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文化裂变——后现代文化传媒特性探析

从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文化裂变,表征了当代西方时代精神的新变化和新特征,各种观念撞击兼容,通俗与高雅、大众与精英、时尚与游戏、喧嚣与无言等构成了一种怪诞的文化传媒景观,表现出语言、文化、艺术、意识、审美的不确定性。后现代文化传媒是后工业社会的产物,在逻辑和实践上呈现的是商品性和工具性、游戏性和娱乐性、反文化性和反艺术性、复制性和仿真性。后现代文化传媒以强大的冲击力深刻地改变着传统文化价值观、美学观和文化价值评价体系,反映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与人文困境。     

反现代性：从学衡派到“后现代”?

在现代中国文化的“反现代性”思索中 ,世纪之末的中国“后现代”思潮与世纪之初的学衡派有着跨越时空的重要沟通与联系。在关于现代性的质疑当中 ,它们都呈现了“启蒙”与“反启蒙”、“现代性”与“反现代性”的复杂纠葛 ,都存在着对于现代中国文化状况的深深的隔膜。更加引人注目的事实是 ,在现代中国的诸如此类的纠葛当中 ,我们读到的常常是一种缺乏共同思想基础的对话的尴尬 ,现代中国文化的发展还呼唤着一个有效的“思想的平台”。     

社会学的现代性、后现代性和前现代性

社会学并非仅以现代社会为其研究对象和立足基础,现代性也不是社会学存在的惟一根据。不仅因为人类社会的后现代转型而产生了后现代社会学,而且还因为前现代社会在历史和现实中的存在,所以,社会学也有面对或植根前现代社会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形态。费孝通先生提出扩展社会学传统界限的主张,突破了对社会学单一研究方式和理论模式的认识,为中国社会学在新世纪的发展拓宽了视野     

从日常生活叙事看张爱玲小说的现代意义

作者从日常生活叙事角度,探讨了张爱玲小说的生活观。她看重日常生活,持独立、坦率的人生态度,并由此形成她的写实观:在日常生活中发现文学的价值和意义。张爱玲小说从金钱、欲望角度,将包括爱情在内的一切人间真情作了彻底的解构:抓住钱就抓住了幸福的金钱观,以金钱、名利铺底的情爱欲,不能帮助人们逃脱悲剧性的命运。     

后现代之“后”——后现代概念的意义探索

后现代概念常被在多种意义上使用,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对后现代之“后”的把握有助于从现代与后现代的关系确认后现代概念。“后”已经不是一种时间序列概念,而有更多的含义。然而对“后”的辨认和解释并不一致。终结、超越、完善和扬弃,对“后”的这四种解释都是对现代与后现代的关系的一个侧面的认识。综合起来看,“后”实际上意味着辩证否定。因此后现代是对现代的一种辩证否定。     

经济法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辨析

现代性是以形式理性、个人自由为精髓,后现代性则是以实质理性为核心,对自由精神进行重塑。经济法具有浓厚的后现代性:首先,在经济法领域,自由不再是现代性的个体自由,而是社会自由、实质自由;其次,经济主体以个人和团体的形式积极参与经济运行,从而彰显了经济法的后现代性;再次,经济法的有效政府定位正是对现代性下有限政府观念的反思和重构。     

从生命政治学回到“工业病理学”——对资本主义“生物现代性”问题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

“生物现代性”是资本主义及其现代性的重要特征之一,其核心是以“扶植生命”为名,通过隐匿的操作使人的生物性生命和生存环境“合理化”来服从阶级统治和资本增殖逻辑,其后果是导致了“生命异化”。对此,虽然福柯和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分别从治理术和法律层面进行了剖析,但仅停留于对“病症”揭示。基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工业病理学”思想是对“生物现代性”问题的“病理”分析,不仅揭露了生命政治化及其异化的“病症”,而且从根源上说明生命异化的病源在于生命和经济关系中劳动和所有权的异化,从而为现代化发展和生物安全治理提供了重要启示。超越“生物现代性”问题必须从生命和经济的关系入手,坚持“人民为中心”的路径选择,巩固保障人民生命安全的制度基础,夯实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物质基础,优化人的永续发展的生态基础。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图景——评《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

南京大学中文系许志英、丁帆先生主编的《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人民文学出版社 2 0 0 2年 5月出版 ,以下简称《主潮》)高度肯定了“现代性”之于文学史研究的重要学术价值 ,认为“二十世纪文学史”所体现的“现代性”诉求“作为判别一个世纪以来文学发展的整体价值框架体系” ,“是半个世纪以来文学史断代分期方法的一大进步”。 (上卷第 2页 )显然 ,《主潮》是认同“现代性”这一价值系统的 ,并以此来统领和观照新时期小说创作的各种思潮。在章节的编排上也围绕并体现了这一点。例如 :“从‘伤痕’到‘反思’”(第一编 ) ,揭示新时期知识…     

