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学习札记(二则)

一、“九歌”释九《楚辞·九歌》之“九”字,自东汉王逸以来,皆不得其解。“九歌”名之为“九”,但却包括了“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等十一篇。古来许多研究《九歌》的学者,皆料缠在数目字上,不少人削足适履,力求符合“九”篇之数。因而有人以为“国殇”、“礼魂”应与“山鬼”合为一篇(如林云铭:《九歌总论》);有人以为“湘君”、“湘夫人”系一篇,“大司命”、“少司命”系     

祀太一为天神始于汉武辨

《楚辞·九歌》有《东皇太一》一篇,王逸说:“太一,星名,天之尊神,祠在楚东,以配东帝,故曰东皇。”后世都遵循此说,谓“楚国确祀东皇太一”。我认为此说非也。查先秦古籍,“太一”都释为“道”。《庄子·天下篇》说:“建之以常元有,主之以太一。”成玄英注云:“太者,广大之名;一以不二为名。言大道旷荡,无不制围,囊括万有,通而为一,故谓之太一。”郭象注云:“自天地以及群物,皆各自得而已,不兼他饰,斯非主之以太一邪?”《吕氏春秋·大乐》篇说:“音乐……本于太一。太一出两议,两仪出阴阳。”“万物所出,造于太一,化于阴阳。”“道也者,至精也。不可为形,不可为名,强为之,谓之太一。”这是说,“太一”就是“道”。《荀子·礼论》篇云:“贵本     

考订《九歌》应是楚天神、地祉、人鬼之祭歌

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学者何新认为《九歌》应是“九天十神歌”,笔者认为他这个重要发现有商榷的必要。《九歌》歌词中并没有十神,只出现“上皇”,楚地“上皇”与中原五帝及佐神没有瓜葛关系,它是楚地“天神、地祉、人鬼”的总称。《九歌》中的十神名在《九歌》原著中是没有的,是汉人整理《九歌》时按照汉代的阴阳五行理论而加上去的。《九歌》的第一篇《东皇太一》神的祭祀起于汉武帝。“太一”这个称谓的出现,最早见于《老子》和     

“东皇太一”猜想

猜不透的古谜屈原为什么把十一首诗合在一起而称之为《九歌》?写于什么时候?所祀的是些什么神?……似科是一串猜不透的古谜。东汉以来,注家蜂起,但至今尚无定论。特别是开篇的《东皇太一》除标题之外,对祭祀对象没有任何具体的形容与描述,这究竟是组歌中的迎神总曲,还是奉献给某一尊神的祭歌?著名学者闻一多和文学史家郑振铎等人倾向前者。(详见《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四期)不过更多的学者从组歌的体例系统出发,断定每首诗的标题就是所祀的神名,如《文选·九歌》五臣注。但是,“东皇太一”是位什么神,古往今来又是众说纷纭。东汉的王逸说:“太     

《九歌》“君”、“灵”辨

<正> 《九歌》称神为“君”。如:《湘君》首句曰:“君不行兮夷犹。”王逸注:“君,谓湘君。”《大司命》第五句曰:“君回翔兮以下。”王逸在第二句“纷吾乘兮玄云”下注有“吾,谓大司命也”,因之,不言而喻,这里的“君”也是指大司命。朱熹亦谓:“指神。”蒋骥与朱注同。《东皇太一》末句曰:“君欣欣兮乐康。”王逸注:“神以欢欣,餍饱喜乐。”仍释“君”为“神”。朱熹注:“君,谓神也。”蒋骥亦言:“君谓神。”     

论《九歌》篇目和结构——《九歌十论》之五

<正> 《九歌》称九,而现存《楚辞》之《九歌》却分明十一篇。对于这个矛盾,《楚辞》学者们提出过种种解释。例如[汉]王逸以“九者阳之数,道之纲纪也”之类玄理搪塞(朱注则存疑); [宋]姚宽《西溪丛话》以为文体,“歌名九而篇十一者,亦犹《七启》《七发》,非以章[数]名之类”,但即如《七发》亦与“七”有关(《文选》李注谓“以七事     

试论《九歌》的神话特征

《九歌》是祭神的祭歌,构成了以“东皇太一”为主神的多神崇拜的序列。《九歌》中的神祇是充分人性化的,不仅生动地描摹了自然神的形态美,而且特别进行了细腻而微妙的心理描写。《九歌》既洋溢着古老的神话色彩,又表现出诗人鲜明的个性特征。     

