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生态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应用1994～2012年全国金融生态和经济增长数据,采用主成分分析、熵权法和Granger因果关系分析等系统考察了金融生态主体、金融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文章认为,(1)金融生态主体发展确实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经济增长却不是金融生态主体发展的原因;(2)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并不能够带来经济增长,但经济增长却能够带来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3)金融生态主体和金融生态环境两者的关系不明显.政府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还是需要加大力度促进和优化金融生态主体建设,而经济增长的同时则可以显著改善金融生态环境.     

金融支持与区域经济发展——基于江苏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金融支持为研究视角,探寻了金融变量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联性.研究结果表明,江苏省不同区域的投资效率、经济增长对居民储蓄的影响效果以及相关金融变量变化所产生的时滞效应都有较大差异,而金融支持力度的差异是江苏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一个重要原因.     

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文章采用结构层次系数来描述产业结构升级状况,并通过它对安徽省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联动性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安徽省产业结构升级在其与经济增长的联动性关系中占主导地位,产业结构升级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而经济增长则不是产业结构升级的Granger原因。     

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的格兰杰检验——基于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格兰杰检验对东北老工业基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得出金融发展的规模指标FIR和金融发展效率指标RFMR与经济增长之间在东北三省均存在着显著的长期相关性,东北地区金融发展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推动的关系的结论。     

上海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基于VAR系统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多变量VAR系统,运用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分析、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对上海市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结果表明．上海市的股票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保险深度能对金融相关率和经济增长产生正向稳定的拉动作用．而存贷款比率可以对金融相关率产生正向持续的拉动作用.方差分解分析显示,存贷款比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显示了上海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各指标间的具体数量关系。最后,我们结合所得到的结论和实际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产业结构的调整是经济增长永恒的主题,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有着一定的关系.文章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以安徽省为例,对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变量的平稳性检验、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研究表明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协同关系,产业结构的调整能够提升经济增长的水平.提出了要充分发挥区位优势与资源优势,提高第二产业的比重,促进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加快第一产业的发展,以推动安徽省经济增长.     

金融深化与经济增长：西部地区“悖论”的实证

西部地区的金融深化似乎并没有有效促进该地区的经济增长，运用协整理论、误差修正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实证分析的结果也表明西部金融深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确实存在着“悖论”。“悖论”出现的原因是西部地区金融深化难以有效积累资本，并且该地区经济投资效率低下。必须积极推进西部金融体制改革，提高西部金融业的运作效率。加大对西部地区的财政金融支持力度，提升西部产业结构层次，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才能使西部金融深化有效促进该地区经济增长。     

安徽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基于VAR和VEC模型的实证

安徽通过改革开放以来三十一年的发展,金融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增长,相关实证分析显示：金融规模的扩张和股票市场的发展不同程度地促进了经济的增长,虽然股票市场的发展滞后到第七期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才超过了金融规模的扩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但其贡献度一直在增长,这表明,虽然金融规模的扩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仍然较大,但是成立只有十几年的股票市场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具有很大的潜力;而金融发展的效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限,且有些时期对经济增长呈负作用;保险市场的发展并没有表现出对经济增长的显著促进作用。基于实证分析的结果,为了安徽的金融发展更快更全面地促进经济增长,安徽股票市场的发展应摆在比传统金融中介发展更优先的位置,应继续加大企业从股票市场的融资力度,同时应大力发展多元化金融体系来提高金融发展效率,加快保险机构改革并提高保险业经营水平。     

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看西部大开发实施效果

近年来,西部大开发的成效问题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西部大开发的成效可从多方面多角度来评价,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来看西部大开发的实施效果,通过对西部地区12省份1990-2004年的面板数据的分析,进一步验证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通过结构突变分析和模型系数的配对T检验,得出西部大开发的实施使得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加强的结论。但是这种促进作用在各个省的表现又有所不同,并呈现出两极分化的趋势。     

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关系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VAR模型的分析框架,在控制了政府支出、固定资产投资、进出口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后,研究了金融发展促进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效果.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其中金融发展规模和股票市场发展抑制了经济增长,而金融发展效率和债券市场发展则促进了经济增长.而且金融发展不是经济增长的长期格兰杰原因,金融发展促进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还没有形成;只存在金融发展规模和股票市场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单向短期格兰杰原因.另外,短期的经济增长还得益于政府财政支出、固定资产投资和进出口,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干预经济的痕迹明显.     