现代·现代性·后现代性——论A·吉登斯的现代性理论

吉登斯的现代性理论从制度维度对现代性的生成结构和在全球化条件下的演化路径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从而对近代欧洲的变迁、当代社会政治的发展甚至个体日常的生活方式都提出了独到的观点。本文通过对吉登斯的现代、现代性、后现代性概念的分析和考察,揭示了其理论的内在结构、基本内容以及它与社会历史、政治制度和人的日常生活的开放式的关联,揭示了现代社会生活和政治制度的“人造”性质和“抽象”动力,提示人们警惕世界存在和发展的主客观风险。     

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文化思想视角

本文提出了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概念的基本理解,并尝试从文化思想角度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表征以及中国知识分子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作用进行了初步分析,特别是在此语境下对“人”的理解作了新的反思。     

宪政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探析

宪政作为一种思潮或者制度安排 ,是否存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问题 ,学者们鲜有论及。与以往的任何一种思潮或制度架构相比 ,宪政的现代性是十分突出的 ,而宪政的后现代性特征虽然并不明显 ,但已有人开始反思与重构。这种研究路径对于我们深刻理解宪政的价值以及宪政构建的阶段性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公共性:后现代性之后的现代性主题

当代的现代性是在后现代性之后的,后现代性在逻辑上已经终结。后现代性最突出的历史性贡献是帮助现代性实现了自我进化,经过后现代性的现代性已经成年了。面对传统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双重后果,如何解决一与多关系的形而上学问题再次出场。我们能做的是:在超越简单"多"的基础上建构别样的"一",在特别的"一"下保证生动的"多"。换言之,具有主体间性、生成性、批判性的公共性已经成为后现代性之后的现代性主题。     

问题与思路：多元现代性——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关系分析入手

多元现代性的目的是为了更深入地认识到现代性具有内在差异的本质属性,发掘焕发其内部活力的机制与效能,同时为全球文化的转型与发展提供具有学理性的、建设性的思路。建构多元现代性应该立足于现代性基本立场,处理好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关系。现代性可以借助后现代主义的解构思维对自身局限进行反思,对缺陷进行修正,对积极因素加以深化。     

从现代性的基础看两种启蒙及其历史表现

作为现代性之基础——资本的世界历史确证——本身包含两个恰相反对的层面——交换价值与人的主体性生产活动,与之相应,启蒙也就呈现出两种态势——确证性启蒙与批判性启蒙。两种启蒙在西方和东方都有体现。中国的两种启蒙正是现代性内在矛盾的现实开展,这也是中国的现代化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原因所在。从长远看,中国不存在救亡压倒启蒙。     

从“二王”看中国当代文坛的后现代思想

本文从当代中国文学艺术界的现状出发,以王朔和王小波这两个极具个性色彩的青年作家为主要探求对象,系统分析了他二人作品的独特之处以及它所具有的后现代思想倾向与价值,力图为中国当代文坛中的某些后现代特质作出新的诠释.     

后现代性:现代性的自我反思和超越

本文对后现代性的基本特征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探讨和总结,指出了后现代性包括有机主义、未来主义、创造性、消解责任和后父权制等特征,并进一步指出了后现代性分为建设性的后现代性和解构性的后现代性。从而反映了后现代性是一个极端复杂而独特的社会现象,是上述诸特征相互作用的复杂的多元现象的统一整体。它崇尚相对、多元、差异性和不确定性,倡导解构性、创造性、有机性和内在联系。它是二战以后出现的与分散世界史中的传统文化相对的导向统一世界史的现代文化的全球化特性,是现代性的自我反思和超越。     

康德作为两种现代性理论的源头——从“物自体”看现代性及其初始可能

康德"物自体"范畴的两个维度以及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二分法所喻示的是现代性的初步分裂,《判断力批判》则体现了弥补现代性分裂的初步尝试,提供了第一个包含张力的现代性解决方案。三大批判共同构成了现代性得以支撑的先验的批判性母体,也标志着社会关系进入哲学的视野。这使得康德成为现代性的思想家。审视现代性及其流变,可以确知,康德的"物自体"理论及其审美解决方案成为日后两种现代性理论的源头。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齐格蒙特·鲍曼论流动的现代社会

鲍曼用流动的现代性来描述当代社会,认为当代社会的三个主要现象是消费主义、全球化和个体化,它们造就了当代社会的主要特征:不确定性、不安全性和不可靠性;人们生活在焦虑和恐惧中。要解决流动性带来的问题,鲍曼认为,主要是重建"公共空间",而解决"基本收入"是寻找政治的前提,一种新的共和主义制度是鲍曼的探求。鲍曼通过分析流动的现代社会,解释流动的现代性的涵义,为我们分析当代社会提供了一种新的尝试。     

海德格尔“回到形而上学基础之路”之我见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一书其要旨是解决“回到形而上学基础”的问题。这一问题既是针对整个哲学史的前提所做的追问,又是为了克服现代人日常生活的无根感受而发,因此是一个俯古察今的大问题。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通过对存在问题和人的问题、人的问题和世界问题、世界问题和生存问题、生存问题和真实超越问题的逐层考察,展示了一条“回到形而上学基础”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