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地位、生活方式与健康不平等

以往研究多认为社会经济地位是人们健康水平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但对其影响机制却缺乏理论解释和检验。而社会流行病学研究关注与健康相关的生活方式及行为因素对人们健康水平的影响,但忽视了社会结构因素对人们生活方式的型塑作用。本研究根据健康生活方式模型将生活方式作为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水平的中间机制,通过“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5）”数据,分析中国民众健康不平等的形成过程。研究发现,同欧美主要发达国家一样,中国民众也存在明显的健康不平等,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人,其健康水平越高。社会经济地位主要通过健康生活方式影响人们的健康水平,其影响机制可以描述为,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人越倾向于拥有和维护健康生活方式,而健康生活方式又直接影响了人们的健康水平。     

中国的制度变迁、阶级结构转型和收入不平等：1978-2005

本文结合制度主义理论与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提出在中国社会分层研究中“把阶级带回来”的观点。根据户口制度、单位制度、干部身份制和私有产权等造成转型时期中国不平等的重要制度性因素,建立一个以对不同形式生产性资产的占有为基础的即新马克思主义取向的中国阶级分类方式,并在经验层面展示了其较之于其他分类法的优越性。研究认为,中国正在发生的制度转型对社会不平等秩序的重塑表现为不同形式的生产性资产,即劳动力、资本、组织、技术/权威等四种所有权作用的相对转变,从而导致阶级结构的转型和贫富差距的拉大。     

收入差异下的老年心理健康不平等及影响机制

基于2005-2014年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的四次追踪数据,采用潜变量增长曲线模型,分析了基于收入差异的老年心理健康不平等变动趋势及影响机制。结果显示：第一,由收入差异导致的老年心理健康不平等随年龄增长呈收敛趋势,符合年龄中和效应理论;第二,身体失能是年龄中和效应存在的关键原因,身体失能比增龄在缓和由收入差异导致的心理健康不平等中的调节作用更大;身体失能降低了收入对老年心理健康不平等的影响作用;与低失能老年人相比,在高失能老年人中基于收入差异的心理健康不平等随年龄增长的收敛趋势更加明显。因此,应推动全人口、全周期健康管理,提高低失能老年群体的收入水平,并完善高失能老年群体的心理慰藉服务体系和社会功能补偿机制。     

当代社会学中的阶级分析：理论视角和分析范式

本文系统梳理了当代社会学研究中的阶级分析文献,揭示了阶级分析视角的核心和多元化的分析范式。阶级分析视角的核心是基于社会关系定义的结构性位置,是关于社会不平等及相关社会现象系统化的结构性解释。多元化的分析范式主要包括：（1）研究对象上的宏观层次（解释大规模社会变迁和转型事件）与微观层次（解释阶级对个人态度、行为和生活机会的影响）;（2）分析思路上的 “结构-意识-行动”（将阶级作为“集体行动者”）与“结构-状况-选择”（将阶级作为“生活条件综合信号”）;（3）解释逻辑上的“剥削和利益形成逻辑”、“状况逻辑或理性行动逻辑”和“结构化（或同质性）逻辑”。     

认识中国的不平等

摘要：基于以往的研究,作者在本文中进一步提出了以下命题：（1）中国的不平等很大程度上受到一些集体机制的影响,例如区域和单位;（2）传统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助长了以业绩为基础的不平等,业绩被认为能够促进民众的集体福利;（3）目前很多中国人认为不平等是经济发展的一种不可避免的后果。有鉴于此,作者认为,社会不平等的问题本身在当今中国不太可能造成政治和社会的不稳定。     

收入水平、不平等感知与主观福祉

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基于规范视角分析了不平等感知对居民主观福祉的影响,结果显示：个体对不平等的感知越强,其主观福祉越低,且这种不平等厌恶主要存在于中高收入群体;收入水平越高,个体获取信息的能力越强、更加关注社会差距问题,从而产生了更强烈的不平等感知;伴随着不平等感知越强,个体参与慈善捐赠的概率也越高。因此,在推进共同富裕中,不仅要完善客观收入分配结构,更要重视居民对社会收入差距的感知,加强有效信息的及时公布,合理引导公众预期。此外,三次分配在中国有较良好的群众基础,可以充分发挥其在缩小收入差距中的补充作用。     

族群与教育不平等:我国西部少数民族教育获得的一项实证研究

摘 要：本文通过梳理国内外有关族群（民族）分层的文献,认为有必要把“民族”纳入到中国的市场转型和社会分层理论框架之中,并从教育获得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实证分析。影响中国少数民族教育获得的因素主要包括：城乡地域区隔、职业结构（阶层）、文化差异和国家政治进程（政策变迁）。基于对2004年中国西部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作者发现：（1）基础教育阶段入学的族群差异主要由城乡差别和阶层不平等造成,族群不平等已不显著;（2）少数民族子女高中升学概率依然显著低于汉族,其原因部分在于城乡、地域和阶层因素,部分在于少数民族和汉族的文化差异（如语言环境）等因素;（3）与汉族教育不平等的代际传递模式不同,少数民族教育不平等的代际传承以资源转化模式为主,从而影响了不同族群在教育扩展中的获益程度。总体而言,虽然中国西部少数民族的教育获得仍显著落后于汉族,但其教育不平等更多地来自城乡和阶层之间的差异。     

