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孔颖达对《诗大序》文学价值的开掘

通过对孔颖达注疏的分析,认为其在注疏<诗大序>时,充分认识到了它的文学价值:论述了诗的本质和特征,政治教化对诗的影响,以及诗的社会作用.     

纵论古今 指陈得失──评《屈赋研究论衡》

纵论古今指陈得失──评《屈赋研究论衡》汤漳平《诗》、《骚》两书，流传至今，历时二千余年，其间之章句注疏、考校笺证，乃至出版的各种学术著作，何止千百种！这固然反映了我国学术之昌盛与文化之久远，然而也带来了另一方面的问题，那就是由于历代研究者所处时代之不...     

陶渊明对玄言诗的改造与突破

西晋末年开始流行的玄言诗统治诗坛近百年,从建安、正始、太康以来诗歌艺术正常发展的脉络中断了。玄言成分的过度膨胀,把诗变成了“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的文字,变成老庄思想的枯燥注疏。而陶渊明的出现,将玄言诗真正拉回到诗的轨道上来。他用诗的意境、诗的语言去说明所要表达的哲理,具有当时其他诗人无法比拟的形象性,所以对玄言诗是一种改造,又是一种突破,这在陶渊明的作品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六家诗名物疏》:《诗经》名物疏集大成之作

明代出现了一大批《诗经》名物著作,而在众多注疏中,冯复京的《六家诗名物疏》以引用材料广博、分类精细、详于考辨为四库馆臣所赞赏.冯复京的《六家诗名物疏》在《诗经》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显著的学术价值.     

王船山对“理语”入诗之思考和对性理诗之仿效与矫正

王船山认为诗源于人之情感,理本于人之天性,如一车之两辕,本不矛盾,只要能真正反映人的情感心性,以"理语"入诗同样可以写出佳作。他对以理语入诗的要求是"立风旨以生议论",反对纯粹的以议论为诗,以注疏、帖括、经语入诗。他对宋明性理诗的肯定与仿效主要原因是他要借性理诗之讴歌孔颜乐处、适性自然、流连骀宕来湔洗国破家亡的深悲巨痛,使自己的心灵获得某种超越;用纯素少雕饰的性理诗风格来改变自己昔日所学习过的马(司马迁)、班(固)、颜(延之)、谢(灵运)的精美富赡,以实现诗歌风格之多样化。但他对前人陷入禅学有所"修正",对多以道学语入诗、有类语录等缺点有所矫正。     

《回鹘文诗体注疏和新发现敦煌本韵文研究》出版

正此书列为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主编《古代维吾尔语诗歌集成》的第五卷,2015年12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作者阿依达尔·米尔卡马力博士为新疆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书中他研究了三件回鹘文诗体注疏(《〈入阿毗达磨论〉注疏》《金华钞颂疏》《五更转颂》)和四种回鹘文韵文作品(《字母诗》《千字文》《华严经》和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出土的编号为B128∶18的韵文长诗及与之相关的山西博物院藏回鹘文《天地八阳神咒经》跋文),书     

阐释学视野下的宋代“以才学为注”

宋代“以才学为注”的阐释学方法出现的原因有三:一是由于宋人“以才学为诗”,诗歌文本阅读障碍极大,本朝人注本朝诗就极有必要;二是知音说和前贤注疏佳作的影响,使宋人也希望通过对本朝诗人诗集作注以达到“立言以不朽”;三是孟子“以意逆志”的尚意阐释学传统及宋代经学阐释学的影响,使来人觉得诗可以解.通过对宋代流传下来的任渊等人的注本考察可知,宋代“以才学为注”极为成功,这既有功于作者,又有益于读者,还深刻地影响了清代诗歌阐释学.     

《诗》本义的呈现——从“诗史”阐释到“民谣”阐释

《诗经》汉、唐注疏以“诗史”阐释为核心,对诗歌文本作出带有具体历史人物、事件内容的阐释,“风教”“正变”“美刺”等《诗经》学理论都以“诗史”阐释为出发点。经学史重视文献和师法传承,强调《诗经》学的汉、宋之别,低估了“诗史”阐释传统在宋代以来的影响。传统上认为首开反拨汉、唐注疏之功的欧阳修《诗本义》,对“诗史”阐释传统的延续远高于否定,只是微调了具体阐释细节。首次提出“里巷歌谣”观念的朱熹《诗集传》,乃至推崇这一观念的方玉润《诗经原始》等,都保留了冗长的“诗史”阐释尾巴,甚至有所倒退。直到五四“歌谣”运动影响下以顾颉刚、闻一多、朱自清、朱光潜等学者为代表的现代《诗经》研究的出现,才从深度和广度上厘清了“民谣”观念,使《诗经》阐释彻底走出“诗史”阐释传统,呈现出《诗》的本义。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重大科研项目简介 《十三经注疏》整理与研究工程启动

<正>"《十三经注疏》整理与研究工程"是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规划的重大科研项目,规划的设计者是杜泽逊教授。工程包括三个部分:一、《十三经注疏汇校》;二、《十三经注疏》点校通行本;三、《十三经注疏》专题研究。全部工     

北宋疑经思潮与二程经学

北宋中期,由于社会变革和思想文化的发展,儒家经典文献的真实性和传统注疏之学的合理性遭到了质疑.在时代思潮的影响之下,为了构建自己的理学思想体系,二程一方面对儒家经典进行了大胆的怀疑,甚至不惜移易经文次序;另一方面对传统注疏之学给予了批判,注重经典义理的阐发,从而表现出了他们的创新精神.     

