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觏“经世礼学”思想的功利主义内涵

李觏“经世礼学”思想的突出之处在于其“康国济民”的功利主义和拯救时弊的改革精神。他发挥孔子思想中的功利因素提出“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的思想,托先王“黜陟幽明”之古制论证其“事功理论”的现实意义。他的礼学思想表达了锐意改革的现实主义诉求,充分体现了其“敢为天下先”的理论勇气。但是,李觏的礼本论思想过于执着于礼的“止”“节”等维度,对礼之“仁”“通”的论述不甚充分,同时在学理上混淆了道与礼、礼与仁、礼与义等范畴,没有注意到它们之间的微妙差别。     

孔子依“礼”重“德”治国思想再探

孔子的依“礼”重“德”治国思想 ,包括“为国以礼”和“为政以德”两个重要治国方略 ,二者有其政治含义和思想内涵。孔子依“礼”重“德”治国思想的基本内容包括 :“礼”“德”相辅 ,“导”“齐”相济 ;“德”“礼”为先 ,辅以“政”“刑”;依“礼”重“教”,以“德”化民。     

论李觏的德治思想体系及其基本特征

在李觏的完整思想体系中，包括丰富而深刻的德治内容。一是强调安民“必先于教化”；二是重视德教的物质基础；三是突出“礼”的核心地位。据此可知，他所说的“礼”，具有德治与法治双重功能，其本旨在于借古喻今，寻求革除弊政之道，这不仅在当时难能可贵，而且对于我们今天贯彻把德治与法治结合起来的治国方略，有不可忽略的借鉴意义。     

李觏的“礼”

“礼”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翻开中国思想史,几乎所有的思想家都对“礼”进行过探讨。“礼”在中国社会的历代统治中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礼”从总体上说既是一个伦理道德范畴,同时又是一个政治范畴。北宋时期的哲学家李觏继承并发展了他以前哲学思想家们关于“礼”的思想,同时又拓宽了“礼”的     

论李觏对荀子隆礼重法思想的继承与超越

李觏以政治理性为基础,整合儒家伦理道德体系,创造性地提出了“礼本论”,建构了别具一格的礼学体系,实现了对荀子隆礼重法思想乃至传统礼学的继承与超越。一方面,李觏因循荀子的理路,从人性论角度探讨“礼”的起源,继承了修齐治平和礼主法辅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李觏折中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更倾向于韩愈的性三品论,在圣人制礼、礼法等级、使用肉刑等方面对荀子礼学思想做出调整。     

李觏“礼顺人情”的伦理观

儒家主张“为国以礼”，礼治是汉代以降历代王朝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李觏言礼是源于人的自然欲求和出于人的内心情感，其实质已触及伦理道德规范产生的真谛。     

李觏法制思想简论

李觏的法制思想,既有传统的继承、扬弃,又不乏适时的改革与创新,对王安石、叶适等人影响颇大,兹择要述评如下.一、“法制既成,则礼为主”李觏思想体系的核心是“礼”。他认为,礼是圣人们根据社会客观需要,汇其“仁、义、智、信”之性而成的“人道之准,世教之主”,是人们物质、精神活动的最高纲领。“治国家天下”及“修身正心”都必须“一于礼而已”。礼的根本在于确立“丰杀有等,疏数有度。贵有常奉,贱有常守。圣者不敢过,不肖者不敢不及”的封     

李觏的性情论及其与郭店楚简性情论的比较

李觏的儒学思想是以礼为中心，他的人性论或性情论是从属于其礼论的。在李觏24岁时所作的《礼论》中，为了论证乐、刑、政是“礼之三支”，仁、义、智、信是“礼之别名”，他持性三品说的观点，这可以说是其人性论的大致倾向。但李觏的人性论有其理论上的不确定性，甚至有一些前后矛盾。在他30岁以后的思想中，为了论证圣人之道不是“以道强人”，则是“因其有而品节之”，“唯礼为能顺人情”，性善或情善的思想成为其性情论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宋学中，李觏的性情论处于新儒学理论建构的初始阶段，这类似于郭店楚简的性情论在先秦儒学中的地位。文章将李觏的性情论与郭店楚简的性情论作了比较，指出二者在理论上有相似之处，而且都带有承上启下的过渡性质。     

李觏的义利观及其历史影响

李觏认为义和利是可以统一的，提出言利求欲，只要符合“礼”的规定，是利于人生，合乎人情的。在统治方式上，李觏一反儒法两家将王道、霸道截然对立的做法，坚持王霸并用。李觏的学说对后来的学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宫廷后妃伦理到民间家庭伦理及昏礼的意义——李觏《周礼致太平论·内治》析论

