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私营商业发展的特点及意义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对私营商业实行扶持和帮助的政策,使私营商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对于保障边区军民日用品的供给,改善群众生活,繁荣和发展边区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抗战时期边区私营商业的发展,不仅是公营商业的重要补充,而且也是边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呈现出显著的特点,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对私营工业的政策及特点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在工业建设中,从边区经济建设发展的实际出发,对边区建立在私有基础上的私营工业采取保护和扶持其发展的政策,促进了边区私营工业的迅速发展,对于促进边区经济建设的发展,争取实现边区工业日用品的自给自足做出了贡献.边区对私营工业的政策及特点,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中进行的成功实践.     

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私营工业

抗日战争时期,在陕甘宁边区的经济体系中,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占有一定的比重,它的存在和发展,受到边区政府的奖励和支持,从而对边区的巩固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党中央和边区政府在帮助和促进私营工业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经济思想理论和政策;在当时极其复杂的政治军事环境下,有关这一问题的理论和实践,实际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创造性发展。所以,关于抗战时期边区私营工业的研究,应当是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研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     

六朝商业浅论

六朝时期,经商逐利之风盛行,平民百娃、官僚贵族、地主、僧尼,甚至军队,都卷入到商业活动中来.在商业发展基础上,出现了一批商业都会.为保证商品流通,收取商税,政府也加强了对商业的管理.六朝商业,就其性质而论,有官营和私营;从形态上讲,可分为贩运贸易和店铺零售等几种形式.     

论陕甘宁边区公营商业的经营运作

皖南事变之前由边区政府直接经营的公营商业和各“机关商业” ,在承担保障机关、学校部队物资和财政供给、稳定市场的任务中贡献极大、起到关键作用。事变之后的公营商业由供给型转为经营型 ,经营方式、手段进一步丰富 ,经营效益进一步提高。虽然边区公营商业在运作中存在不少问题 ,但它能根据边区内外形势的变化 ,特别是党和政府主要任务的变化 ,及时调整经营目标 ,不断寻求合适的经营方式 ,对巩固边区政治、经济形势发挥了重要作用。     

苏皖边区货币统一工作述评

抗战胜利后,华中解放区原来各流通领域存在的大量伪币、法币以及抗战中各根据地政府发行的抗币和地方政府发行的流通券等,不仅种类繁多且流通不便,极大地阻碍了苏皖边区的经济交流与发展,不利于维护边区的经济稳定.华中局及抗战后成立的苏皖边区政府积极地采取措施,通过收兑地方抗币、流通券,禁绝伪币、法币、银元等,发行统一而通用的华中币,建立了以华中币为本位币的边区货币体系.苏皖边区货币的统一,稳定了边区的金融秩序,促进了边区经济的发展,为新中国的金融建设培养和造就了大批干部人才.     

陕甘宁边区的匪患治理与社会整合

陕甘宁边区土匪的产生发展,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根源.政治动荡、吏治腐败、灾荒频繁以及会党横行等都导致土匪的大量滋生.抗战爆发后,国共党争的加剧,日伪的渗透,促使政治土匪日益猖獗.边区土匪对民主政权和社会秩序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边区政府对匪患采取打击、利用和改造的综合治理政策,通过有效的社会整合,消除了土匪生存的社会土壤,实现了政治清明、社会稳定和生产发展,取得了剿匪的巨大成功.     

论北宋对西北边区经济活动的法律规制

宋代法制昌明,政府十分重视以法律手段对经济进行调整,对西北边区的治理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北宋西北边区处于宋夏边防,战略地位重要,民族成分复杂,对北宋的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宋政府根据边防形势需要,灵活务实地实施了一系列民事经济政策和法令,调整边区蕃汉民众的经济生活,包括保护蕃民土地所有权、调控交易活动、实施禁榷律法、规定赋税征收和规制边境贸易等.这些政策和法令的实施,促进了蕃汉民众之同的经济交流,对西北边区的安宁稳定和经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景颇族教育、观念与经济发展——对边区跨境特困少数民族的调查

景颇族是一个直过的边区跨境特因少数民族,自然资源丰富,但其从原始社会带来的依赖集体的生存经济观念使得这个民族处于特困状态,改变这种观念的有效途径是全方位的立体教育.但边区跨境特困少数民族的教育发展不能沿循一般模式,需要国家的政策倾斜,如政府为主体的教育投入、学前教育和高中教育的扶持、高考的地区民族优惠政策、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政策等等.边区跨境特困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意义也不仅仅在于本民族的经济发展,对于一个国家的边区稳定有着更为深远的涵义.     

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

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须考量农业保险自身特点、宏观社会经济政策等多重因素.外国农业保险法定模式主要有政府垄断的模式、政府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而由私营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的模式、政府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而由农业互助合作保险组织和私营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的模式、政府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而由民间非盈利团体经营的模式等.我国现行由中国保监会设计和推动的五种模式利弊兼有.为了实现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结合,我国应确立"多层次体系、多渠道支持、多主体经营、多地区共同发展"的农业保险混合发展新模式.     