社会的制造与集体表象

本文通过对涂尔干思想中的社会概念尤其是集体表象理论的解读,深入剖析现代社会自我证成上的困境。涂尔干一方面继承了契约论传统对社会的人为制造性的强调,另一方面又反对该传统将社会还原为个体之间约定行为的结果。集体表象理论针对的正是这一理论困境。涂尔干认为,集会或集体欢腾之际所产生的集体表象犹如化合作用,不能还原为个体的约定或契约,它是社会的产物,优先于个体。它不仅表达了个体对社会的情感,而且在定期的社会再造中创造这一情感。图腾标记对集体表象的具体化,既构成了个体认识社会的中介,又成为社会定期再造的依凭。涂尔干反对将法国大革命诠释为个体意志主导的结果,而试图通过集体表象将其诠释为社会定期再造的体现并强调社会之于个体的优先性。集体表象的神圣性既不依靠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彼岸化的上帝,也不是个体意志的产物,而是社会性的,来自于社会的自我生产和再造。     

社会资本与不平等的再生产：以农民工与城市职工的收入差距为例

本文以农民工与城市职工收入差距研究为切入点,探讨社会资本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路径及其程度。通过分析中国8城市的调查数据,运用收入分解方法,考察社会资本影响农民工与城市职工收入差异的两条路径,即进入职业的机会差异和职业内的收入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户籍制度和交往同质性原则导致农民工（相比城市职工）在社会资本存量方面更加欠缺,难以进入收入高的职业,且职业内的讨价还价能力也很有限。两种路径差异的综合,是导致农民工收入较低的重要社会原因,因此,社会资本是维持和固化社会不平等的微观机制。     

互联网与抗争行动：理论模型、中国经验及研究进展

互联网的出现对抗争行动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关于互联网与抗争行动的研究也逐年增多。由于这些研究分散于不同学科,不同研究之间缺乏相对统一的理论框架,从而妨碍了研究的进一步发展。笔者对相关的文献进行回顾与梳理,归纳了互联网影响抗争行动的三种不同的理论模型。此外,本文还回顾了在中国情景下的研究成果,包括互联网与抗争行动、市民社会发育等议题。在此基础上,作者最后对今后可能的研究方向进行了简要的讨论。     

Perceptions of Distributive Justice of the Residents in Contemporary China’s Large Cities: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the Survey in Shanghai〖JP〗

本文从自利理论和归因理论出发,以2006年8月-2007年1月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上海市居民的阶层地位与社会意识”调查数据为基础,分析当前中国大城市居民的分配公平感及其形成机制。研究发现,大城市居民对主要社会群体的收入分配感到明显不公平。阶层地位是否具有优势对居民分配公平感的形成没有显著影响,但社会经济地位及其对导致社会不平等的归因则与分配公平感明显相关。具有优势经济地位的群体既直接影响人们的分配公平感,又通过对社会不平等的归因偏好间接影响人们的分配公平感。归因偏好对分配公平感的影响比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更加显著：越是将社会不平等归因于个人绩效因素（内因）,其分配公平感就越强;越是将社会不平等归因于权力、政策因素（外因）,其分配不公平感就越强。     

城镇化、多维贫困与收入不平等

城镇化的终极目标是消除贫困,实现人类的共同发展。贫困本质上是多维的,是可行能力被剥夺的状态,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可行能力的绝对剥夺往往取决于其在交往人群中的相对收入,即收入不平等程度。文章从理论上阐释了多维贫困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接着分析了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多维贫困的特征事实以及改革开放以来收入不平等的历史演化及趋势,并提出了提升居民可行能力的政策建议。     

社会分层与健康不平等的性别差异:基于生命历程的纵向分析

本研究考察在社会分层与性别分层的交互作用下,生命历程中的两个竞争性理论--“累积优势/劣势理论”和“年龄中和效应理论”,哪一个更能解释中国男性和女性所经历的健康不平等。本研究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追踪数据和成长曲线模型发现,性别对社会分层导致的健康不平等及其发展有独特的影响。与男性相比,女性在各个年龄阶段都处于健康劣势,这一劣势是因为女性从教育和收入所获得的健康回报比男性低。此外,女性之间因为教育和收入导致的健康不平等程度随年龄的增长而缩小,男性之间的健康不平等程度并不随年龄的增长而改变,因此,本研究不支持健康不平等的“累积优势/劣势假说”,而是在女性群体中支持“年龄中和效应理论”。     

老年人收入结构与收入不平等研究

采用2013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基于收入来源视角和基尼系数分解法,对我国老年人收入结构和收入不平等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2013-2018年期间,老年收入结构显著变化,收入不平等程度呈现下降趋势.具体表现为,养老金收入比重下降,工资性收入比重显著增加.在收入不平等程度下降过程中,养老金收入的结构效应和集中效应起到强化作用,工资性收入结构效应起到阻碍作用,其他分项收入作用较弱;城乡老年人收入结构及其分布特征呈现显著差异性.据此,老年收入结构优化的方向应该是,稳定并逐步提高养老金等转移性收入水平和比重,适度调整和控制工资性收入、经营性净收入和财产性净收入在城乡间的均衡性,以缩小收入差距.     