政府债务、经济增长与非线性效应

本文基于61个国家1980-2009年的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方法对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较好的克服了变量内生性问题。研究表明,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非线性(倒U型)关系,这种关系普遍存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证明了债务阈值的存在性,且两组国家中政府债务阈值的大小存在差异。但是,政府债务阈值并不具有唯一性和确定性,它随利率、通货膨胀、经常账户和金融发展的变化而显示出动态性特征,且上述变量对两组国家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别。     

安徽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现状分析与思考

经济增长是个宏观概念,包括社会再生产中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各个环节。因此,增长方式的转变,就是包括资源的合理配置、投入产出效率的提高,以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改善这样一个宏观体系。从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和整体经济循环来看,现阶段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主要指通过增加科技投入,改善投入的结构和方式;合理配置资源,使资源利用效率最大化;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优化产品结构、产业结构,最终提高投入产出效率,提高经济效益和整体经济运行素质。     

金融周期、金融波动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省际面板门槛模型的研究

本文应用面板门槛模型,研究了2005-2017年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金融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随着金融周期所处阶段的变化,金融波动对经济增长会产生显著的非对称性双重门槛效应,主要体现为如下两点：首先,金融周期处于膨胀期、平稳期和萧条期时金融波动对经济增长会产生负向影响,但从影响系数值的大小来看,处于膨胀期时最大,是后两者的2倍之多,处于平稳期时最小且并不显著;其次,分区域的稳健性检验表明,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区域双重门槛值出现得早,且两个门槛值间的区间要比金融发展水平低的区域宽28%。这些结论说明,经济增长对于金融波动的容忍弹性会随着金融周期所处的阶段而变化,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会放大经济增长对金融波动的容忍区间,但也会加速金融周期处于膨胀期时爆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这使得当前我国存在着进一步发展金融水平和严控金融风险的矛盾,对此本文也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非正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文章利用协整理论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等计量方法分析了我国非正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同时还讨论了正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通过实证分析得知:地下经济金融部门净金融投资的发展与经济增长有长期的正向关系,地下货币资金的发展与经济增长具有长期的负向关系,而地下信贷的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不显著。因此,对于非正规金融收益和危害的判断不能一概而论,应区别对待,引导其健康发展,趋利避害。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关系的经验研究

基于1978-2007年的相关数据,运用Johansen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等方法对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关系进行检验。研究认为：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并且只是存在单向因果关系。     

基于谱分析的安徽省经济波动研究

科学地测定经济周期,有利于从更深层次理解和把握安徽经济系统的运行状态,对于安徽国民经济实现又好又快地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定义与现实意义。目前国内学者对安徽宏观经济波动的研究还比较少,故采用增长周期法,剔除安徽省国内生产总值指数长期趋势,生成人工序列,并对其进行加汉宁窗的谱分析,得到相应谱密度曲线;确定安徽省经济波动周期分量的长度与类型,对安徽经济周期波动情况进行回顾,发现固定资产投资的周期波动是造成安徽经济周期波动最直接的内在原因。安徽省应加强宏观经济调控,以减缓经济波动造成的影响。     

全球价值链嵌入与国际经济周期非对称联动

剔除第三方效应测度双边价值链嵌入度,考察其与国际经济周期非对称联动间关联。研究发现:融入全球价值链使中国制造业陷入低增值率出口与中间投入高比例进口的困境,进而削弱了中国与贸易伙伴国经济扩张的联动,加强了中国与贸易伙伴国经济紧缩的联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国际经济周期呈扩张联动低于紧缩联动的非对称特征。该现象在金融危机前突出,危机后有所缓解但仍存在。相对而言,融入全球价值链大幅削弱了中国与经济增长较为稳健的发展中国家、非欧盟国家经济扩张的联动,又大幅加强了中国与发达国家、欧盟国家等危机多发国经济紧缩的联动,影响中国经济稳定增长。要规避全球价值链嵌入对稳增长的阻碍,中国须提升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份额,并着力降低中间投入进口比例。本文发现了国际经济周期联动的非对称特征,并基于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典型特征解释成因,研究结论可为制定实施稳增长政策提供决策参考。     

浙江省经济增长的环境代价之测度——基于长期均衡视角的环境库兹涅茨效应研究

利用浙江省1985—2009年的数据,从协整的角度检验了浙江省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长期环境库兹涅茨（EKC）效应,并运用基于VECM的Granger因果检验法分析了浙江省经济增长与＂三废＂之间的因果关系。结果表明,浙江省的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关系,其中废气排放量符合EKC的＂倒U＂型形态,而废水排放量、工业固体废弃物生产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曲线形态则为＂N型＂。同时表明浙江省的经济增长是导致环境污染的原因,但污染排放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     

经济增速放缓与经济波动对居民福利影响的阶段差异分析

 本文基于中国1952-2007年时序数据定量研究经济增速放缓的福利损失和经济波动的福利损失,并侧重考察两种福利损失的大小关系在改革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立前后的阶段差异。研究发现,无论是总体而言,还是在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经济波动的福利损失并不必然远小于经济增速放缓的福利损失,在相关参数的合理取值范围内,经济波动的福利损失大于经济增速放缓的福利损失是相当普遍的情形。因此,中国政府部门在重视长期经济增长的同时,不能草率否定短期经济稳定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