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清时期的纳西族和傈僳族

(一) 纳西族 纳西族在元、明、清时期的汉文书面记录名称作“末些”或“么些”,又作“摩些”,皆同音译写之异。 元代纳西族主要聚居在丽江路(驻今丽江县)所属各府州,县境内(今丽江、永胜、宁蒗、兰坪、维西等县),柏兴府(今四川盐源、盐边)及鹤庆路也有一部分散居。至明代,丽江土知府木氏向北扩展势力,纳西族人口因而散及今迪庆州一带。《维西闻见录》说:     

论明清时期纳西族作家的崛起

见于记载的纳西族作家文学,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汉明帝时(公元七四年)的《白兰歌》三章。这是纳西族先民白兰王盘木唐取用纳西古语写以奉献汉皇朝的四言颂诗,共四十四句,一百七十六字。(见《华阳国志》)其中九十余字与近代纳西语相同或相近。但是,其后在晋隋唐宋元诸朝,却旷代无人,直至明代才首次出现了用汉文创作的木氏作家。就从那时开始,纳西族作家文学带着它自己的乡土特色而崛起,纳西族作家诗人迭出,继代不衰。     

杨慎《木氏宦谱·序》的初步研究

始修于明正德年间的《木氏宦谱》是丽江纳西族木氏土司家族的宗谱、家谱,具有学术界公认的史料价值。明代大学者杨慎作于嘉靖年间的《木氏宦谱·序》,由于内容丰富,记有完整的木氏家族世系,也具有值得重视的资料价值。此序约1500字,内容可分为四段。本文在第一部分中,对序文内容逐段进行了分析,对不同版本序文中的文字及标点问题提出了具体意见。第二部分是在分析序文内容的基础上,对与此序相关的三个问题进行探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强调此序的真实性是可以肯定的,此序本来的位置应在《木氏宦谱·文谱》之后,杨慎作此序的主要依据材料应是木公始修的《木氏宦谱》。     

历史上丽江民间藏传佛教信仰之变迁

丽江纳西民众的藏传佛教信仰经历了由盛而衰的过程.在元代,藏传佛教对纳西族基本无影响.在明代尤其在清初以后,藏传佛教在丽江得到较快的发展.至清乾隆年间,藏传佛教在丽江纳西族中仍有着很大影响.而其在近现代逐渐衰落,主要与木氏土司统治的终结、多元宗教的传入和汉文化的影响有关.近年来,藏传佛教在丽江又有了长足的发展,值得深入探讨和研究.     

纳西族传统文化及其保护

作者对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丽江古城纳西族文化资源进行了阐述,对纳西族文化独特的价值、主要文化资源及其保护工作进行了论述,肯定了50多年来纳西族文化工作的成绩,并对如何保护纳西族东巴文化的措施、开发的办法提出了积极的建议.     

纳西族木氏土司的政治道德初探

政治道德是人类社会道德的一种特殊表现形态。元代以来,丽江地区被纳入中央王朝的统治体系,木氏家族成为这一地区的统治者。土司制度形成后,纳西族进入了封建领主经济时代。在长达470多年的统治中,木氏土司形成了忠君爱国、以和为贵、保境安民的政治道德原则。     

论丽江木氏土司对宗教的兼收并蓄及其影响

丽江纳西族木氏土司忠于中央王朝 ,以维护滇西北的安宁与稳定为己任 ,兴修水利、改进耕作技术 ,开采金银矿 ,有力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同时 ,丽江木氏土司对宗教采取兼收并蓄政策 ,从而构成了独具特色的木氏土司文化的重要方面 ,并对以纳西族为主的丽江地区多元化宗教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     

