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与“结构”的双重视角:一项工作绩效与社会网络关系的实证研究

社会网络日渐成为非个体层次上研究工作绩效影响因素的重要方面,但相关研究的缺陷在于,仅仅关注组织内部结构层面的社会网络对工作绩效的影响,而忽视了组织外部关系层面的社会网络的影响。本文通过对地产销售从业人员的实证调查,探究销售人员的“关系性”和“结构性”社会网络对工作绩效的不同影响,并分析了产生这两种社会网络影响结果的理论基础。     

城市移民的政治参与：一个社会网络的分析视角

在中国,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来自乡村的移民进入城市,城市移民群体在城市社区中的社会融合与公共事务参与,对于中国未来的城市发展与社会整合具有重要的意义。使用上海地区“2009年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问卷调查”, 本文采用一个社会网络的分析视角,实证地验证了社会网络对于城市移民政治参与的效果。结果显示：“拜年网”的规模对于城市居民（包括上海户籍与非上海户籍）的政治参与具有负向的效果;“讨论网”的规模只对城市移民群体（非上海户籍居民）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而 “社会参与网”表现出了非常显著的正向作用,而且,城市移民群体的“社会参与网”比上海户籍居民具有更强的正向效果。     

员工社会网络结构特征对关系绩效影响的比较研究——基于中外两个研发事业部员工整体社会网分析

以两个集团公司研发事业部为个案,本文构建了不同情境下员工的社会网络,并对不同网络的关系特征值做了计算。研究发现,员工所处的社会网络位置对员工关系绩效存在显著影响;网络结构特征对国有企业员工和外资企业员工关系绩效的影响不同;中外企业研发员工社会网络的整体结构特征存在一定差异。这一发现为企业通过优化社会网络改善员工关系绩效提供了理论支持,同时丰富了嵌入性理论在中国企业的实践和应用。     

社会网络资本与干部职业地位获得

本文利用2003年-5月至2004 年5 月间对两省委党校部分学员的调查资料,分析了社会网络资本、人力资本和年龄等因素对干部现职级别的影响,结果发现,社会网络资本在干部职业地位获得过程中确实起着重要作用。其中,网络顶端、父母行政级别、关键人行政级别、与关键人的熟悉程度等因素对因变量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而网络规模、网络多元性等对因变量的影响不显著或产生负面影响。这说明,在当前干部职业地位获得过程中,关系强度和地位发挥了关键作用,而广泛的交往并不能增加干部职位提升的机会。多元回归分析还表明,社会网络资本并不是唯一起作用的因素,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构成了当前干部职业地位获得中的并行不悖的双重机制。     

同乡网络的另一幅脸孔:雇主-工人同乡关系对劳工个体权益的影响

移民研究文献强调同乡网络是移民重要的社会资本，对保护移民权益发挥着积极作用，而劳工研究文献则强调同乡网络对移民权益的剥夺作用。本文基于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调查数据，采取倾向值匹配方法克服样本的选择性偏误，分析了“雇主-工人同乡”关系对农民工权益的影响。研究发现：（1）这种同乡网络对农民工人身权利等底线权益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2）但与更多的超时加班以及不符合最低工资标准等状况联系在一起，阻碍了农民工基本权益的实现，（3）与此同时，这种同乡关系对农民工社保福利等发展型权益的实现影响也不显著。最后，本文分析了农民工权益保护中同乡网络等社会资本的作用与限度，提出维护农民工权益的关键是制度建设与工会组织建设，以及农民工个体尽快脱离原始型社会资本，构建跨越型社会资本。     

论公民自雇权益的法律保障

自雇作为公民自己雇佣自己以谋求个人生存的一种方式,已经成为底层社会群体一种十分重要的就业形式。自雇是公民经济自由权的应有之义,也是实现公民生存权的有效途径,理应获得法律的切实保障。然而,目前我国公民的自雇权益却屡遭侵犯,形势令人堪忧!本文认为,国家应当将自雇者的权益纳入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体系,通过建立促进公民自雇的政策扶持机制、现代城市管理机制以及法律救济机制,为公民自雇权益的实现提供强大的法律保护,进而使每一位自雇者都能过上体面而又有尊严的生活。     

