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策略”到“伦理”:对“依法抗争”的批评性讨论

受“依法抗争”概念的影响,当前的农民抗争研究过于强调抗争过程中的策略,忽略了抗争中伦理的重要性。笔者在概括“依法抗争”洞察力基础上,指出了其局限性,并试图引入伦理视角以弥补这一缺陷。本文继而评述了伦理视角的研究进展,在田野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伦理视角在研究农民抗争中的独到解释力。     

“自主选择”还是“身不由己”——对南京企业员工职业流动的事件史分析

本文以666份对南京企业员工调查的数据为基础,运用事件史分析方法,分析了社会转型过程中企业员工的职业流动问题,揭示了影响其职业流动的影响因素,以及他们在以单位所有制性质为区分的劳动力市场格局中的流动趋向。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转型所带来的机会结构的转变是企业员工职业流动的主要推动力量,而伴随着社会转型而改变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则为他们的职业流动制定了游戏规则,个体的家庭背景和个人因素仅仅是这些游戏规则之下的筹码。因此,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企业员工的职业流动是由社会结构决定的、非常有限的“自主选择”,换言之,这是一种身不由己的“自由选择”。     

农民“种房”的行动理性——对W市S村的个案研究

本研究考察郊区城市化过程中的“种房风”现象，选取了W市近郊一个行政村为个案，进行田野调查，主要以访谈法，辅之以观察法和文献法来收集资料；从“种房”现象主体主观的角度，考察农民“种房”成风的原因。研究发现：农民“种房”是非现实需要的行动选择；选择“种房”主要是基于超额补偿效用，也有经营和增加收入效用、心理平衡效用、情感归属效用；农民“种房”行动是主观上的目的理性行动，且有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的特征；而农民“种房”行动理性的诱因是种种政府因素，这是种房现象成风的根本内在原因。本研究的结论认为，更深层关注和研究的问题是政府应如何调整自身的行为。     

产权之外:土地新产权生长的困境——评郭亮《地根政治》

郭亮的新著《地根政治》,以地权纠纷为中心反思了近年来的土地新产权实践,让我们认识到新产权建设由于无法绕开历史制度的积淀从而造成地权规则的混乱,此乃地权纠纷剧增的根源所在。沿着郭亮的反思进一步展开,我们会发现由于新产权一味虚化集体权利、加大农户地权,给中国农业生产带来了诸多困境。这提示我们,单向度地推进产权建设和土地改革,将使中国社会转型的步伐更加沉重,而如何吸收历史遗产中的宝贵经验更加协调地推进改革,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议题。     

现代性过程中“个人”的创生与集体化——行走在自我创新前夜的“个人”

早期现代性和工业化确定了社会集合性的大型集体化和组织化的表现方式,创生了集体化社会及其个人。对独一无二的现代生活的描述、构想和解释成为了这一时期新兴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项任务,社会学更是倾力表达了这段“大写的历史”,刻画了民族国家社会的一体化形貌,也反映了社会系统及其结构的刚性状态对个人活力的禁锢、封冻。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时代的现代性正越过滞涩和趔趄的阶段,变得自由、液化、轻盈,日益趋向更加流畅的形态;“个人”正行走在自我创新的前夜,以新的面貌走向我们、走进社会学。对“个人”与“社会”重新进行“大尺度”的社会学观察和思考,能够发掘出蕴含其中的应对现实生活种种问题的新策略,发现当代社会与个人不断发展的弹性、柔韧、包容和耦合能力,把握使我们的世界从差异走向认同、由分歧达成共识,以及跨越矛盾、实现和谐的现实依据。     

“批判诠释论”视角下的“争吵”事件——一个国际项目实施中的冲突与转向

摘要：社会工作是承载“强烈价值”的专业实践,而“强烈价值”的介入,常常伴随着冲突,其背后正是“批判诠释论”所强调的“理解”与“沟通”的缺失。从“批判诠释论”角度看,“争吵”是彼此缺乏沟通与理解的产物,是实践“沟通互动论”中相对激烈的讨论形式,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项目“充权”存在异化,专业关系中带有压迫的痕迹。依照“批判诠释论”的社会工作范式,坚固项目过程中平等合作的角色定位,立足自我觉醒与最大可能的相互理解,通过最大限度的沟通对话,才能营造真正意义上的社区。     

“山有多高，水有多高”——择塘村水务工程中的水权与林权

本文以“事件束”为切入点,遵循“整体生存伦理”的民族志认识论原则,把林权与水权置于当地人的生存智慧与道德表述中,从“他者”的视角全面审视林权与水权的历史实践,揭示林权与水权背后的民间法秩序。     