杨慎《木氏宦谱·序》及其资料价值

明代著名学者杨慎于嘉靖年间谪戍云南永昌卫后，为丽江纳西族木氏土司家族木公于正德年间所修的《木氏宦谱》写有一序，全文近1500字。此序既有中国古代宗谱序一般应有的内容，又记有木氏之祖秋阳之后完整的木氏家族世系，还写下相关的看法与感言，决非一般的应酬之作。分析其内容，此序可分为四段，其中第二、三段中有一直记至木公的完整的木氏家族世系及简要事迹，因而在“宦谱”及家族史的研究中具有重要的资料价值。根据此序的记载并结合其他材料，可以分析考证《木氏宦谱》有关叶古年之前记载、叶古年及之后“六代”、秋阳之后各代木氏祖先名字等内容，探“宦谱”始修时之原貌。     

木氏土司时期纳西族政治文化的特征及其历史作用

木氏土司时期,纳西族在所处社会政治生活和复杂的民族关系中,形成了较为成熟稳定的政治文化,体现出四个主要特征:共同体主义的社会秩序意识;和为贵的政治心态;现实主义的历史秩序意识;强调传统与注重变化的并行不悖。木氏土司时期纳西族的政治文化对纳西族社会的功能和作用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促进了纳西族社会的政治发展;推动了纳西族社会的文化发展;促进了纳西族社会及滇川藏交接地区区域经济的发展。     

论纳西族东巴和彝族毕摩的仪礼传统——以送葬仪礼为中心

本文是对纳西族东巴和彝族毕摩祭祀仪礼田野考察的研究报告.作者在对云南丽江纳西族东巴和四川美姑彝族毕摩深度访谈基础上,实地观察东巴和毕摩主持的祭祀仪礼,探讨纳西族东巴教和彝族毕摩教的仪礼传统.作者详细记录了东巴和毕摩送葬仪礼的仪程,并对仪礼蕴涵的宗教意义进行了阐释.     

明代的治藏政策对纳西族和藏族上层之间关系的影响

明代的纳西族木氏土司曾用军事力量占领了滇、川、藏的一些藏区。明王朝的治藏政治制度和方法，是影响明代纳西族木氏土司对所占领的藏区治理方略的重要因素，纳西族与藏族上层之间的关系与明王朝对藏族上层和藏传佛教不同教派的政治态度有密切的关系。木氏土司根据藏区的政治特点，不断加强同藏区政教上层人士的交往。建立与藏传佛教上层的密切关系，借助藏族佛教上层人物的力量治理所占领的藏区。而纳藏两族上层和民众在长期的交往中，极大地促进了相互间的文化和经济交流。     

关于进一步推进历史时期毛乌素沙地生态环境变迁研究的几点思考——为纪念统万城兴建1600年而作

通过回顾总结我国历史地理学界几代学人以及相关多个学科的学者在近半个世纪中,由统万城兴废探讨研究毛乌素沙地形成变迁所取得的进展与成果,评析了迄今在这一研究领域存在的一些主要分歧与问题,并对当前深入推进毛乌素沙地历史时期生态环境变迁研究提出了几点建议,以期助推这一研究领域能取得突破性进展,并对历史地理学学科理论建设以及毛乌素沙地治理实践作出具体贡献。     

论东晋王朝桓氏家族与西军关系——兼对禁军与北府兵的侧面考察

荆州是东晋王朝的“国之西门” ,荆州军被时人称为“西军”。桓氏世居荆楚 ,通过施恩泽惠 ,笼络“西人” ,“为荆土所附” ,桓氏家族的盛衰兴亡与其掌握的由西人组成的西军紧密相连① 。本文将缀合史料 ,探究东晋时期桓氏家族地位之变迁 ,以及桓氏笼络控制西军、西军与桓氏成败之关系 ,并论及东晋兵制之概况。     

穆旦研究:几个值得深化的话题

穆旦的不断奋进、不断求索而又蒙受数不尽的折磨与屈辱的一生,为我们提供了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诗歌与政治文化的关系、研究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与命运的一个典型的个案。穆旦身上鲜明地体现了中国诗人对现代性的追求,对于穆旦的研究者来说,就是要找出穆旦给中国新诗提供了哪些新的写法,他诗歌中的持久的艺术魅力又表现在哪里,这样,就可以把穆旦研究与中国新诗的诗性空间的开拓联系起来,从而进一步确立穆旦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地位与价值。穆旦是说不尽的,他诗歌的丰富和蕴含其中的丰富的痛苦,值得我们永远沉思与品味。     

