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剩余价值来源问题与张太增等商榷

张太增、郭利平、杨晓明合写的《关于剩余价值的来源问题》(见《学术研究》杂志1988年第5期),认为“剩余价值不仅是工人劳动的产物,而且也是资本家劳动的产物”,“是由工人与资本家共同创造超过劳动力价值的价值。”这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核心内容——剩余价值理论——是否正确的问题,很有必要进行讨论。     

图书分类实例剖析与控制分类质量的探讨

本文通过对无线电子学类、文史类、边缘学科类几本图书的分类剖析 ,探讨了对于同一本书用不同的分类方法 ,根据其选择的主题内容不同可以归入不同的类目。而根据各图书馆的任务和读者利用的需要 ,应归入对完成本馆任务最有利的类。提高分类人员综合素质 ,控制分类质量 ,分类工作标准化等措施则是达到开展馆际互借、合作编目、馆际协作、分类自动化和网络化目标的最根本保证     

就清朝初年人口数量与葛剑雄先生商榷

1741年之前中国人口数量众说纷纭。葛剑雄先生推测中国人口在明朝末年突破2亿大关,清朝初年的1655年还为1.19亿,在1700年增长到1.5亿,否认清朝初年出现过人口高增长的奇迹。笔者以1741年到1794年这53年平均1.485%的年增长率往回推算出1655年、1700年中国人口分别只有4036万人、7836万人,认为美洲高产农作物的引进和清朝的人口政策对清朝初中期人口高速增长起了很大作用。     

也谈同一、斗争的相对、绝对关系——兼与苗力沉、商戈令、陈章亮同志商榷

如何认识列宁提出的对立面的统一是相对的,对立面的斗争则是绝对的命题,我认为,要正确理解列宁的这一命题,必须根据列宁的原意来理解列宁的命题。 第一、要明确列宁提出的这一命题是针对形而上学的。列宁提出的对立面统一的相对性和对立面斗争的绝对性是针对什么的,看起来是没有问题     

图书特性与出版理论研究

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是从最简单最常见的商品入手,层层深入,创建剩余价值论,揭示出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的。我们的出版理论研究,应从何处入手,层层揭示出版工作自身固有的规律呢?本文谈谈笔者的粗浅见解,以求教于同行。一、图书是出版的核心出版部门是专门出版图书的,图书是出版肌体的细胞,其中包含了出版与社会的关系,     

就典型問題与賈文昭同志商榷

賈文昭同志的“试談文艺理論中的几个爭論問題”一文,就十年来文艺理論中几个主要問題的爭論情況作了簡要的叙述,并表示了自己对这些問題的看法。这些看法大部分是正确的,但对典型問題的理解,却是錯誤的。作者虽然在叙述中批判了修正主义的人性论观点,但是自己的認識仍然是人性論的,超阶級的。这主要表現在对典型形象的共性和所謂时代典型、民族典型的理解上。作者写道:典型是鮮明的个性与充分的共性的統一。所謂共性是什么呢?作者概括了三种說法:1.共性是一定社会力量的本质;2.共性即一个阶級的阶級性;3.共性可     

图书分类主词目录的建议

图书分类法是图书馆藏书组织的根本大法,百年大计。图书馆为了更好地配合向科学进军,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服务,为读者服务,需要一套新的图书分类编目制度。我国图书分类目录自从汉代的“七略”以来,二千多年间,虽然经过了不断的改变与改善,但由于缺乏科学的客观性与发展性原则,缺乏图书分类法的基本理论的指导,近代又受到外国学院派图书分类法形式主义的影响,大纲小目罗列满纸,使分类目录的     

略论六朝目录中的图书分类

本文对六朝综合性目录著作中“多种图书分类法并出”这一特点进行分析评介，从而揭示出中国古典目录学在六朝时期所达到的水平。     

当代文本分析的理论实践之路——兼就《理论与文本的疏离》一文与王有亮先生商榷

文本分析是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路径之一。刘俐俐教授在文本分析领域进行了长期而有效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建设性的理论与方法,认为文本分析“是介于本体论和方法论之间的一种实践活动”,而不单纯是感悟式的欣赏活动,通过文本分析进而实现文学理论知识生产。论文在初步理清刘俐俐教授研究思路的基础上,就《理论与文本的疏离》一文若干观点提出自己的看法。     

就“绝对成本控制法”与夏应琪同志商榷

1984年10月8日,夏应琪同志以《改革信息报》特约记者身份在该报报道,武汉童车厂试用“绝对成本控制法”获得成功之后,《光明日报》、《工人日报》等十余家报纸相继报道了这一消息,宣称夏应琪同志在武汉童车厂试行的绝对成本控制法“是实现‘低消耗、高效益、三同步’的一条新路”,“三个月使企业增利二十余万元”,“在国内外经济理论界还是首次提出,因此在理论上也有创新”。我们经过调查后认为,绝对成本控制法(以下简称“绝控法”)在理论上是不能成立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绝控法使童车厂三个月内增利二十余万     

