。因此,卢梭的“公民宗教”本质上是“人性宗教”。然而卢梭的“人性”宗教所崇拜的并非是人性（human nature）自身,而是人性背后的上帝以及其所“安排”的秩序。“人性”（Humanity）宗教总归要返回到自身,这正是法国大革命后社会理论思潮对卢梭“人性论”的反叛与重新展开,现代社会正是通过这种过渡而形成了自身雏形的同时又面临着进一步的危机。     

“桑梓情谊”的现代转化：费孝通社会理论的情感维度

费孝通的社会理论在社会结构方面更受学界重视，而其中的情感维度尚未得到足够关注。本文试图在费孝通早年有关中国现代化的理论视域中，梳理他有关“桑梓情谊”与“亲属情谊”“乡土工业”“村镇地方团体”之间关系的探索和讨论，进而呈现费孝通社会理论中对于情感的重视。 在费孝通看来，中国的现代化应该以中国传统社会组织为基础来嫁接西方现代技术， 从而推动整个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有效过渡。 在此过程中，他尝试将既旧且新的“桑梓情谊”阐释为现代中国社会的情感基础。 文章认为，“桑梓情谊”表征并构造了本地的根源与大社会的流动以及地方与国家的人际关联， 是理解费孝通社会理论之情感维度的关键，对我们思考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也有一定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