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秦汉的参夷法

秦汉时期,在诸种刑罚中,用刑之残酷,量刑之重,莫过于“参夷”。把它置于历史长河中加以考察,可知它的产生和变化与中国古代的宗法制和君主专制制度有关,有其必然性和进步性,也有其野蛮性和落后性。本文试对秦汉参夷法的施刑范围及其起源沿革,作一个初步的探讨。一秦汉的“参夷”之法,见于《汉书·刑法志》,颜师古注曰:“参夷,夷三族也。”虽然当时的文献中间或有“夷七族”、夷“九族”、“夷十族”之说,但只是仅见的特例,真伪难考。而参夷法则是秦汉的成法。史籍中“灭宗”、“族灭”以及表示夷族的“族”字,都是指夷三族。     

论清政府的＂以民制夷＂政策（1840—1860年）

“以民制夷”是清政府面对新的中外形势所采用的一种外交手段。鸦片战争后,清朝的一些地方官员利用民意抵制条约,但中央政府在此问题上却游移不定。直至道光末年,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清廷才下定决心用民“制夷”。咸丰初年“以民制夷”成为清政府制止“夷人”条约外侵权的强硬手段。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以民制夷”的方式更加激烈：它鼓动民众武力攻击“夷人”,自己则借此拒绝推翻列强强加的新的不平等条约。     

两汉政权“以夷制夷”策略运用的主要方式和特点

根据当时诸“夷”的不同情况和“制夷”的实际需要,两汉政权在运用“以夷制夷”策略时方式灵活,手段多样,特点很突出,主要表现在“以夷伐夷”、“联夷克夷”、“夷虏相攻”、“以夷治夷”以及“师夷长技以制夷”等诸方面,已达到相当高的策略水平。     

林则徐和魏源“师夷”思想的时代意识

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 ,包括“悉夷”、“师夷”和“制夷”三个方面的内容 ,内含着富有时代意义的世界意识、救亡意识和维新意识     

论魏源《海国图志·筹海篇》

魏源是中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的先驱者之一 ,其《海国图志·筹海篇》系统体现了他的海防思想。《筹海篇》主张“以守为战”、“师夷长技以制夷”、“以夷制夷”、“以夷款夷” ,阐述了一种攻守兼备的战略思想。其中“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 ,更使鸦片战争后的思想界有了较为明确的奋斗目标 ,为后人所效法     

民国政府对凉山彝区的统冶

一、土司制度的延续 辛亥革命后,彝族地区的土司制度延续未变,所有土司、土目仍保留清代建制,“夷务费”照样拨发。根据民国元年下川南三边屯务调查员的报告,有些地方的“夷务费”还有增加。仅雷波、马边两县所属土司、土目的“夷饷”就增发了二千七百八十多两①。此后,由于四川军阀混战,曾一度形成“省款断绝,抚夷费用,无从筹集”;割据上、下川南和建昌道的地方军阀,只管“勒索夷人”,不再发“夷饷”。但对彝族地区仍然是实行“防御和羁麋”的政策,即军事镇压和笼络、欺骗,“以夷治夷”的政策②。     

元明清云南方志中“百夷”等称谓的流变

"百夷"或"白夷"一词作为某一地区人群的总称出现于元代史籍,明代早期成为志书定例;明代中期以后,在李元阳的推动下,"僰夷"代替"百夷"或"白夷"等称呼成为总称,其转变有着深刻的观念内涵。自明入清后,前代史志中的各种称呼既有保留,亦有变化,但"百夷"或"摆夷"等作为系统总称的含义在逐渐淡化,同样体现了时代背景的转移。随着近代"民族"话语出现,"摆夷"逐渐成为某一"民族"或"种族"的称呼。     

儒家与夷夏之辨

阐幽发微儒家“夷夏之辨”这一命题，揭示“夷夏之辨”的基本内容和实质，即夷夏之别的主要标志不在种族、地域的分布，而是以周礼为准，以文化高下而划分。     

宋代“泸夷”非乌蛮集团的民族成分

一、宋代“泸夷”非乌蛮集团 宋代“泸夷”即宋代“泸州夷人”之简称,它不是单一的民族称谓,而是指在宋代泸州及羁縻州活动的少数民族的总称。其地域大致相当于今泸州市(包括属县)及部分宜宾地区、滇东北角部分地区、黔西北部分地区。北宋政和年间,原隶属泸州的淯井监升建为长宁军(治今长宁县境内),辖区即原属泸州的很大部分羁縻州地。在宋代“泸夷”中,除乌蛮     

陈第与台湾高山族研究

一、陈第是第一个接触高山族的学者高山族是台湾原住少数民族的概称,又称为台湾先住民、土著族或山地同胞,又分为平地山胞与山地山胞,现有人口约40万人左右,占台湾省总人口的2%。台湾高山族的先民,可追溯到旧石器时代后期3万5千年前的“左镇人”,以及1万5千年前的“长滨文化”主人,根据历史文献记载:三国时的“夷州人”(山夷)与隋代“流求人”也是高山族的先民。唐代,随着大陆移民的迁入,以及南洋群岛马来人与菲律宾人的迁入,与原来居民融合而形成为高山族,即明代的“东番夷”。     