就《尚书》新解问题与蔡枢衡同志商榷

《尚书》这部书,前贤广有研究,专著不少,考证更多;且对其成书确期聚讼纷纭,迄无定论。但不管怎样,它总是一部很有史料价值的古籍,因而正确地解读它,实有必要。蔡枢衡同志在《法学研究》1980年第4期所发表的《历史上定罪和处刑的分工》一文(以下简称蔡文),基本上以《尚书》为立论依据;然而所引《尚书》经文,绝大多数在经过一番考订之后,作了很不寻常的改变。这就实际上提出了一种崭新的解读古代典籍的方法。如果这个方法准确可靠,那将是文史科研方面的可喜突破。然而细加思索,实不敢苟同。首先,蔡文似乎从根本上否定了前辈学者对《尚书》的研究。文章头一段写道:“《尚书》是现存古书中內容最古的史书?菹执骸⑻迫耸康淖⑹?连《吕刑》的内容,也是令人读了不知所云。至于虞、夏司法制度,好像《尚书》内容根本不曾涉及。实则由于《尚书注疏》     

就中西封建城市产生的不同原因与毕道村商榷

看了毕道村《论中西封建城市产生的不向原因的关键》(载本刊一九八五年第十期)后,有些不同意见。毕文认为,生产奴隶的消失是西欧自治城市产生的主要原因。我认为,仅从阶级结构的不同这一角度来论述这一问题是不够的。中西封建社会在土地制度、经济制度与政策、宗教生活、文化传统等方面都有很不相同之处,特别在政治体制上始终是一个中央集权专制制度,政治作用十分突出,这     

就经济规律问题和德麟同志商榷

本刊1958年第9期发表德麟同志的文章"发挥上层建筑的力量,为过度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以后,陆绩接到一些读者的来文和来信,对德麟同志的文章中提出的人们可以消灭规律的论点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对规律问题的认识,即对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和客观规律的关系问题的认识,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在当前来研究这一问题更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因此,本刊决定从本期开始辟此专栏,就这一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下面登的黄先等三位同志的文章,就算作是这一讨论的开始.讨论的方式,应当是本着党的"百家争鸣"的方针,充分的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只要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文章,本刊均所欢迎;对某一理论观点持有不同看法的同志,只要有根据,可以反复辩论.只有这样,才能把问题讨论的更充分、更深刻,才能活跃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达到开展讨论的目的.我们希望读者同志们广泛的参加这一讨论.为了容纳更多读者的意见,希望每篇来稿都能集中的谈一个问题.文章请力求简短,文字请力求清新活泼.     

概念整合理论与移就辞格

本文简单地介绍了一种新的语义构建的认知理论,即概念整合理论以及心理空间,复合空间,现时,层现结构等概念,并从移就定义出发,论证了概念整合理论对于通感、移情、转类等移就的三种形态都具有阐释能力.     

就评价班固与《汉书》问题与冉昭德同志商榷

在评价班固与《汉书》的问題上,冉昭德同志提出了一系列奇奇怪怪的论点,并陷入重重的自我矛盾之中。例如:他一方面承认班固是“为当时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的”;另一方面,又说班固“在评论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方面也作出某些真知灼见的判断”,班固“对事务的看法,不偏执一端”等等。他一方面承认在《汉书》中记载了“大量客观存在”的“五行迷信的     

年鉴性质：图书还是期刊？——与鲍秋芬同志商榷

读了鲍秋芬同志的来稿《年鉴规范与创新之我见》，很有启发。但对其中有关“年鉴应定性为期刊”的论述，不敢苟同，提出来，与鲍秋芬同志商榷，并就此问题求教于年鉴界同仁。     

类目注释在图书分类中的作用

类目注释在图书分类中的作用薛泳类目注释是对类名的补充说明文字，是对各个类目的内容、范围、分类方法、排列方法，与有关部门关系的进一步解释。用它来进一步阐述分类表的编制原则，特点和使用方法，明确类目之间的关系和各个类目的性质，规定类分图书时的特殊规则等。...     

图书分类认知及其影响因素探讨

图书分类工作与分类人员的主体认知和心理结构密切相关 ,并对图书分类工作存在着潜在的影响 ,主要表现在思维个体的差异、题名中主题词的选择及工作情绪等方面。     

略论档案分类与图书分类的异同──兼论《中国档案分类法》与《中国图书分类法》的区别与联系

档案分类与图书分类,既有很大区别又有密切联系。本世纪20一40年代,档案学处于形成和发展的初期,受当时已趋于成熟的图书分类的影响,在档案工作实践中,曾出现过将档案分类与图书分类混为一谈,或仿照图书分类法来分档案的情况,其结果是由于违背了档案的基本特性而逐渐被以后的档案工作实践所否定。近年来,随着我国档案工作标准化、现代化和建立档案信息中心等工作的逐步开展,以及与图书情报部门不断交流与合作,档案分类工作大大得到了加强与改进,特别是《中国档案分类法》（以下简称《中档法》）的编制和出版,不仅标志着我国档案…     

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理论商榷

一有没有“中国现代自由主义”?需要不需要“中国现代自由主义”呢?我认为:需要,可惜现在还没有。这就要提到什么是“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讲到“中国”,人们往往会联想到民族主义、国家利益,想到“中国文化”的特殊传统与价值,讲到“现代”,人们往往会联想到西方最新潮的“前沿理论”。但我讲的“中国现代自由主义”与所有这些并无直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