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与“专政”的思想谱系——法国大革命前后政治-社会学说的转变

自由与专政是法国革命的两个面向,法国革命的政治文化亦随之打上激进性的烙印,但在法国的政治理论脉络中,不乏有尝试在各个极端倾向之间寻求平衡点的思想传统：孟德斯鸠、贡斯当、斯塔尔夫人、托克维尔等堪称其代表,他们的共通之处在于探讨政治问题时都十分关注对社会维度的考量。在孟德斯鸠关于政体的性质与本原之间关系的讨论中,呈现出政制与民情间的互动模式;贡斯当承袭了孟德斯鸠古今社会形态差异的议题,以古今自由之变为视角,提出在一个幅员广阔、奉行人民主权原则的共和国中探讨现代自由内涵的问题;作为他的知己与战友,斯塔尔夫人努力探索构建一个能够保障现代人自由的共和政体：“制度的专政”;托克维尔则进一步从民情角度切入,努力探索完善民主社会并使共和制最终摆脱帝制幽灵的良方。     

中国农村家庭演变:“核心化”还是“个体化”?——以私房钱的道德评价为切入点

当前中国家庭研究范式出现了从"家族主义"到"个体家庭"的转变,在此背景下,本文从家庭经济生活角度切入,通过勾勒农村居民评价私房钱的道德框架,讨论中国农村家庭仍然是在"核心化"轨迹上还是走向了"个体化"。研究发现,私房钱的来源、数额及用途,家庭经济控制情况和亲密关系状况是村民评价私房钱道德与否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都被包含在"个体/家庭"框架下,其中是否影响核心家庭的财产安全和生计安全构成私房钱道德评价的核心标准。研究认为,中国农村家庭的发展轨迹仍然是"核心化"而非"个体化"。     

现代性过程中“个人”的创生与集体化——行走在自我创新前夜的“个人”

早期现代性和工业化确定了社会集合性的大型集体化和组织化的表现方式,创生了集体化社会及其个人。对独一无二的现代生活的描述、构想和解释成为了这一时期新兴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项任务,社会学更是倾力表达了这段“大写的历史”,刻画了民族国家社会的一体化形貌,也反映了社会系统及其结构的刚性状态对个人活力的禁锢、封冻。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时代的现代性正越过滞涩和趔趄的阶段,变得自由、液化、轻盈,日益趋向更加流畅的形态;“个人”正行走在自我创新的前夜,以新的面貌走向我们、走进社会学。对“个人”与“社会”重新进行“大尺度”的社会学观察和思考,能够发掘出蕴含其中的应对现实生活种种问题的新策略,发现当代社会与个人不断发展的弹性、柔韧、包容和耦合能力,把握使我们的世界从差异走向认同、由分歧达成共识,以及跨越矛盾、实现和谐的现实依据。     

自我行动的逻辑——理解“新传统主义”与中国单位组织的真实的社会建构

中国单位组织中何以未能发生变革或终结其制度的集体行动？解答该问题的关键在于理解中国单位组织的“真实的社会建构”。本文认为,华尔德的“新传统主义”模式,已为研究中国单位生活中真实的行动及其制度再建构奠定了基础。进一步的研究,应当是对该理论的若干假设进行修正,并将其建立在更为坚实的行动理论的基础之上。这种特定的行动理论即本文旨在建立的中国人的自我行动理论。本文的论点是,中国人并非是个人行动者而是自我行动者。自我行动受自我主义和关系理性的驱动和约束。从自我行动到关系行动,再到小集团或派系行动,构成了中国人自我行动的逻辑进程。透过这一逻辑进程及其引致的后果,我们能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单位组织的真实的社会建构。     

从“官吏分途”到“群体三分”:中国地方治理的人事结构转换及其政治效应——对周雪光《从“官吏分途”到“层级分流”:帝国逻辑下的中国官僚人事制度》一文的一个补充

官吏分途作为古代中国国家治理的人事制度安排,依然具有其延续性和再生性。中国地方和基层治理中官僚群体、派生群体和雇佣群体的三分,与官吏分途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本文作为对周雪光《从“官吏分途”到“层级分流”:帝国逻辑下的中国官僚人事制度》一文的一个补充,提出群体三分是更接近官吏分途的延续者与变异者。层级分流与群体三分,共同构成了地方和基层治理的主干。官吏之间在数量和规模上的不对称与目前官僚群体、派生群体和雇佣群体在数量和规模上的不对称是相通的。雇佣群体是影响地方和基层治理绩效的重要因素。进入层级分流的精英群体或干部群体,除了具有经济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理性之外,还拥有政党所赋予的使命。使命政治是对晋升锦标赛政治的一个补充,它是解释中国的巨变和崛起的重要视角之一。     

生产“社会”,还是社会的自我生产?——以一个NGO的扶贫困境为例

兼具社会改造理想与实践的社会组织,会在其具体的社会行动中与既有的社会－政治结构产生何种碰撞,其结果如何,是理解公益组织社会行动的关键问题。本文从“生产社会”的议题出发,通过对一个社会公益组织的结构特征及其扶贫实践的研究发现,一个具有明确理念与行动目标,以及与之相应的严格制度建设与纪律要求的公益组织,会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遭遇到与其目标相反的种种困境。生产社会的目标可能会在组织实践中落空,而该组织甚至会逐渐成为地方社会得以再生产的空间。由此,本文试图回应公益社会实践研究中的重要观点,即实践走向“生产社会”,并希望引发对行动实践效果的反思与关注。     

农业“去集体化”过程中的乡村治理与底层政治——对一段乡村历史的分层解读

本文采用底层史观的方法对中国农村去集体化进程进行了新的解读和分析。通过对江淮地区某村庄口述历史材料和文字档案材料的并置后发现,对这一事件的历史讲述存在不同层次的叙述文本。乡村共同体的隐藏文本揭示了集体化末期基层村庄的行动能力仍然是权宜而分散的,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仰仗外部局势的变化。然而在上层精英的叙述中,群众及其需要却被赋予附加的重要意义。进一步研究发现,主流历史的叙述方式与转型时期国家治理的合法性需要密切相关。     

《资本论》与“自我所有权”——析柯亨的“马克思批评”和“后马克思”转向

柯亨在《自我所有、自由和平等》一书中,批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剥削理论和社会理想是建立在与自由主义同样的"自我所有理论"的基础上的。以《资本论》中的所有权理论为依据,从马克思在何种意义上承认自我所有权、自我所有权同价值理论和剥削理论的关系、自我所有权的超越与马克思对未来社会及其实现条件的设想三个方面对柯亨的"马克思批评"进行批判性反思,可以发现柯亨对马克思的这一批评是建立在对《资本论》的误读和偏见之上的。这不仅表明柯亨已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转到了"后马克思主义"立场,而且从反面证明了《资本论》的政治哲学意义和当代价值。《资本论》的所有权理论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坚持科学性与规范性相统一的原则,在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基础上,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法权关系、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本质,对其作了历史的批判。其核心内容,就是通过对"劳动力商品"的分析展开的对所谓劳动所有权的批判。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商品生产的所有权规律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这一核心思想与"从生产出发超越生产"的"生产超越逻辑"一起,构成了《资本论》最核心的观点。两者的统一就是马克思关于"自由王国只能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但又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的思想。柯亨"后马克思"转向的这一教训,从反面再一次告诫我们:在后冷战和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马克思的《资本论》仍然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其所有权理论仍然是对包括新自由主义在内的各种资产阶级法权观念和意识形态进行政治哲学批判的强大思想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