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习性、社会整合与儒家传统的现代性

文明的重建是今日中国面临的根本任务。文明重建的基本方向有赖于认清中国现代性的特殊性。中国文化是一种关系本位的文化,这一文化习性决定了未来中国社会中真正有效的社会整合方式仍将是伦理的、治人的和由道德精英主导的。这是我们理解中国现代性之不同于西方或其他民族现代性的基本出发点。必须认识到,在建设中国现代性的过程中,社会空间的理性化与自治是比政治民主化与法治化等制度建设工作更加基本的任务;而中国文化的习性决定了,社会空间的理性化与自治,需要通过伦理的、治人的和由道德精英主导的社会整合方式来实现,这意味着儒家的精神价值传统将成为中国现代性建设中最重要的力量之一。     

论学衡派作为理性保守主义的现代品格

学衡派的理论基础是从西方输入的,他们也主张学习西方从而建设中国现代文化,只是在具体观点和逻辑思路上与新文化派不同.学衡派是新文化派的反对派但不是中国现代文化的反对派,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维护,本质上是西方保守主义观念在现代中国的表现形态.对语言的误解使学衡派坚守文言文,并最终使他们的现代思想显示出古代性.事实上,学衡派与顽固派有本质的区别,学衡派是中国现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现代品格.     

"风"与中国文化中的"社会科学"--关于中国社会科学方法论的一个探索

本文对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追随和套用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现象进行了批判性分析 ,认为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可能需要在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之外 ,拥有一套“中国式”的理论预设或概念系统 ;这套中国式的概念系统的建立 ,需要通过分析中国文化的习性来发现。文章通过分析儒家政治学说中的一个重要概念———“风”背后所暗含的中国人的典型文化心态 ,来说明中国文化的习性是一种可称为“人际本位”的文化心理 ,并强调了对中国文化习性的揭示可能为开辟真正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提供重要思路     

“抒情”如何“现代”,“现代”怎样“中国”——“中国抒情现代性”命题谈片

“中国抒情现代性”是王德威继“晚清现代性”之后提出的又一重要学术范畴.一方面,它的命题与问题意识直接来源于普实克、夏志清、李欧梵等人代表的北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传统,另一方面,它借鉴了陈世骧、高友工等人上世纪中期在北美和台湾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开创的有关中国古代的“抒情传统”的思考.王德威尝试将二者嫁接在一起,重构现代中国的情感结构与文学谱系.“中国抒情现代性”接续了他在“晚清现代性”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问题意识,将对“中国现代性”的寻找由晚清延伸到中国古代——进一步拓展到中国思想与情感的内部,表现出海外中国研究者对文化多元主义、“后学”、文化研究以及批判理论等在内的当代西方人文思想的回应,同时也表现出这一代海外中国研究者独特的文化乡愁.虽然无论是以“抒情”这一西方诗学概念来描述中国古代美学传统,还是以“抒情”对“史诗”的对抗来描述现代中国历史,王德威都面临着一系列知识难题与思想陷阱,但王德威的“抒情”方式仍然有其不可替代的意义.     

刑事调解与刑事和解:法文化视角的对照与分析

被誉为“东方经验”的我国的刑事调解制度源于中国传统“和合文化”下的无讼价值追求,维系国家本位的社会结构;发端于西方的刑事和解制度以个人本位为出发点,体现对犯罪人、被害人的人文关照,强调犯罪是对被害者个人权益的侵害,对被害人的赔偿或补偿成为该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和术语。就二者比较而言,顺应传统,兼学西人,探寻我国刑事调解制度的现代转型,当是我们应有的态度。     

审美人生的文化皈依——论林语堂“生活艺术论”思想的形成

"生活艺术论"思想是林语堂人生哲学观的体现.作为一名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林语堂面临着中西文化选择的强大压力,生存的困境促使他通过独特的生活方式进行诗意的反抗.他提出的"新文化"观就是要赋予中西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以深刻的人文内蕴和现代意义.他也正是借文化这一平台来揭橥纷繁的人生真相,并作为其个人在复杂的现代性境遇中的美学立场和生存态度.     