从“十三经”注疏看中华文明的传承

中华文明一脉相传没有中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华民族对文明成果不断归纳总结,补充完善,中国古代经书的注疏充分显示了这一特点。“十三经”是中华文明成果的组成部分,而注疏是“十三经”流传至今的保证。今天对“十三经”重新作注,进行今译,是古籍整理的重要任务之一,也是弘扬中华文明的需要。     

宋初经学与庆历新学风社会成因探析

作为中国文化发展的高峰,宋代文化为学者们所关注,但于宋初经学言,学者们往往囿于陆游等人之说而将注疏之学与义理之学分成两截.究其实,宋初经学表现为注疏之学与义理之学并行而注疏之学居于统治地位.庆历间,义理之学渐超越注疏之学而成为显学,非仅学术界,且经范仲淹改革而在政治上亦予展现.其因则为:社会危机的刺激、士大夫政治主体意识的增强、便利的文化传播与宽松的文化政策等.     

《论语》郑义举隅

东汉郑玄的《论语注》自唐代以后就亡佚了。２０世纪以来,发现了一些《论语》郑注的唐写本残卷,其中保存了大量与传本《论语》注疏不同的解释,为了解汉代及郑玄对《论语》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本文辑录了部分郑注条文,与传本《论语》注疏比较参证,认为《论语》郑义反映了汉代古文经学派《论语》的某些特征。     

古籍整理也应遵守学术规范

近年来 ,学术“造假”和“打假”现象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这一状况现已蔓延到了古籍整理领域。北京大学出版社所出《十三经注疏》(整理本 )获“国家图书奖”第五届提名奖名不符实 ,其中由浦卫忠整理的《春秋公羊传注疏》存在严重的抄袭问题 ,我们认为古籍整理也应遵守学术规范     

中国哲学史的再开拓:语言哲学

90年来借鉴西学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做法是可取的,现在应对中哲史研究作再开拓:除了继续从子书,还应从经书,小学书,古代注疏中找材料,形成语言哲学的新路.本文通过举例,围绕名、字书、注疏体裁相关内容,具体阐述了中国古代语言哲学问题.     

对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的几点商榷

杨伯峻先生多年研究《左传》,写成《春秋左传注》这部百余万言的巨著(1981年在中华书局出版),得到学术界的好评。笔者仔细阅读后,觉得杨先生新注确有不少高明之处,有的补充了旧注疏,有的纠正了旧注疏,也有作者自己的新见解。伹在另一方面,旧注疏里有些较好的或较精采的见解,都被放弃了,还有一些新的看法未必妥当。限于篇幅,这里只提几条来略作商榷,管见是否正确,还得向各位专家和同志们请教。     

《尚书注疏汇校》《尚书注疏校议》介绍

正"十三经"是十三部儒家经典的合集,早期只是单一的经文。经文古奥,在传授的过程中,陆续产生汉晋经学家解说经文的"古注",南北朝时期解释经文、古注的"义疏",唐宋官方敕定的"正义",从而形成了"十三经注疏",总结前人经说,融经文、古注、音义、疏文于一体。随着诸经文本层次的增加,版本形态亦随之丰富,有白文本、经注本、经注音义本、单疏本、经注疏合刻本、经注疏音义合刻本等。宋代以后传世的主要版本是注疏本。鉴于诸经内容及版本之复杂,历代学者都希望通过校勘,确定不同版本之关系,判定版本异文之是非,     

道安佛经翻译与注疏略述

道安是中国早期佛教史上具有广泛影响的一代名僧,东晋佛学大师,是当时的佛教领袖。道安主持翻译佛经,开一代佛经翻译之新风,成就斐然,后人赞其文章、思想俱称巨子。道安积极从事注疏、整理佛经,纂辑经录,开辟了中国佛经注疏的新起点,为我们了解和把握印度佛教提供了依据。在我国佛教思想史上,道安的学说,标志着只事翻译、只顾咽吞的阶段已经结束,开始了初步消化融合的新阶段。研究和评述道安的佛经翻译和注疏,对于领会道安的佛学思想,了解与总结我国古代佛教的形成、传播与影响,都是十分必要的。     

论南北朝时期佛教与经学的相互渗透

南北朝时期佛教与经学互相影响、互相渗透,逐渐形成了互补共存之格局。经学对佛教的渗透主要表现在佛徒讲习并注疏儒家经典、佛教论难以儒家经典为指导、佛徒认同并遵从儒家伦理等方面。佛教对经学的渗透则表现在该时期经学家的思想,儒经注疏的内容、语言,儒家讲经、注经的形式、原则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佛教之浸染。就二者相互渗透的程度来看,经学对佛教的渗透远远超过了佛教对经学的影响,即二者之间的相互渗透是不平衡的。     

皇侃《礼记义疏》略论

皇侃的《礼记义疏》代表了南朝《礼记》注疏的最高成就。皇侃采用的宗郑为主,兼采他说;阐释义理为主,间引文献互证;运用科判体式,重视总结段义;注重从礼仪变迁的角度阐释异文等方法较为典型地体现了南朝经学注疏的一般特点。其成果不仅为唐修《礼记正义》奠定了基础,而且为历代研究者所吸纳,具有重要的经学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