北宋李觏所著《周礼致太平论》中的《内治》七篇,集中就《周礼》有关宫室职官及其职掌内容展开议论,从而引出李觏对历史上的帝王生活、宫廷政治及后妃伦理,乃至民间百姓的家庭伦理等方面的见解。这些内容可以概括为历史的记忆与后妃之德、宫禁制度复古主义的诉求、后妃之教与后宫生活的禁忌、后妃的礼仪角色、皇亲国戚之女的伦理规范、昏礼的意义等几个方面,既可见李觏从传统儒家的"齐家"思想出发,结合历史上成败得失的经验与教训,阐明和发挥"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和"家不齐则国不治"之道理的思想倾向,也可见李觏对礼学经典诠释的别样风格。字的训解有误。从甲骨、金文字形和相关的字音材料来看,它的正确训释应为“     

李觏文化观的平民情结

在中国文化史上 ,李觏是第一个自觉地以“文”指称“文化”的思想家。他的文化观是以礼论为核心 ,以平民价值为取向 ,以康国济民为目的的儒家淑世主义文化观。李觏以其对礼文化的系统建构和平民关切在中国儒学思想史上留下独特的思想轨迹 ,是两宋文化哲学开山大师之一。     

李觏文化观的平民情绪

在中国文化史上，李觏是第一个自觉地以“文”指称“文化”的思想家。他的文化观是以礼论为核心，以平民价值为取向，以康国济民为目的的儒家淑世主义文化观。李觏以其对礼文化的系统建构和平民关切在中国儒家思想史上留下独特的思想轨迹，是两宋文化哲学开山大师之一。     

一代通儒李觏论

李觏与宋初的胡瑗、欧阳修、范仲淹、王安石等人同为具有博学通识的一代通儒。通儒的前提条件是对儒学思想的深透把握而又能通经致用,通儒的最高境界是极高明而道中庸,尽精微而致广大。作为一代通儒,李觏对现实问题有特殊的敏感,他的《富国策》、《强兵策》、《安民策》等种种策论,体现了变革社会现实的先进思想。《易论》作为其思想基础,同时又有强烈的目的论倾向,“常”与“变”在李觏那里达成了一种辩证和谐;然他更重视“通变疏达”,反对“一本于常”。《礼论》为其思想核心,论述了一个完善社会的制度与秩序之观念;他的“礼”兼具本体论的价值范畴与协调论的功能范畴,因而有双重意义。     

建国60年来中国共产党对“以德治国”方略的探索历程

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以德治国”方略的探索,经历了对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初步探索、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到“以德治国”方略的初步形成、全面确立“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基本治国方略及其创造性发展的历程。经过艰辛探索和不懈努力,我们党走上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科学治国之路。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礼法结合”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礼法结合”是一种很有特色的治国方略。文章主要介绍了这种“礼法结合”的产生、发展、完善以及研究它所得出的理论价值。今天 ,党中央在领导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 ,及时提出“法治”与“德治”相统一 ,是对传统治国方略的超越。     

儒家的治政原则：以仁为本以礼治国

儒家的治政原则：以仁为本以礼治国李传书在《儒道佛寓言鉴赏辞典·儒家篇》中认为：以仁为本，以礼治国是儒家的治政原则。儒家的哲学思想的核心是“仁”，“仁”的基本含义就是“仁者爱人”、“爱众”。在这个总纲领导指导下，儒家十分重视人民的力量与作用，认为君轻民...     

论“德治”与“法治”的辩证统一及其相关问题

道德与法律虽同质属于上层建筑 ,但二者之间即存在差异又相互影响 ,这种哲学关系反映在治国方略上即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辩证统一。当前实施“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治国方略必须澄清和关注的问题是 :承认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 ,但并不等于说市场经济背景下的一切社会关系和行为均要接受法律的调整 ;倡导“德治”并不是对“法治”的弱化 ,强调“以德治国”并非等同于对“道德至上论”的认可 ;“德治”、“法治”不可偏废 ,二者共同发展并不意味着在治国方略中取消“重点论”。     

借鉴“德主刑辅”思想，完善我国治国方略

“德主刑辅”思想是我国古代的治国方略 ,源远流长 ,绵延不绝。它对完善我国当前治国方略有着二重借鉴意义 :消极的借鉴意义是要反对德高于法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积极的借鉴意义是要坚持德法相济 ,社会主义德治与法治并举     

“以德治国“必先“以德治党“、从严治党

“以德治国”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我国治国方略的新发展 ,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以德治国”方略的阶级本质和基本要求、实施“德治”的特有方式和我党在国家治理中的特殊地位、加强和改善党的建设规律等决定了在推行“以德治国”的过程中必先“以德治党” ,从严治党 ,切实加强党的建设。     

礼与杜恕《体论》

杜恕《体论》以礼为万物的法式和规矩,并赋予礼以道德价值和政治价值的权威,进而论述了礼对协调政治关系和伦理关系的功用。杜恕的礼治主张切中曹魏名法之治的流弊,是魏晋之际治国方略由“以刑为先”向“以礼为首”转化期间的产物。《体论》在哲学论证上的不足,又为魏晋玄学“名教自然之辨”、“体用之辩”留下了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