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鬯《香草校书》训诂研究的学术价值

于鬯《香草校书》中含有大量训诂校勘语料,在校勘方法上,于鬯善于从文字训诂角度对古籍文献进行整理研究,形成了其独特的校书特点。其中不少研究材料可以为今日之研究提供研究材料,研究从语词训释、文字考证和文献校勘三方面梳理于鬯校书特点,并结合今人之研究成果对其研究内容加以考证,从而彰显其学术价值及其对语言文献研究的现实意义。     

鲁迅研究古典文学方法谈

鲁迅研究古典文学的观点和方法，是一份极其可贵的文化遗产。鲁迅从考证研究材料入手，一切从事实出发，重视辑佚、校勘、考据之学，重视目录学、版本学，这就为科学研究工作建立了可靠的基础，鲁迅重视研究者的“史识”，强调用全面的发展的眼光对资料进行认识和评价，这就为研究工作能得出中肯的结论提供了有力的保证。这些对我们今天研究古典文学都有指导与借鉴意义。     

试论卢文弨书信中校勘思想方法

介绍了清代校勘学大师卢文弨从事校勘事业的基本情况，以《抱经堂文集》为基础，分析和研究了收集于其中的卢文弨现存书信，着重探讨了书信中的校勘思想和方法。将其书信中的校勘思想归纳为：采众家之长，择善而从；依据体例，适择校注篇幅；保留他注，以助后学。将其书信中的校勘方法归纳为：联系实际，以资校勘；运用算术方法推理助校。同时，指出并举例说明了书信中所见的卢文弨校书不足之处：不察本书体例，强征他书而误；对本书体例考察有失而致误。研究结果可以补充他人对卢文招校勘思想和方法研究的不足，为深入研究和全面探讨卢文弨乃至清代校勘思想和方法注入了新鲜的内容，具有积极的意义。     

俗字研究对敦煌本《本草经集注》的校勘价值举例

敦煌医学文献中俗字用例十分丰富,是敦煌俗字研究的重要参考材料,却一直未能引起俗字研究相关学者的足够关注。敦煌医学文献的整理者则又很少会从俗字的角度进行考虑,以致在既往整理校勘成果中出现不少误录、误识俗字的现象。以敦煌龙530《本草经集注》残卷为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举例分析俗字研究对敦煌医学文献校勘的重要价值。     

主持人的话

实证的方法一般用于古代文学研究领域是有意义的,而现代文学研究,因为时间相隔的不远,许多当事人或知情人也还健在,所以,除了新发现的某些材料需要鉴定确证以外,一般认为用不着实证的方法。这也连带影响了人们对现代文学研究是否需要版本校勘的认识。有些人轻蔑地说,现代文学的版本校勘只是为了说明作家对自己作品曾经有过一些修改,如此而已。十多年前,曾经有过一场现代文学作品是否需要版本校勘的争论,批评的一方就断然认为:这种版本校勘只是校改错别字,属于编辑的工作范围,根本谈不上什么学术价值。这场争论虽然已经成为历史的掌故,但其中…     

古树新枝吐芳华——评王其和《俞樾训诂研究》

俞樾是晚清著名学者,他宗段王之学,精于训诂校勘,一生著述颇丰。然而前修时贤对清代训诂学的研究多集中在乾嘉时期的高邮王氏及段玉裁等人身上,而对俞樾却没有系统性地研究。今喜得山东师范大学王其和副教授的《俞樾训诂研究》(齐鲁书社,2011年)一书,正好可以弥补学术界的不足。全书采用传统语言学与现代语言学理论相结合、理论与文献材料相结合的方法,对俞氏在校勘、训诂、雅学等方面的成就进行了深入系统地分析。本书有四个突出的特点:     

宋官私校勘与馆阁功能多样性研究

宋代是中国图书出版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通过对其出版环节中校勘的考察，更可见其一时代之文化风貌。笔者通过对宋代官私校勘与官方主要校勘机构——馆阁功能的研究，进而揭示当时之社会政治文化。     

《洪武正韵》小韵校勘札记

《洪武正韵》是研究近代语音史的重要文献之一，以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的《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的《洪武正韵》为底本，参照国内外不同版本及相关的字书、韵书等材料，用本校法、对校法、理校法等方法，对其小韵的韵字、反切等方面进行校勘补正。     

《原本玉篇残卷》糸部引《说文》考异

顾野王的《玉篇》汇集了魏晋以前的各种经籍注释及字书材料，其中尤以引用《说文》为夥，几乎每条之下都引《说文》，且引文严谨，不似他书有窜改之处，因而《原本玉篇残卷》自从发现以来就被看做校勘《说文》的珍贵的古本材料。《原本玉篇残卷》由于传抄等原因，也存在着不少的错误。对《原本玉篇残卷》中征引《说文》的训释材料进行详细的辑校整理，可以补今大徐本之不足，订正《说文》研究中的一些错误，并且为更好地研究《说文》提供更为广阔的角度和更翔实的材料。对糸部字的校释说明了《原本玉篇残卷》和今本《说文》中都存在着讹、脱、倒、衍的错误，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原本玉篇残卷》对校勘《说文》的价值。     

《方言笺疏》校勘评议

本文从校勘方法、校勘中存在的问题和对后世的启示等方面,对清钱绎、钱侗《方言筹疏》的校勘作了评议。文章认为,在校勘方法中,钱氏依据字形、字音、文义,对汉扬雄《方言》的各种传本及后代研究《方言》的著作进行了校理。钱氏在校理过程中,指出了古往的一些特点和古人行文的一些体例,并阐释了一些古代文化词语。但钱氏的校理有时主观武断,有时漏掉了前人的一些精彩之说。尽管如此,钱氏的工作对我们今天研究《方言》及训估学均有一定价值。     