超越“中体西用”与“西体中用”——张东荪在中国本位文化论战前后的思考

晚清以来的中体西用说将"体"视为不可分的一元物,在民初以来历次中西文化争论中,见解对立的双方也大都仍共享着这一思考模式。本文通过考察张东荪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本位文化论战前后对中西体用关系的论述,尝试挖掘当时人对这一问题的不同理解。张东荪认为西方文化的"体"本就非一元,而是存在着希腊与希伯来的两元,这种充满着内在紧张的两元结构才是西方文化的内在活力与创造力的基础。他因此希望在德赛两先生之外,引入作为希腊传统精髓的"费先生"(philosophy),与代表着中国文化传统的儒家思想构成对立的两元,以这种两元对立的新"体"作为引入西学后形成的新文化的基础。这种既区别于西化派又区别于本位文化派(包括后来的新儒家)的对东西文化关系的思考,体现了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中西体用关系的思考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跨文化形象学的观念与方法——以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为例

跨文化形象学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理论分析在形象、类型、原型三个层次上展开。个别文本中的中国形象是直接分析的对象,但研究问题却是个别形象在总体形象类型中的程序化过程。类型是跨文化形象学的关键概念,是分析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的基本功能单位。原型表明形象谱系自身的继承与关联关系,是形象史中最基本的、超越个别文本与时代的、深入到集体无意识心理中的普遍可交流的领悟模式。乌托邦化与意识形态化两种意义原型,为诠释西方的中国形象提供了基本的意义模式,同时也对应着西方中国形象的历史演变过程。跨文化形象学最终落实在文化心理深处富于表现力与创造力的原型上,关注作为西方现代性话语实践的中国形象中包含的知识与权力及其体现在现代性世界观念秩序中跨文化交流的话语霸权上。乌托邦化与意识形态化中国形象原型,分别指向两种"东方主义"。而两种东方主义两极之间形成的张力,赋予西方文化扩张发展特有的活力。这才是我们在"文化自觉"大命题下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后殖民语境中的东方文学选择——兼评当前诗学讨论中的“失语症”论

西方新近兴起的后殖民主义批评传入中国之后 ,有论者以此来指责“五四”新文化与新文学的方向 ,认为自此之后的诗学选择丢弃了民族的传统 ,患了“失语症”。事实上 ,通过对“五四”新的文化、文学与诗学的全面反思 ,却可以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在后殖民的文化语境中 ,东方的文学选择不应该回到古代去 ,而应该吐纳东西 ,创造出现代性的诗学话语     

亚洲或东方的中国形象:新的论域与问题

分析现代印度与日本的中国形象,发现他们表述中国的知识框架与价值立场都是“自我东方化”的,中国形象不过是“去东方化”与“彼此东方化”构筑的文化他者,目的在西方现代性世界观念秩序中确认自己的文明身份。不论日本或印度,都不可能在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外表述中国,也不可能在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之外认同自身;亚洲不同国家的中国形象,不仅意味着该国与中国的双向文化想象关系,更重要的是意味着不同东方国家面对西方现代性进行彼此参照、自我确证的三角关系,其中西方现代性具有覆盖性与宰制力量,东方国家在“彼此东方化”中将自身与对方同时置于西方现代性的他者地位;东方的中国形象成为西方的中国形象话语的再生产形式。“东方”或“亚洲”作为表述中国的主体,缺乏知识与价值的自我奠基。东方或亚洲国家在现代性叙事中构筑中国形象,不管是依附西方现代性还是另辟东方现代性,都无法超越西方现代性的基础与前提、方向与方法。     

西方启蒙大叙事中的"中国"

西方的中国形象,关涉到西方现代性的本质、西方现代世界秩序想象的基本模式。西方现代的中国形象研究,必须追溯到西方现代性精神结构与启蒙哲学。西方启蒙大叙事中出现三种中国形象类型:停滞的帝国、东方专制主义帝国、野蛮或半野蛮帝国,是西方现代性自我认同的"他者"。中国形象作为西方现代性主导价值——进步、自由与文明的被否定的"他者",既能为西方现代性自我认同提供想象的基础,又能为西方殖民扩张提供有效的意识形态。     

跨文化形象学的“东方化”问题

在现代性观念体系中.西方/非西方的二元对立的世界现念结构似乎左右着现代不同国家民族自我认同的想象秩序.日本、印度等在历史与地理、制度与文化上与我们有诸多关联的国家的中国形象,其知识框架与价值立场都是西方的,是这些国家、地区在现代性自我认同结构中"自我东方化"与"彼此东方化"叙事的一部分.关于亚洲国家自我东方化的讨论,包括三个相关的问题:一、自我东方化;二、去东方化;三、彼此东方化.这三个问题,是解析东方或亚洲国家的中国形象的关键.     