钱穆“心”论探析

"心"是钱穆哲学思想的重要范畴。钱穆从心与身、心与灵魂、心与物、人心与他心、古人心与今人心等多层次、多角度对心体重新进行了培育与疏释。他从"心"出发,剖析人生、生死、魂灵、性命、意义诸问题,用浅近易懂的语言和通透而不失坚实的论述重新立"心",并追问"心"之境界。     

《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序文发微

《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小说家类"序文虽然只有200余字,但涉及小说多个方面的问题,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四库馆臣在继承并理性辨析前人观点的基础上,追溯了小说的起源,表达了他们对小说虚构性质的认知理念,对小说流派的辨析,对小说价值功用的阐述,从中也可见出《四库全书》不收唐传奇与通俗小说的原因所在。     

穆木天:从“现代”走向“现实”的诗人

穆木天20世纪二、三十年在代理论和创作上的转变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从"现代"走向"现实"的一个特例。以穆木天生平、创作与理论主张为基础,可以看出穆木天的转变不但与其东北诗人的情感有关,而且,这种转变还包含着不同文化语境下诗人创作的权利。     

宋学精神与汉学工夫——钱穆与张舜徽清代学术史研究之比较

清代学术史是钱穆、张舜徽先生一块可见彼此异彩纷呈的重要研究领域。钱穆注重清儒宋学精神,张舜徽则欣赏清儒汉学工夫。在对顾炎武、黄宗羲的学术思想进行研究及其评价时,钱、张二人所表现出来的明显差异,其实正是两人各自治学旨趣的一种透露。     

“木斋曹植说”之产生缘何可能——在《古诗十九首》研究史的坐标里

"木斋曹植说"因突破以往诸说而受到质疑,然将其置于《古诗十九首》千年研究史中观照,此说自是学术史积累与个人创新两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由学术发展史、时代文化变迁、个人学术史等三重因素考量,言此说为标新立异,毋宁说更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     

秦可卿出丧的写作参照与可能性对比

《红楼梦》中秦可卿出丧的写作参照是《金瓶梅》中李瓶儿出丧。表现在相似的临终嘱托、棺木越规、僭越规矩等。而《聊斋志异》中金和尚出丧是前二者的过渡环节,即变繁琐为简练,变自然撷拾为理性归纳的中间环节。金和尚和秦可卿的相似之处是:都出身微贱;都生活在不合礼法的氛围中;二者都有异姓儿;作者对他们的丧事描写都采用了春秋笔法。曹雪芹笔下跟秦可卿出丧形成鲜明对比的可能是贾母之丧。秦可卿是辈分最低的重孙媳,贾母是辈分最高的老祖宗,身份形成强烈对比;秦可卿之丧在贾府极盛时,奢华无限,贾母之丧在贾府败落时,寒酸异常,丧事规格形成尖锐对比。从现存脂评找不到曹雪芹写过贾母之丧的痕迹,但没写过不等于没打算写。根据前八十回的蛛丝马迹推测,曹雪芹笔下可能出现这样的情节:贾母去世时,贾府大厦已倾,贾母不仅不可能有风光大丧,甚至棺木都成了问题。这时,刘姥姥登场,出钱葬贾母并用二进大观园时的贾母赠衣为其装殓。史太君两宴大观园为这样的描写预埋了伏线:刘姥姥跟贾母有着非同寻常的“天上缘分”;刘姥姥一进荣国府是打秋风者,二进荣国府因跟贾母投缘,变成贾母的贵客和“老亲戚”;贾母和刘姥姥的依依惜别,很像是贾府败落时刘姥姥葬贾母的伏笔。当年贾母惜老怜贫,刘姥姥在关键时刻、关键问题上帮助贾母本人和她的家族。贾母能入土为安,跟秦可卿当年提醒凤姐安排祖茔有关。这样一来,贾母之死和秦可卿之丧就形成了较为完整、系统、合情合理的对比,就小说构思艺术而言,顺理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