地区收入不平等与中国居民再分配福利态度——基于CGSS 2015的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造成居民收入差异扩大,且收入不平等程度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尤以东部地区的部分省份最为严重。本文基于CGSS 2015年数据,采用单因素方法分析与结构方程模型多群组比较分析,发现居民所在地区的收入不平等程度越高,越支持再分配,且居民再分配福利态度的影响路径在地区收入不平等程度不同的三个群组间存在显著差异。再分配福利态度是提升再分配政策有效性与合法性的社会基础。因此,应积极关注与回应收入不平等较高地区居民的再分配福利态度,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和精准性,推进共同富裕。     

改革期间中国城市收入不平等的地区差异

本文研究了当前中国城市收入不平等的地区差异,主要关注收入的决定因素与改革进程之间的关系。多层次的分析表明,经济增长使教育和工作经验所得到的回报贬值,并且对于党员和非党员、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基本差别并不产生影响,总的来说,收入的不平等仍然较低并且和经济增长相关性较小,这是因为在发展较快的城市中,收入不平等的扩大趋势在某各程度上被人力资本的低回报给抵消了。一个似乎可行的解释是这些结果很大程度上在于中国城市还未形成真正的劳动力市场。     

城市在职青年的教育回报——基于性别与独生子女身份的分析

有关收入性别不平等研究的现有文献过分关注市场转型,忽视了其他重要影响因素。本研究指出,是否为独生子女也是影响收入性别不平等的一个重要变量。基于2004年青年发展状况全国调查数据的分析,本研究发现,性别不平等在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中有完全不同的表现。在非独生子女中,收入性别不平等表现突出,女性处于劣势地位;但在独生子女中,收入性别不平等并不存在。这一现象与独生子女的出生家庭和教育获得紧密相关。     

拼爹重要,还是拼搏重要？当下中国公众对绩效分配原则的感知

在现代社会,个人根据其能力、素质和专业技能等资质获得职业和社会地位的绩效主义原则已经被广泛认为是符合经济公平正义的主要分配原则。然而,鲜有研究关注公众是如何看待绩效分配原则的。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年基线调查数据（CFPS2010）,对公众关于绩效分配原则的认同状况进行了初步探讨。研究发现：第一,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成员越认同绩效分配原则;第二,成长于改革开放时期的年轻人更加认同绩效分配原则;第三,地区收入不平等状况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社会地位较低的群体对绩效分配原则的认同感。本文的发现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当前中国公众之所以对收入不平等表现出较为宽容的态度,主要是因为大部分公众相信教育和个人努力是取得社会成就的重要影响因素,但应注意,公众对绩效分配原则的认同感与其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存在密切关系。     

收入分配的历史事实与理论演进

收入分配在当今地位的凸显,是因为它在新的历史时期和新的经济环境下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如何把握收入分配的这些新特点?首先,需要对收入分配的历史事实加以描述,借此发现收入分配的历史发展趋势或规律;其次,还需要对收入分配的理论加以梳理,以弄清收入分配理论对收入分配事实的把握程度。我们通过分析发现,收入分配在其历史发展中呈现一种有规律的演进过程。这一规律性是以生产力发展为基础,并在生产力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呈现从自然选择的平等诉求,到发展选择的差距需求,再到可持续发展选择的平等回归。同时,当代收入分配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从过去的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两个层次,扩展到收入分配的国际层次。这无疑使收入分配变得更加复杂,也极具理论挑战。     

代际累积与子代住房资源获得的不平等:基于广州的个案分析

本文通过"代际累积"概念探讨了父代住房支持的差异引发的子代住房不平等问题。参考以往通过"优势累积/劣势累积"两条因果路径分析社会不平等的方法和最新文献对累积过程的关注,本研究将弥补以往累积与社会不平等研究忽视代际分析的不足,从因果机制和过程分析两方面推进代际累积对住房不平等的解释。对前者的研究发现,住房制度改革拓宽了个体住房资源获得的渠道,父代家庭对子代的住房支持从无到有、由小变大,其对住房不平等的影响也日渐凸显;对后者的研究表明,代际累积这一因果机制所解释的住房不平等并非稳定不变的,受一些因素的影响,既有累积趋势可能会发生异于原初累积方向的变动,甚至是累积断裂。这一发现弥补了代际优势/劣势累积这一因果机制未能澄清累积过程中波动存在的理论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