网络利他行为研究——以5Q地带"供种"行为为例

本文以5Q地带“供种”行为为例,对网络利他行为和日常利他行为进行区分;分析电子化网络利他行为的本质特征以及网络社会特质对其的影响;从得与失的角度分析“供种者”的行动逻辑。希望以此促进对现代网络化社会诸特征等的研究和探讨。     

微博空间组织间网络结构及其形成机制：以环保NGO为例

本文使用社会网络分析技术探索微博空间中环保非政府组织间关注/认同关系网的结构,并结合组织间网络、社会运动联盟、互联网研究文献以及我国非政府组织管理制度来探究网络结构的形成机制。研究发现,非政府组织间存在紧密的虚拟联系。统计分析显示,组织间虚拟关系受网络自组织机制、组织资源、合适性原则（注册状态）、同质性原则（离线关系、地理位置、关注领域）和微博使用活跃程度等因素的影响。其中,资源发挥“信号”功能,是组织可信赖性的基础,资源未知者不容易被关注/认同。对于资源已知者而言,资源匮乏者更积极利用微博平台。未注册组织主动与其他组织建立关系,注册组织则避免与未注册组织建立关系。具有线下合作关系或处于同一省份的组织之间更可能建立关注和认同关系,但活动领域仅对认同关系具有影响。微博使用活跃程度也对组织间关系具有正向的影响。     

社会网络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基于京、沪、粤三地的分析

本研究以2008年和2009年在北京市、上海市和广东省进行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数据为基础，运用多层线性模型和协方差模型探讨了社会网络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程度。研究表明，拜年网中朋友的比例、邻里互动频率和非正式社会参与都对生活满意度有积极影响，生活满意度与拜年网规模之间则呈现出“∩”型的相关关系。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社会网络规模的扩大、朋友比例的上升和非正式社会参与频率的增加都有助于提高个人的生活满意度，但邻里互动频率的变化对个人生活满意度的提升作用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社会网络资本的测量

本文提出了一套由网络规模、网顶、网差、网络异质性、网络的密度所构成的社会网络资本的测量模型。基于2003年和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借助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验证了这个测量模型在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同时,也说明了春节拜年网是测量中国人社会网络资本的有效工具。     

中国农民工社会网络的凝聚子群结构分析

本文采用深圳农民工调查的整体网络数据,分析了农民工社会支持网（包括实际支持网、情感支持网、社会交往支持网）和社会讨论网（包括婚姻讨论网、生育讨论网、避孕讨论网和养老讨论网）的凝聚子群结构。研究发现,农民工社会网络中普遍存在子群现象,且子群之间有较大程度的重叠。农民工社会支持网和社会讨论网的子群重叠结构既有利于农民工群体的城市社区融合,也有利于新的婚育、养老文化的传播。     

自然灾害中的社会资本研究

自然灾害具有复杂的社会属性,在近期的灾害研究中,研究者开始引入"社会资本"这一社会结构性资源的概念,分析社会资本在灾害中的角色和作用.本文对相关的理论与经验研究的综述表明,微观层面上的社会资本(个人通过社会网络可获得的资源)可帮助受灾者获取有关灾害的信息,得到救援、物质支持和精神鼓励等实质性资源;而表现为公众自愿组成的公民组织、人际信任以及合作与利他的社会规范的宏观社会资本则可以促使受灾社区及居民的团结合作,更积极地参与到灾后重建工作中来.     

企业网络、市场导向与企业绩效

本文以福建省118家处于集群网络中的中小企业为样本,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取样本数据,采用企业网络规模、网络强度和网络互惠度三个网络特征来衡量企业外部网络,运用市场信息的产生、传播和反应来量化市场导向,把企业绩效分为财务绩效和创新绩效,利用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检验,探索企业网络、市场导向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网络与市场导向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且企业网络与市场导向都能够积极地提升企业绩效。     

吸毒人群社会支持网研究——对重庆市南岸区戒毒所的调查,

本文通过对重庆市南岸区戒毒所的调查,采用社会支持网分析方法,发现吸毒人员的社会支持网规模很小,吸毒网络具有秘密性和牢固性。其相识关系提供毒品支持,朋友关系和亲戚关系提供情感和经济支持。吸毒人员的吸毒年限、有抢劫和偷盗行为对注射吸毒行为和共用针头注射吸毒行为有明显的影响等一系列特征。     