“寻根”作家的认同焦虑与构建“文化中国”的难局

作为一种后发植入型现代性,中国现代性始终伴随着一种难以摆脱的困境意识。这种困境意识在“寻根”作家那里表现为一种认同焦虑。面对西方现代文化的大幅渗透,他们试图寻找“传统”作为立身根基,但对“传统”的发现却又必须借助现代性知识的透镜。以民族志的形式回归“本土”“传统”是其显在的叙事鹄的,借助现代艺术手法走向‘世界”却是其最终目标。二者之间的悖论,恰是中国现代性困境意识的叙：事表征,也是“寻根”作家在现代性语境中构建“文化中国”的难局。     

王阳明“心学”与晚明及新文学思想的勃兴

在学术界,一般认为现代新文学的兴起主要接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而对传统文化在新文化中的延续相对忽略。本文认为,五四新文化既吸收了西方的＂科学＂与＂民主＂,同时也继承了传统的根基。晚明新思潮是潜在血脉,是一股一直涌动的暗流。从中晚明以来的王阳明、李贽,直至晚清的梁启超、鲁迅等人构成了中国文化史上一个颇为壮阔的史无前例而极为清晰的文化思想图谱,为晚明乃至五四中国新文化与新文学秩序的建立,描绘出了无限广阔的前景与发展空间。     

再论现代性研究在中国当下文化语境中的十大问题

当下中国现代化与现代性研究中存在十大问题:(一)漠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多重难堪及其回瞥与怨恨的现代性体验。(二)淡漠了边缘文化存在的必要性。(三)无视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中对中国现代性的两种极端态度。(四)缺乏对西方现代性之悖论性与自反性的理解。(五)缺少对中国现代性之民族性的考察。(六)对审美现代性作了狭义的曲解。(七)忽视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起码的文化立场与操守。(八)对民族化与世界化之关系做以化约化处理。(九)对反传统的极大误解。(十)急于建构一种十全十美的圆满的中国现代文化。     

论文化改革的渐进方式——兼评“突变论”和“彻底重建论”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应该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批判继承传统文化而又体现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着眼于提高民族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一种高度发达的文化。我们应该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采取积极有力的措施,选择渐进的方式,循序渐进地来实现这一战略目标。     

试论现代性视阈内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在中国,现代性追求始终和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及如何建构民族文化身份这两大问题纠缠交融在一起,这种纠缠交融本身就构成了中国现代性的复杂内涵。但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激进知识分子出于对进化论的盲目崇信,专注于在线性发展的时间语境中界定"现代",忽略了现代性所应具备的复杂性。这种对现代性的单维体认方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辐射机能,对以后的新文化和新文学建设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从中西印思想比较,看何以西方率先进入世界现代性进程

本文以雅斯贝的思想类型划分为基础,以韦伯的何以西方能进入现代性为问题,考察中国、西方、印度三大文化的思想类型.西方的逻各斯、中国的道、印度的梵,这三大思想类型的根本概念的具体内涵及其展开,构成了三种思想的基本向路,从而与三种文化的文化演化和历史演化,有着根本性的关联.     

群体本位文化传统的现代价值评估

中国传统文化是人类古文化中唯一从未中断、延续至今的一种文化,“群体本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特质和民族性格的集中表现。本文试图从历史与现实的着眼点,揭示群体本位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原因,从价值观与思维模式剖析其存在的理由,论述现代文化建设中应如     

以传统文化救治现代病症——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一种思路

中国社会在经历了一百多年的现代化过程之后,出现了对现代性进行反思和批判的思潮。这股思潮的理论来源主要是西方的现代性理论,它的现实背景是中国现代化出现的负面效果,即所谓的现代性危机,这在政治社会领域表现为道德的沉沦、文化的庸俗化,以及一种价值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为了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避免重蹈西方现代化负面效果的覆辙,政治哲学提出了一种思路,即在中国正在生成的现代性中融入更多积极的传统文化的内容,以替代中国现代化中源自西方文化的那部分内容,从而达到以传统文化救治现代性病症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