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晰土地产权与实现可持续发展

土地是一种重要的资源,其持续利用是实现人类社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前提,土地可持续利用是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最核心内容.但是,近些年来中国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却出现了普遍滥用土地资源的现象,主要表现在城市占地规模过大、滥设开发区、违法批地用地等.造成中国土地滥用的根本原因是土地产权不清晰:一是国有土地所有者虚位造成各级政府都有权行使所有者权力;二是政府使用土地的收益大于成本造成使用土地资源的机会主义倾向严重;三是农村集体土地产权不清晰使农民无力保护耕地.因此,明晰土地产权是实现土地可持续利用的根本途径.必须重塑国有土地所有者主体,使土地所有权与行政管理权分开,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明晰农地的产权主体,真正赋予农民对土地的财产权利.只有对现有的土地产权制度实行变革,才能防止各级政府滥用土地,才能实现土地的可持续利用,实现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从土地秩序与土地认知反思农地制度改革

村庄实践中的土地秩序和土地利益主体农民的土地认知,是农地制度改革的重要基础.回顾农村土地秩序的变迁历史,在田野经验基础上梳理土地承包秩序、 流转秩序和征用秩序的实践样态,发现不同的土地秩序对应相异的产权需求,农民的土地认知和土地权属观念既受传统的多元地权配置的影响,又受城乡二元体制、 地方知识体系、 村庄阶层分化、 家庭生命周期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当前农地制度改革的平稳过渡,既需借鉴历史实践中的制度遗产,又需结合城镇化进程中村社结构与基础的变迁.     

构建我国土地裁决机构的制度设想

我国土地争议产生的原因多样、主体关系错综复杂、涉及法律、政策和行政裁量等专业技术问题,现有纠纷处理机制难以有效解决.应该建立土地裁决机构平衡国家和公民在土地权力监督和土地权益保障之间的关系.构建土地裁决机构需明确其性质和定位,并就法律依据、机构设置、受案范围、程序及监督救济等方面予以具体制度安排.     

产权之外:土地新产权生长的困境——评郭亮《地根政治》

郭亮的新著《地根政治》,以地权纠纷为中心反思了近年来的土地新产权实践,让我们认识到新产权建设由于无法绕开历史制度的积淀从而造成地权规则的混乱,此乃地权纠纷剧增的根源所在。沿着郭亮的反思进一步展开,我们会发现由于新产权一味虚化集体权利、加大农户地权,给中国农业生产带来了诸多困境。这提示我们,单向度地推进产权建设和土地改革,将使中国社会转型的步伐更加沉重,而如何吸收历史遗产中的宝贵经验更加协调地推进改革,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议题。     

土地纠纷中的利益协调与公共政策选择

化解土地纠纷，构建和谐社会，平衡协调各种利益关系，需要完善民主法治建设中的公共政策，来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应立足于土地资源的系统性，关注隐性化的人地耦合与偏离这一矛盾，从利益协调的角度与公共政策的视角去寻求土地纠纷的化解，去规划应对当前土地纠纷的具体的公共政策，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东北地区土地经营权的流转问题

我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曾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一土地制度的缺陷日渐明显。同时,农业的规模效益与经济的市场化也要求进行土地制度创新。但东北地区还存在土地转出动力不足,政府在土地制度创新中主导性不足等问题。建议重构农村土地产权关系,发展特色生态农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以实现土地经营权流转。     

被塑造的产权——兼论30年不变的土地承包政策是如何可能的

农民对30年不变的土地承包政策有着不同的理解,这集中表现为对土地调整的强烈诉求.但是,随着村庄利益分化的加剧、村庄治理环境的改变,30年不变的政策逐渐具有了被严格执行的社会基础.显然,这种土地制度形态的形成并非是农民基于生产需要而主动要求的产物,而是国家政策塑造的结果.这种产权的建立方式在完成国家总体战略的同时,也有脱离农村社会的危险.为此,土地制度转型需要以时农村社会的理解以及农民到底需要什么的深刻认识为前提.     

王有制思想对中国土地产权结构的影响

本文试图运用历史分析和逻辑分析的方法,对“王有制”思想对于中国土地产权结构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提出“王有制”思想是导致我国现阶段土地产权不完整和不清晰的重要原因之一。     

国家政权建设与民国时期广州城市土地产权变迁(1911-1935)

本文从国家政权建设视角探讨民国时期广州城市土地产权的变迁。辛亥革命后,广东军政府通过政权更迭取得了承袭公有土地的合法性,并用法律规章明确划分出官产,以区别于私有产权。广州市政厅成立后,为了明确省、市政府在税收中的权限范围,提出“市产”之名,在市区范围的公有和共有性质的产业随之都被纳入“市产”的范围。通过铺底登记,市政府在一定程度上间接实现了对双重产权的管理。最后,政府通过设立土地局进行土地登记,以实现私有土地的产权确认,进而征收土地税。至此,现代国家政府与民众在土地事务上重新确立了契约关系,城市土地产权管理体系初步确立。     

俄罗斯发展PFE经济的障碍及其对中国农地产权改革的启示

俄罗斯发展PFE经济面临三大障碍,即私有化与所有制权能的障碍、土地股份退出障碍和农业大企业优势障碍。相应地,促进PFE发展的三个法律变革方向是:推进私有化,完善土地股份退出方法,否定大农场经济。根据俄罗斯的经验,中国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选择是:维护土地产权关系的稳定,提高其权能的充分性;完善中国家庭农场农地控制退出机制;限制农业法人对土地的兼并,维护、推动以家庭为主体的PFE的发展。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新的农地产权结构模式,中国的PFE将为中国的农村改革开辟新路。     