书评中“I”和“we”用法的对比研究

本文以30篇书评为语料,结合定性和定量的方法对比书评中＂I＂和＂we＂体现的作者权力。研究结果表明,书评中的＂I＂多用于发表评价性言论,而＂we＂则多用于对书的客观性介绍,＂I＂比＂we＂体现的作者权力更大。     

所知学的误区

所知学的基本思路是将一切皆作为所知来处理,然而,“可知”并不能涵盖一切、将“可知”作为一个外延最大的概念违背了语言常规,脱离了“可知”这一术语能被人们普遍认可的实际用法。我们真正所知道的只能是各种不同的事实;不仅如此,无论是已知的、当下所知的还是可知而未知的都只能是事实。可以与事实相对应的是特定的陈述语句而不是特定的语词,故“语词只能表达所知”这种说法显然是错误的。与所知学认为“我们所考察、研究的都是我们所知道的”相反,真正需要考察、研究的恰恰是我们所不知道的,而不是我们所知道的。     

论组织培训需求评估

从系统论的观点来考察组织培训实践，培训需求评估是培训系统的基础环节。判断培训是否必要的过程就是培训需求评估，它的运作路径大体如下：首先从组织、任务和人员个体三个层次收集相关信息，了解组织不同层次和部门的培训需求；其次通过差距及其原因分析确认真实的培训需求；再次对确认的培训需求根据其重要性和紧迫性进行排序；最后将培训需求转换为可操作的培训目标，为培训计划的制定奠定基础。     

论中国哲学的“世界主义”视野及其价值

中国哲学中，潜藏着一股“世界主义”思潮，既有打破“国家中心论”的较低层次的世界主义，有打破“区域中心论”的较高层次的世界主义，也有打破“人类中心论”的最高层次的世界主义。世界主义的各种形态，齐备于中国哲学家的头脑中，这在世界哲学史上是不多见的，值得认真发掘。从原有的哲学格局看，西方哲学的视野主体上还是“地球中心论”与“人类中心论”的，基本上还是以解决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为主。但中国哲学的“世界主义”视野提供给人类一种伟大的智慧：要解决人类的问题，就不能以人类为中心，就必须置身人类之外；要解决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就不能以人与人的关系为中心，就必须置身人与人的关系之外；要解决地球的问题，就必须突破“地球中心论”，必须置身地球之外。换言之，不突破“地球中心论”，不突破“人类中心论”，恐怕还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类所面临的问题；不解决人与物的关系问题，不解决物与物的关系问题，恐怕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中国哲学中的“世界主义”视野，是打破各种“中心论”的一把利剑；它使中国哲学不可能产生西方式的“痛苦中心论”、“生命中心论”，更不可能产生西方式的“人类中心论”。     

视角主义立场下的庄子之“道”——庄子之道的后现代解读

众所周知,以反叛、解构著称的后现代主义极力消解＂本体＂之存在。因此,就表层而言,此与恪守＂大道＂之本体的庄子似乎无甚关联。然而,事实上,后现代对本体的消解所达成＂物的解放＂,尤其＂视角主义＂对物的＂多元＂主义立场不期然地与庄子＂齐物＂之态度有着密切的＂天然关联＂,此亦构成中西哲学文化对话的契机。     

试论地方综合大学高教研究活动中的非正式群体

地方综合大学非正式群体是高教研究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客观存在的 ,是正式群体的依托。非正式群体的产生有其客观必然性 ,它有不同的类型和特点 ,其功能发挥与外界环境有着直接的联系。对非正式群体的管理必须采取加强导向、促进双向互动、统一规划、抓好梯队、强化服务的策略     

论现代图书馆服务理念

在知识数字化、信息网络化日渐普及的今天，优化服务成为图书馆全部工作的中心。而全心全意为读者服务，以读者为本：“一切为了读者”、“为了一切读者”和“为了读者一切”应成为现代化环境中图书馆的服务理念。坚持这三个“一切”的服务理念是时代对图书馆工作的要求，更是图书馆自身生存之必须。     

试论八世纪前半叶新罗在东北亚的地位

8世纪的东北亚社会以唐为中心,故要考察这一时期新罗在东北亚的地位,就不得不了解这一时期唐对新罗的态度,即唐之新罗观。“换言之,如果某一个国家的外交地位在长安城大明宫里为唐所承认,就意味着整个东亚国际社会中其地位得到大多数国家的承认”。其次,在完整的东北亚秩序里,除唐外,还有周边诸国,因此要了解新罗在这种秩序中的地位,还应考查新罗与周边诸国之问的关系。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乌托邦精神

从乌托邦精神这一视角来审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可以看出建国后较长一段历史时期人们往往把共产主义当作一种与现存相对立的给定的理想状态而加以设定,这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陷入乌托邦历史设计之误区.在改革开放后,走出乌托邦历史设计之误区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这带来了物质文明的空前繁荣,但是,我们也还需要避免束缚于现代性而导致完全世俗化的缺失乌托邦精神的文化困境.     

论当代国家文化安全问题

冷战结束后,时代的主题逐渐过渡为和平与发展。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保卫好国家文化安全,就相当于打胜了一场不见硝烟的战争。虽然当下我们的文化安全面临着内在和外部的压力,存在着种种问题,受到了方方面面的挑战,但是随着我们对这一问题关注度的提高,其解决也呈现出多种途径,未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这不仅仅是保持乐观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