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小团体现象的探测与分析：基于社会支持网络的研究

本文利用2005年对深圳市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应用N G算法,探测到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络中的小团体现象,并通过对其数目、规模及内聚程度的分析,探讨了亲缘、地缘关系在小团体现象中的角色问题。本研究发现,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络具有明显的小团体现象,不同性别和不同职业构成的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的团体化程度存在差异,实际支持网、情感支持网和社交支持网等三类网络的团体化程度也存在差异。混合性别网络的小团体的内聚程度低于单一性别网络的小团体的内聚程度,加工业农民工小团体的内聚力差异程度较大,而建筑业农民工小团体的内聚程度则普遍较高。加工业农民工的业缘关系是小团体形成的重要纽带,建筑业农民工的小团体以地缘关系为主,但业缘关系的作用开始凸显。     

相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检验农民工的多重参照群体

尽管社会经济地位低于城市居民,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却更高。这种客观经济地位与主观福利评判的不一致有两种解释：同质性参照群体假设和向上流动期望假设,暗示农民工在进行社会比较时会选择不同的参照群体。基于一项大规模全国代表性的调查数据,本文通过建构农民工的多个参照群体检验了上述假设,结果验证了同质性参照群体假设：控制个人收入后,同省其他农民的平均收入越高,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越低;加入农民的平均收入后,农民工相对于城市就业居民的生活满意度优势消失,甚至转为劣势。向上流动期望假设未获支持：城市就业居民的平均收入对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没有显著影响,而且这样的“零效应”可能并非由于向上流动期望的压抑影响造成的。     

社会资本与地位获得——简单与复杂的因果机制和因果联结

传统观点强调所动员的社会资本独立于行动者个人资本带来地位回报的因果机制,是一种基于简单因果关系类型的理论建构。基于复杂因果关系视角,本文强调总体社会对社会位置的社会必要性效率约束,所动员的社会资本带来地位回报的过程,是以行动者自身人力资本为条件的复杂因果机制。观察社会资本与地位获得复杂因果关系的研究假设,应着重审视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复合结果与地位获得之间的正向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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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工社会网络的凝聚子群结构分析

本文采用深圳农民工调查的整体网络数据,分析了农民工社会支持网（包括实际支持网、情感支持网、社会交往支持网）和社会讨论网（包括婚姻讨论网、生育讨论网、避孕讨论网和养老讨论网）的凝聚子群结构。研究发现,农民工社会网络中普遍存在子群现象,且子群之间有较大程度的重叠。农民工社会支持网和社会讨论网的子群重叠结构既有利于农民工群体的城市社区融合,也有利于新的婚育、养老文化的传播。     

社会学定量分析中的内生性问题——测估社会互动的因果效应研究综述

因果关系是社会学分析的核心议题。然而,基于调查数据的定量分析都会受到内生性问题的困扰,从而往     

农民工流动的社会关系网络研究

作者以农民工流动为切入点,描述了农民工流动的正式社会关系网络和非正式社会关系网络。在现代社会里,社会网络资本应该为制度性资本“拾漏补缺”,而不是作为它的“替代品”。因此,对于现阶段农民工流动要更多补充制度性因素来支持。     

中国农民工社会网络转型及制度诉求分析

流动农民工社会网络是以初级群体为主的社会网络格局,呈现规模小、紧密度高、趋同性强、异质性低的特点.但是,这种以初级群体为基础的社会网络在支持刚进城的农民工尽快适应环境的同时,也阻碍了对城市的认同与归属.农民工要在城市中进一步发展,除了利用现有的同质关系外,必须扩展新的社会关系网.在现阶段.强化制度建设,促进农民工社会融合,对于实现流动人口全面发展、推进城乡协调发展以及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资本分析

农民工市民化是实现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和推进城市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从社会资本的角度看,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应增强政府社会资本,发挥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相互作用以不断提升农民工经济地位,引导农民工进入中小城市、融入社区和加入群众组织,扩大农民工的有序政治参与。     

制度排斥、社会距离与农民工社会融入——基于广东省东莞市的分析

本文利用一项广东省东莞市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分析发现,有广东省户籍、有子女在东莞工作或上学、来东莞市时间长、对工作及住房条件满意度高者,社会融入状况较好;当前相对严格的户籍准入制度仍然是农民工社会融入的最主要体制性障碍;长期的制度排斥产生了不良的心理后果,较为普遍的自信心缺失也阻碍了农民工社会融入.     