上海“麦工”意义世界的人类学解读——基于田野体验的视角与洞见

本文以2008-2010年在上海市静安区和黄浦区的麦当劳门店所进行的田野研究为基础, 通过检视其员工在日常工作环境中所采取的一系列调适性策略,探讨“麦工”(McJobs)在全球化和地方转型特殊语境中的多重含义。本研究初步发现, 上海“麦工”的意义世界不仅仅是实在的文化生态景观和精英话语制造出的符号,而且还受到跨国主义和地方转型这两股结构性力量的主导和型塑;本文在考察和分析普通“麦工”的地域文化认同、价值观念和工作策略的同时,强调社会分层和日趋多元化的城市生活方式对“麦工”体验过程的关键作用。     

迈向“虚无之物”的日常生活消费实践——一个消费者的视野

依据对日常消费实践的经验和观察,作者从消费者的视角论证：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社会生活中的消费实践正在快速地奔向“虚无之物”---没有内涵,没有特色,没有个性,由某个中心建构和控制的、比较而言缺乏特定内容的社会形式。“虚无之物”是瑞泽尔（<')=(7）建构的一个理想类型概念,在使用这个框架之前,本文根据相关理论传统和中国经验稍加修改。中国社会消费实践>" 年来的剧变被阐释为消费革命、第二次解放和人们的选择自由。不过,作者认为,变革的社会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中国不仅会丧失曾经拥有的独特文化和传统,而且生活的意义和情趣正在遭到侵蚀和损害。     

通过运动进行治理：乡镇基层政权的治理策略——对中国中部地区麦乡“植树造林”中心工作的个案研究

摘要：乡镇基层政权的运作是一个备受学术界关注的领域。本文将依据中国中部地区麦乡的田野调查资料,以麦乡“植树造林”的事件为分析 “文本”,分析在压力型体制与后税费时期,在乡镇财政紧缩的境况下,麦乡通过将常规性工作升级为中心工作,进而通过运动的方式进行中心工作的实践,以完成所规划的任务。这种“行政吸纳运动”的治理方式事实上是基层政权在专制性权力丧失、基础性权力又尚未确立、行政运作缺乏充沛资源的情景之下,通过对传统的“运动”资源加以简化利用而做出的权益性的行为选择,而这一治理实践本身却收效甚微。     

卡里斯玛、公共性与中国社会——有关“差序格局”的再思考

对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概念,已有的研究大多从个体与不同类别的其他社会成员之间关系的差异性出发来讨论。笔者以为,类似的模型几乎可以在世界任何一个文化里找到,仅从这一视角出发肯定有所偏差。事实上,费孝通认为存在两种“社群”：由团体格局所形成的“团体”和由差序格局形成的“社会圈子”。东西方社会结构的差异不在于西方只存在“团体”,东方只存在“社会圈子”,而在于这两种“社群”在社会构成上的不同。笔者由此指出,“差序格局”的实际含义是强调由“差序”所构成的社会组织在中国社会中占据主导与支配地位。中国所谓的公共领域,实际上由私人领域扩张与转化而来,或者受到私人领域的支配,这也使得中国社会的公共性供给在相当程度上依赖并取决于处于“差序格局”中心的某个个体或某一批个体的道德性     

“汽车梦”的社会建构:对《南方周末》（1998～2007）汽车广告内容的分析

今日中国,拥有汽车已成为大多数城市家庭幸福生活的一种理想。在“汽车梦”的社会建构过程中,作为一种消费意识形态的汽车广告在其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本文以《南方周末》（1998～2007）为例,对近十年的汽车广告内容进行分析。文章认为,“个体享乐性想象认同”和“社会参照性成功认同”是汽车广告用来建构“汽车梦”的两个重要的“认同策略”,其影响作用远远超过了汽车广告中的“功用策略”,对广告内容分析的结果证明了本文所提出的研究假设。文章最后对“汽车梦”为什么在近十年得到极力建构的社会根源进行了探讨,并对其所带来的潜在的社会后果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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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人社会”中建立“熟人关系” ——对大学“同乡会”的社会心理学分析

本文以半结构化的访谈方法,通过分析在读大学生的同乡交往,试图探讨异地求学的大学生在进入“生人社会”后,如何通过同乡会这一特殊的、具有社团组织和关系网络双重特点的平台,适应学校生活,完成身份转换。研究发现,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概念的两种形成机制--“关系化”与“类别化”之间实际发生了相互缠绕、竞争与协商,导致了“关系化”的“我们”概念以新的形式--“关系的类别化”与“类别的关系化”--出现,而看似作为一个组织的同乡会,在性质上却仍然没有脱离差序格局所包含的“关系网”的含义。借此研究,可以窥见社会转型期由“熟人社会”向“生人社会”过渡的身份协商过程的基调。     