从“先赋”到“后致”：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与社会融合

社会网络对移民的社会融合具有重要影响。基于2009年X市农民工调查数据,本研究将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分为市民亲属关系、市民非亲属关系和非市民关系,将农民工的社会融合辨析为文化融合、社会经济融合和心理融合等三个维度,并分析农民工—市民网络与社会融合的关系。研究发现,市民非亲属关系对农民工的文化融合和心理融合均有显著的、不可替代的正向影响,但对社会经济融合的影响有限。农民工—市民网络对社会融合各维度的不均衡作用有可能导致农民工长期陷入城市社会底层。     

主体规训与媒介融合下的网络社会交往异化拓展

马克思劳动异化理论和哈贝马斯交往异化理论对网络社会背景下的网络社会异化现象分析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延续并拓展对异化的主体分析与媒介分析有利于深化对网络化时代异化新形态的理解。信息技术迅猛发展使网络社会日益分化,“网络精英”“网约劳工”“普通网民”“数字难民”四类网络主体在流量变现、平台算法、数据生产与数字鸿沟规训下呈现能动性退化、隐性控制、自主性减弱、数字区隔等异化表征。新时期媒介融合进一步深刻影响了网络化时代的交往形式、交往空间与交往体验,媒介融合在延展交往形式、拓展交往空间、丰富交往体验的同时,也对真实性、正当性、真诚性交往原则产生破坏,致使网络社会人际交往陷入新的异化困境。     

社会流动与流动者的关系网络

本研究通过对厦门市流入者的关系网络的实证考察,主要的发现是：农村出身者的网络总量以及邻居、同乡关系的量大于城市出身者,但是网络持续性较弱;流动距离对同乡关系产生正向影响;在关系网络的量以及同质性方面,到达阶层较低的流动者大于或强于到达阶层较高的流动者;流入年数对亲戚关系以及网络持续性、职业同质性产生正向影响;教育年数的增加可以促进同事、同学、朋友关系的形成,并导致网络选择性、扩大性增强,网络持续性减弱;政治身份的向上流动可以导致网络总量以及邻居、同学、同乡关系增多,并导致网络同质性增强。这些发现说明,国外学者的先行理论在中国社会的应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作者认为,这是由在漫长的农业社会中形成的血缘、地缘意识被深深内化,以及城乡社会结构的差异、社会流动的特性、人口城市化与生活城市化的不一致性等中国社会独特的社会历史文化所导致的。     

网络互动的社会功能分析

关于网络互动的研究大体是沿着两个理论框架展开:一是社会互动理论,二是符号学的视角。从这两种分析框架出发,学者们深入探讨了网络互动的过程和形式,即互动行为本身。但是网络行动除了动机和意义外,更对互动参与者以及他人产生了影响和作用。这种影响和作用表现在对他人影响的隐功能、互动者在互动过程中获取了情感支持的功能以及对互动者的社会化功能等三个方面。     

权力的嵌入性分析——国有资产重组下的企业结盟

本文对企业行动者之间的权力关系、策略互动及其所嵌入的社会网络与制度环境提供了一个解释框架。文章运用组织决策学派的“权力”概念,对国有资产重组下的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与民企联盟的结盟进行了分析。在 “嵌入性”概念的基础上,作者认为,作为结盟前提的权力嵌入于社会网络之中,并且嵌入于中国市场化改革与政体连续性的制度背景之中,因此给权力关系与结盟带来了不确定性。文章试图把“权力”带回企业结盟分析的中心,在理论上对格兰诺维特的社会网络嵌入与倪志伟的制度嵌入进行综合,提出应洞察行动者所嵌入的社会网络以及更为广泛的制度因素对企业行动者的影响。     

区域社会转型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资本研究

本文使用CGSS2006调查数据,分析了城市社会转型对居民社会资本获取和动员过程的具体影响。研究发现,在社会资本获得过程中,城市社会转型不会影响居民社会资本的地位效应却影响了居民社会资本网络位置效应,“超大城市”居民在社会网络资本的“网络位置效应”因子均值上显著地低于“小城市”居民;随着城市规模的增大,市场化程度对教育的社会资本地位效应获取率的负向影响有越来越小。在社会资本动员过程中,市场化程度与社会资本地位效应因子的经济回报率正相关,而与社会资本网络位置效应的经济回报率不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