农民工社会认同的决定因素研究：基于上海的实证分析

本文首次从国际移民的涵化理论视角对农民工的社会认同方式及决定因素进行探讨,通过对上海市农民工抽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农民工作为国家内部城乡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社会认同存在以户籍为基础的制度性约束和以资源匮乏为特征的能动性限制。农民工社会认同主要受文化态度、社会交往、经济成功和社会环境四类变量的影响,农民工的个体人口统计特征也会影响城市认同的意愿。当地语言的熟练程度、与当地人交朋友的意愿（而非与外省市的农民工交朋友）、类似群体的收入地位水平、感知到的社会歧视程度和参与保险的程度都成为重要的决定因素。因此,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应该要有助于农民工的心理层面的社会认同的转变,尤其是从“外地人”向“本地人”的认知转型。     

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诉求与社会稳定研究

目前,1.25亿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已经成为中国产业工人的主力军,但如果新生代农民工既不能融入城市,又无法退回农村,他们长期的“城乡漂移”必将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当前,农民工阶层内部分化日益明显,剖析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诉求的多元化和利益表达方式的多样性,不仅有利于揭示中国农民工问题时代变迁的主要特征及对社会稳定的影响,而且有利于提出一系列化解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可行路径与对策建议.     

保障农民工的基本权利与建设和谐社会

本文从制度和文化两个角度论述了农民工在城市里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这种不公正直接影响建设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这个问题也必须从制度和文化两个层面入手才能根本解决。     

农民工社会资本与经济地位之获得——基于北京市农民工样本的研究

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大规模转移的过程中,农民工社会资本和社会关系强弱影响工资收入和职业流动.通过对北京市农民工样本的经验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经济地位的获得有较为显著的影响,其中社会资本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要比对农民工职业流动影响大并且显著.在农民工同质性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中融入异质性与强制性限制农民工在非农部门就业前的受教育程度,是农民非农就业管理在实证意义上有价值的两条思路.     

非政府组织与农民工社会支持——基于青岛、深圳、东莞的调查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发现,在有非政府组织的地区,农民工的社会支持水平要比没有非政府组织地区的农民工高,这种差异尤其表现在客观支持和主观支持两个方面。     

社会网络资源及其收入效应研究：基于分位回归模型分析

本研究结果显示,社会网络中人情资源大于信息资源对入职收入的影响力,人情加信息资源对入职收入的影响,证实了社会网络资源与收入之间的正向关系。在不同制度环境与竞争条件下,社会网络资源的收入效应存在明显的差异。实证研究的结果初步验证了本文提出的相关假设。     

社会资本与不平等的再生产：以农民工与城市职工的收入差距为例

本文以农民工与城市职工收入差距研究为切入点,探讨社会资本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路径及其程度。通过分析中国8城市的调查数据,运用收入分解方法,考察社会资本影响农民工与城市职工收入差异的两条路径,即进入职业的机会差异和职业内的收入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户籍制度和交往同质性原则导致农民工（相比城市职工）在社会资本存量方面更加欠缺,难以进入收入高的职业,且职业内的讨价还价能力也很有限。两种路径差异的综合,是导致农民工收入较低的重要社会原因,因此,社会资本是维持和固化社会不平等的微观机制。     

广州农民工群体的社会属性及其政治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的状况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农民工群体的出现就是最突出的例证。作为一个数量庞大而又特殊的社会群体,农民工的利益要求及其对我国政治发展的影响,已经成为我们研究社会转型期中国政治发展状况的一个重要内容。本文通过对广州市农民工群体的调查并对相关调查材料进行分析,对广州市农民工群体的社会属性和政治生存状况进行了研究,对改善农民工政治生存环境的出路进行了初步的对策性思考。     

农民工子女教育不公现象的社会失范论分析

受教育是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农民工子女作为我国公民应当享有受教育的公平权利。而现阶段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对农民工子女教育没有形成甚至是根本缺失一套稳定的制度规范体系加以保障,各种社会控制手段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再由于国内各界目前对整个农民工群体已经形成了一种社会性的歧视,致使农民工子女教育无论在制度上还是在社会观念层面都遭遇严重不公。     

浅析青年农民工社会支持的缺失与建构

青年农民工在社会化进程中建构起来的社会支持网与其父辈群体相比,目的不仅在于帮助其摆脱经济困境,更重要的是谋求城市生产生活方式,实现自身价值。而社会支持网支持者的缺失,使预期发展未能获得足够的物质、精神支持和认同需求,反而导致现实困境,进一步引发犯罪。因而,需要从多维度构建起青年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网。     

求职过程的宏观-微观分析：多层次模型

本文针对中国大城市不断市场化过程中社会资本对求职过程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笔者从新制度主义的宏观与微观的联接理论出发,使用内生互动模型作为实证分析工具,揭示了市场制度的发育具有强化市场行动主体的偏好,即市场化程度、市场不确定性和市场规范性等三个市场化制度的重要特征的发育,均具有增加个体收入的效应,证明宏观制度的演进与诱导微观个体的制度偏好具有亲和性。本文同时证明了边燕杰提出的网络作用空间的“倒U模式”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