村民眼中的“国家”——对华北一个乡村预防“非典”事件过程的考察

本文以民族志方法,详尽考察了华北一个乡村中不同人员为预防“非典”（SARS）而付出的诸多努力及其社会政治影响。基于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我们借“非典”预防事件考察了日常国家实践和普通百姓对于国家的观念。当地的“非典”预防过程大致经历了村民自我防护行动和官员与百姓联手共同防治两个阶段。研究表明,中国的“国家”,在当地村民看来,既是一个完整的官僚体系,又是一个由分化的且时而矛盾的机构、场域和过程拼成的复合体;更为重要的是,它有不断变化的形象和脸谱。     

被塑造的产权——兼论30年不变的土地承包政策是如何可能的

农民对30年不变的土地承包政策有着不同的理解,这集中表现为对土地调整的强烈诉求.但是,随着村庄利益分化的加剧、村庄治理环境的改变,30年不变的政策逐渐具有了被严格执行的社会基础.显然,这种土地制度形态的形成并非是农民基于生产需要而主动要求的产物,而是国家政策塑造的结果.这种产权的建立方式在完成国家总体战略的同时,也有脱离农村社会的危险.为此,土地制度转型需要以时农村社会的理解以及农民到底需要什么的深刻认识为前提.     

食与权：“大跃进”时期粮食流转体制的研究——以贵州省北洁地区为例

基于作者对贵州省北洁地区“大跃进”时期粮食管理体制和粮食生产、分配的考察,本文认为,“大跃进”时期的粮食体制是一个“大权在中央,小权在省,地区以下照章办事”的制度,其核心内容是以高额购销基数为基础的五年粮食包干制度。这一时期的粮食高征购正是源于高额征购基数,高额基数的制定又源于对粮食总产的过高估计。在粮食减产的背景下,过度征购就不可避免。尽管在“大购”之后还有“大销”,但“大销”不是“足销”,因为在“粮食分级索取权格局”下,大量粮食外调造成地区粮食库存不足,饥荒由此而生。〖JP〗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对“医疗化”的形构

“医疗化”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之间有怎样的关联?国内外社会学界对此尚缺乏系统的分析。本文以物质力量、制度、观念为分析框架,探讨新自由主义如何加剧并转变全球的“医疗化”状况。在物质上,产、官、学复合体网络的多方利益形成有力的市场力量,从而促成医疗化;在制度上,则是由于药品之国际专利权的制定与各国导致医疗化的政策;在观念上,某些压力团体因为要强化“竞争力”而推动某种服药的观念、个人自主健康管理的盛行、风险恐慌的论述普遍化及另类医疗的兴起等氛围都加剧了“医疗化”。 即便有反新自由主义的力量,但医疗的供给面与需求面均被牵涉到因商品化可获利的普遍利益中,因而新自由主义的结构性力量仍难以撼动,从而使医疗化加剧。     

地下“六合彩”在农村社会的运作逻辑：关系与信任的运用——洋村田野研究.

本文根据在洋村长期的田野研究获得的资料,用关系和信任的理论,从微观的视角来揭示地下“六合彩”在农村社会的运行逻辑：1、关系是地下“六合彩”蔓延的脉络;2、“自己人”和“外人”有着不同的交易规则;3、关系信任是地下“六合彩”交易的根本保障。最后,笔者得出了以下结论：1、地下“六合彩”是一种集体越轨的产物;2、工具情感关系是农村社会转型时期的主导关系类型;3、目前农村社会中关系信任受到了削弱,而制度信任尚未建立。     

高校里的新传统主义——由“校长日”制度看学校与学生的关系

华尔德的“新传统主义”理论为研究中国单位制度建立了新的范式,奠定了研究计划时期中国大陆工厂与政治的基础。高等院校作为转型期计划体制最后的阵地之一,还留存着不少计划时期的特征。本文试图借助华尔德的“新传统主义”理论模式,以某高校“校长日”制度为切入点,考察学校与学生的关系,透视高校内部的社会结构,探究高校管理秩序建立的基础和校内各方行动逻辑,从而为研究高校等大型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提供一种微观的、经验性的视角。     

农业“去集体化”过程中的乡村治理与底层政治——对一段乡村历史的分层解读

本文采用底层史观的方法对中国农村去集体化进程进行了新的解读和分析。通过对江淮地区某村庄口述历史材料和文字档案材料的并置后发现,对这一事件的历史讲述存在不同层次的叙述文本。乡村共同体的隐藏文本揭示了集体化末期基层村庄的行动能力仍然是权宜而分散的,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仰仗外部局势的变化。然而在上层精英的叙述中,群众及其需要却被赋予附加的重要意义。进一步研究发现,主流历史的叙述方式与转型时期国家治理的合法性需要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