略论北宋对西北边区蕃民的法律保护

为了确保西北边地社会稳定,北宋政府制定和颁布了许多相关的边区蕃民法律保护条例,其主要内容涉及经济贸易、土地买卖和生命人权等方面,前后期延续并有所变化,形成务实、时效、灵活的边区法律保护体系,反映了北宋因时而易、因地制宜的民族政策,对边地民族稳定和社会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体现了政府对边区蕃民弱势群体生命的珍视和忧患意识。     

抑制与抗争:建国初期的政府与私营工商界(1949-1952)

建国初期,由于政府继续维持革命时代的“劳资协商”政策,私营工商界情绪逐渐稳定,并主动配合政府贯彻各项政策。政府为迅速恢复经济,稳定社会秩序,采用加工定货、统购包销等措施“援助”私营工商界。但私营工商界经济好转之后,出于对利益的本能追求,对政府“援助”采取了或明或暗的抗拒态度。政府出于现实考虑,主动妥协,进行了多次政策调整。但政府的妥协并不意味着原谅私营工商界的“不忠”。1952年初,国民经济初步恢复之后,政府发起“五反”运动,以打击“五毒”行为的名义对私营工商界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思想改造。通过“五反”,私营工商界与政府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最终以前者的屈服而宣告终结。从此,私营工商界完全转变经营方向,成为政府社会改造战略的忠实配合者。     

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与政府宏观管理

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状况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对政策放宽的程度,以及管理方法、管理水平.在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已经达到一定水平的今天,如何改进和加强政府宏观管理职能,推动个体、私营经济上正规、上档次、上水平,逐步向生产型、科技型、规模型、外向型发展,并进一步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是一个值得认真探讨的问题.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中共农贷思想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中共各级人士和学术团体曾积极参与边区农贷事业.中共的农贷思想坚持“专款专用”、“贫农为先”、“不采取平均主义”、“不违农时”、“低息发放”等原则,延安中国农学会、毛泽东、朱理治、南汉宸、阎子祥、曹菊如等学术团体和个人的思想是当时边区农贷思想的典型代表.他们的农贷主张不仅促进了边区政府改善农业经济,将支农、惠农落到了实处,维护了农村金融稳定,对于边区农贷政策的制定和完善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也为当代农村金融改革中贫困地区的农贷工作开展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西汉“抑商政策”辨析

西汉政府推行的“抑商政策”,学者大都认为是一种抑制商业的政策,并将其与重视农业生产的政策相配套,故有“重农抑商”之说。进而认为正是抑制了商业,才使农业得到重视和发展,西汉前期社会经济才会跳出困境,得到恢复和发展。但是,只要全面、客观地研究西汉的社会经济,特别是商业史的发展,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在西汉前期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农业确实起着主导的作用,但商业的发展,也是不容否认的事实。西汉政府,特别是西汉前期的几代统治者,对待商业活动,如同对待农业生产一样,积极为其创造各种便利条件,这在西汉的经济史料中,都有明文记载。“利商政策”(笔者试把便利商业发展的政策称为“利商政策”)和“抑商政策”同时并存。因此,如何解释这个看似矛盾的历史现象,如何正确理解西汉的商业政策,将有助于我们对西汉的“抑商政策”有个正确的认识,进而加深对整个封建社会推行的“重农抑商”政策的全面理解。     

南京创业环境现状评价:一项基于专家问卷的实证研究

根据GEM的研究框架,创业环境可以综合成九个方面,即金融支持、政府政策、政府项目、教育和培训、研究开发转移、商业环境和专业基础设施、市场开放程度、有形基础设施、文化及社会规范.本研究通过专家问卷的方式,对南京市的创业环境现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结果表明,南京市在政府政策、市场开放程度以及文化与社会规范方面占有优势,而在商务环境、知识产权保护以及金融支持等方面有待改进.     

陕甘宁边区农民法制教育的实践及其历史启示

边区农民法制教育是边区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边区法制建设中的重要环节.边区农民法制教育从边区实际出发,着力培养平等观念,推行男女平等,第一次在中国农民的观念中种下了主体意识与权利意识的种子,培养了中国农民的规则意识,激发了广大边区农民的革命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边区和谐,为当代社会主义农民法制教育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我国粮食补贴政策的目标取向及改革思路

农业补贴政策是世界各国支持农业发展最主要、最直接的方式,我国农业补贴政策的重点集中在粮食生产领域。现有的粮食补贴政策为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和增加农民收入提供了制度保障,但市场机制扭曲、补贴空间变小等问题日益凸显。为此,我国应逐步推进粮食价格形成机制与政府补贴脱钩,充分发挥市场与政府各自的功能优势,建立以粮食目标价格为核心、以国家收储和种粮直接补贴为配套手段的粮食补贴政策体系。粮食目标价格应以市场价格为基础,旨在熨平粮价波动的市场风险;保留粮食直接补贴政策,提高补贴水平,以均衡城乡居民收入;重新定位政府粮食收储功能,确保口粮安全。为避免政策调整可能导致的市场大幅波动,并为粮食目标价格实施创造条件,粮食补贴政策改革需要积极稳妥地采取"两步走"策略。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发展农村商业养老保险的机遇与路径

大力发展农村商业养老保险是构建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重要抓手。传统城镇化未给商业养老保险进入农村市场提供必要的制度和政策保障,而新型城镇化无论在制度还是政策上都获得突破,为商业养老保险进军农村养老市场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本文探讨了商业养老保险在农村市场发展的可能性,并给出了具体的发展路径。     

我国50年代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原因及影响分析

从毛泽东个人思想认识和个性作风入手,深入分析我国50年代私营工商业被过早取消的原因以及带来的一系列消极的社会影响,以期正确认识这段历史,正确看待我国政府对待私营工商业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