彝族族源初探——兼论彝族文字的历史作用

一、彝族的族称和历史阶段 彝族的族称解放后统一用“彝”字,最早用“彝”字作彝族族称的是清道光《沾益州志》。彝族在各地的自称或他称多达数十个(参见《彝族简史》)。多数自称或部分他称的第一个字的声母大部分为n(n)或1,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为sh或ch、t等。n(n)、l是族称,sh、ch、t为亚族称。亚族称是由人名演变为家支(族)名,再演化为支系名。汉文文献中记载的“夷”有时泛指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有时专指彝族。汉文文献中的“夷”实为彝族自称ne或ni“尼”的同音异写。“夷”、“尼”、“宜”在古汉语里同读一音,“夷”与“尼”、“宜”读音相     

“岛夷”、“雕题”、“东鳀”非台湾早期名称

台湾得名始于明朝万历年间。一九七八年,周维衍同志在《历史研究》第十期中撰文认为“早期台湾的名称最先是‘岛夷’,尔后则为‘雕题’、‘东鯷’;再由‘东鳀’演化成‘夷洲’。前三者音近意通,是以‘人’为本义;‘夷洲’则指‘地’而言,都是今天的台湾。”我以为三者都非台湾早期之名称。《禹贡》的“岛夷”不是台湾,亦非指岛居的夷人最早提到“岛夷”的是《禹贡》,有两处提及:一在冀州,“岛夷皮服”;一在扬州,     

从《湘报》看晚清外交观念的变化

面对近代四方陵夷的困境,《湘报》在继承传统“自强”、“和戎”等思想的基础上,吸收近代西方外交观念,提出了“守约和夷的平等外交观”、“联夷抗夷的平衡外交观”和“自强制夷的实力外交观”等外交思想,利用《湘报》这个传播平台,将之传播于晚清朝野。这些具有近代意识的外交观念,对于开启民智及其日后中国现代外交意识的最后形成起到了启蒙和推动作用。     

说“夷”

说“夷”张富祥齐文化是上古东夷文化的嫡裔。夏商时代所称的“九夷”（“九”实为众多的意思），基本上是指当时泰沂山区及其以东地区的夷人部落或小方国，他们的散居地可说全部在今日所称的齐文化区。“夷”为族称亦起于齐地，古籍率称“东夷”，但对这一称呼的来源及其...     

"会稽"新释

会稽之名 ,出自“禹会”传说 ,但地望所系 ,异说纷纭 ,均因夏代疆域范围和“越为禹后”传统思维定势所束缚。考之“会稽”古音 ,愚以为即“余”的复音缓读 ,会稽即余 ,会稽山即余 (涂 )山 ,余是夷的对音 ,越是夷的假借 ,“夷”为越族的古称 ,东南沿海为夷民族早期生息之地。越夷同源 ,禹越一体。“禹会”实为钱江南北两支夷 (越 )部族在“余”地的会战 ,地望在今绍兴与萧山两地之间。夷族北迁 ,入主中原 ,后又流散 ,“余”(会稽 )地名随之带往新地。所以“会稽”当源于浙江。     

“迅雷甚雨”不是“迅雷大雨”

《广东军务记·三元里抗英》:“未刻迅雷甚雨,乡民佯败,引入黄婆洞磨刀坑,又毙逆夷百余。”句中的“甚雨”各本都解释为“大雨”。其实“迅雷甚雨”的“迅”和“甚”互文见义,“迅”和“甚”都有迅速、急骤的意思。不要望文生义,以为“甚”是“很”的意思,由此引申为“大”的意思。《左传·襄公十八年》:“(楚师)涉于鱼齿(鱼齿山)之     

“和夷”诸解与我见

本文综述了对“和夷”的各种不同解释，提出了和夷是居住在蜀郡桓水以北地区的氐羌系统民族，“和”是当地民族语音，本义为“山”，与夷相连为和夷，与水相连为和水；桓水、氵我水是同一水的不同记音，即今大渡河，桓、氵我均是“和”的同音异写；和川是今天全河；和水、桓水、和川均是“自山而出的水”等见解     

宋代“泸夷”地区民族关系的演进

宋代“泸夷”地区民族关系的演进刘复生今四川泸州至宜宾以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重要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域，宋代主要包括在泸州羁糜州的范围之内，《宋史纪事本末》称之为“泸夷”，即“泸州夷人”或“泸南夷人”之省。除北边与内地州县接壤外，“泸夷”的其它三面均与...     

南朝江汉地区蛮汉融合之探微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汉民族与少数民族大融合的重要时期。在南方,各民族也加强了与汉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的联系,特别是江汉地区“蛮”汉民族关系的发展更为突出,本文试图就这一问题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1 提及蛮族,必定会使人想起古代“四夷”之说,即“蛮、夷、戎、狄”的概念。最早在甲骨卜辞中就曾有商代征夷方的记载,随着历史的发展,直至《礼记》     

秦汉族刑考

重视家族的连坐责任,是中国古代刑罚体系的重要特点。族刑,即连及到亲属生命的刑罚,是家族连坐的最高层次。秦汉时代见于史书记载的旅刑有“夷三族”、“夷宗族”、“夷其族”、“族家”等等。这些刑罚的概念、牵涉的范围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究竟如何,在汉魏之际就不甚清楚了。如“夷三族”,张晏解释为“父母、妻子、同产也。”如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