土地市场化经营存在的法律问题及对策研究

土地市场改革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土地市场化经营也是土地制度改革的必然选择。目前,在土地市场化改革中存在着诸多法律问题,主要表现在土地储备、土地供应、土地资金的运作、农村集体土地的改革等方面的法律缺失。鉴于此,应通过立法确立土地储备机构的地位及土地收购行为的性质;限制土地征用划拨项目,扩大土地有偿使用的范围;依法建立国有土地公司,构建商业性的土地经营资金筹集和运作模式;以集体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相分离为基础,建立集体土地产权市场。     

俄罗斯土地私有化与农业政策调整

土地私有化是俄罗斯农业改革的切入点 ,也是俄罗斯变革土地所有制关系 ,在农村全面实行私有制的重要举措。无论是前总统叶利钦还是现任总统普京 ,都倾注全力推进土地私有化进程。土地私有化不仅引起土地所有制关系的重大变革 ,而且客观上也要求俄罗斯对农业政策做出重大调整。本文依据相关资料 ,首先对叶利钦时期和普京时期土地私有化的基本情况、特点和问题进行了全面分析 ;在此基础上 ,考察了俄农业改革和土地私有化所带来的正负效应 ;继而阐述了俄罗斯基于农业改革和土地私有化的现实问题而对农业政策所做的调整 ;最后得出了若干结论。     

土地价值、社会保障与农户土地转出意愿——基于江苏省调查数据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农村土地主要具有生产价值、财产价值、转让价值,农户家庭根据自身禀赋对土地价值不同方面具有不同的偏好,这会对其土地转出意愿产生影响。对生产价值、财产价值偏好强度较高的农户家庭,土地转出意愿较弱;转让价值提高会增强农户的土地转出意愿。农村社会保障水平提高,会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提高农民土地转出意愿。因此,需要采取措施,满足农户的土地财产价值要求、提高土地转让价值、提高非农收入所占比重、改革现有的农业生产补贴制度、提高农村居民社会保障程度,来增强农户家庭土地转出意愿,促进农村土地顺利流转。     

土地财政与地方公共品供给结构失衡

近年来,土地财政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财政来源。本文试图将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收入与地方公共品供给结构联系起来进行分析。首先对近年来土地财政的规模进行估算,然后度量地方公共品供给的结构失衡程度,在此基础上,探讨土地财政不断膨胀背景下地方公共品供给结构失衡进一步加深的原因,最后得出结论:土地财政无助于纠正地方公共品供给的结构失衡,要改善公共品供给结构,必须进行一系列的制度变革。     

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使用扩张问题探讨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在土地使用方面存在着用地粗放、用地结构不合理、城市用地总量失控等问题,这主要是由于当前的财税体制、城市规模盲目扩张、现行土地制度等因素造成的,对此应当采取坚持集约化原则,注重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建立适应市场的产权和使用权制度体系、优化城市用地结构等措施来实现城市化过程中的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     

俄罗斯土地改革及农地市场发育状况

本文从法律构架、土地改革成果、土地市场的出现以及土地交易的限制等几个方面,全面论述了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以土地私有化为主要内容的俄罗斯土地改革及其成果。俄罗斯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以土地私有化为主要内容的土地改革,引起了土地所有权结构的变革,同时也产生了对土地流通以及建立和完善土地流通制度的需求,而这些变革是由一系列法律法规来推动和约束的。在立法改革方面,俄罗斯于1990年10月通过了《土地改革法》,并采用宪法修正案的形式来承认农地的私有产权。同时,修正案规定土地私人产权的买卖要进行为期10年的延期偿付,以…     

农业生产组织变革下的土地流转模式研究——以山西省L县为例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生产力快速发展的同时生产关系也在发生相应的改变。农村土地组织形式有了新的变化,农村土地流转也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产物。本文从农村生产组织的变革入手,分析农村土地流转模式的转变。并以山西省L县为具体案例,着重分析该县土地流转现状以及当前取得的成就及面临的问题。最终总结出土地流转模式转变的现状及促进土地流转,推动农业产业化进程的对策及建议。     

在宪政框架下构建解决农村土地纠纷的长效机制

中国农村是当今社会矛盾和冲突最为集中和突出的地方,而农村土地纠纷则是农村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总根源。农村土地纠纷不仅仅是一个法律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土地制度本身的问题。我们在构建解决农村土地纠纷机制时,不能仅限于对土地制度本身的改革与完善,这个机制必须能够容纳和消解土地制度以外的东西。概括地讲,就是要在宪政的框架下,在民主政治和现代法治的基础上,构建解决农村土地纠纷的长效机制。     

对中国土地征用制度的民法思考

土地是重要的自然资源,土地价值的发挥不仅依赖于政府,更依赖于市场。在土地征用的过程中,由于民法立法的缺陷,致使集体利益得不到有效的保护。要改变这种现状,必须对中国土地征用的基础理论进行创新,按照所有权与他物权关系的原理来构建中国土地征用制度,以此来推动中国土地征用的规范化进程。     

论土地保障与社会保障的性质和关系

当前我国农村缺乏完善的现代社会保障服务体系,以及土地天然地提供了一种综合性保障的事实,被一些学者解读为土地具有社会保障功能。他们认为,在当前农村政策政策背景下可以借助土地经营权流转等方式构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这暗含着土地实际肩负着农村的部分社会保障职能和农民进入社会保障门槛需要以放弃土地权利为代价两个观点。土地的天然保障功能与社会保障之间具有异质性,土地流转带来的保障作用与社会保障之间同样具有异质性。应当尽量排除土地因素在农村社会保障建设中的作用,在“去土地化”的路向上似乎更有助于农村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