《九歌·东君》祭祀朝霞之神说

《九歌·东君》所祀之神为日神,自王逸以下无异词。然而,在《九歌》所祀诸神祗中,东君名列第七,失之偏后,颇不合太阳神的尊贵身分。故学者多认为《九歌》诸神次序,今已错乱,非复先秦旧貌,谓“‘东君’(当)在‘云中君’前”(闻一多《楚辞校补》),即次于东皇太一之后,坐第二把交椅。若此,《九歌》祭典,首“上皇”(东皇太一),次太阳神(东皇),似乎各得其所。其实,并不尽然。     

《离骚》“诏西皇”抉微

《离骚》:“诏西皇使涉予。”王逸《章句》:“诏,告也;西皇,帝少皥也;涉,渡也。……使少皥来渡我。”王逸还把“西皇”称为“圣帝”。对于王注,历代《楚辞》学者罕有异辞。王注一般说是不错的。问题在于,屈原“诏西皇”,口气是命令式的;诗人为何用此口吻来对待西方的上帝?据《山海经》,古有“群帝”,即不同氏族或部族崇奉不同的上帝。楚人的上帝为“东皇太一”。从屈原加工的民间祭神曲《九歌》来看,“穆将愉兮上皇”、“君欣欣兮乐康”,诗人对东皇不是极其虔诚、极其崇敬吗?为什么“诏”起西皇来了?诏,《尔雅·释诂》云:“导也。”《注》:“教导之     

《九歌》新论（一）

《九歌》新论（一）黄震云《云中君》为雷电之神《云中君》，一般以为是云神，言出王逸《楚辞章句》云：“云神丰隆也，一曰屏翳。”王逸没有说出根据什么，后人只是未加深究相从之。但王逸在《天问》注释说：“屏翳，雨师名也。号，呼也；兴，起也，言雨师号时，则云起而...     

祀太一为天神始于汉武吗?

读了刘心予同志的《祀太一为天神始于汉武辨》(见本刊1981年第1期),大为惊诧。这一“辨”,把战国大诗人屈原对《九歌》的创作(或据民间祀神曲加工)的权利“辨”掉了。如果照此办理,“屈赋”就差不多被淘汰了一半。其实,这并非刘心予同志的创见。1951年,朱东润同志发表《<离骚>以外的“屈赋”》(《光明日报》1951年5月12日),便对《九歌》(包括“东皇太一”)持此论;郭沫若同志当即发表《评<离骚以外的“屈赋”>》(《光明日报》1951年5月26日)给以批驳。假若再往前追溯一下,解放前有一个何天行,也持此论。(见《楚辞作于汉代考》)三十年来,坚持此论者已经销声匿迹,今天刘心予同志又来旧话重提。刘心予同志也许会说,他只讲了“‘东皇太一’之名,可能是汉初人加的(或改的)”,祀太一为天神始于汉武时,并未剥夺屈原对《九歌》(包括《东皇太一》)的创     

沅湘自然崇拜和《楚辞&#183;九歌》

《九歌》是南楚、沅湘间的祭神乐舞歌曲,经屈原加工再创作后而流传于世.《九歌》自然神祗的原型为东皇太一(太阳神)、云中君(雷神)、湘君、湘夫人(湘水配偶神)、大司命、少司命(星神)、东君(月神)、河伯(黄河之神)、山鬼(巫山女神).《九歌》的出现,既是取悦自然神祗,亦为支配大自然.     

《九歌》主神东皇太一性别考

《九歌》是沅湘地区的祭神曲。所祀十神,以东皇太一为至尊,故云:“吉日兮辰良,穆将愉兮上皇。”朱熹言:“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使巫觋作乐,歌舞以娱神。”(《楚辞集注·九歌序》)说的大致合乎事实。根据上古时代沅湘流域民族(族类)的递嬗、融合和衍变,我曾指出,“《九歌》经历了百越文化→苗蛮文化→荆楚文化的演变三阶段”。①现在,我们打算对东皇太一的性别作出崭新的探索,了解以上情况是必要的。     

《九歌》的情理结构

《九歌》中的娱神情景,颇近希腊酒神节的性质,后者是西方戏剧的摇篮。然而,同样是神话内容和祠神歌舞,《九歌》为什么没有发展为叙事诗或戏剧诗,反而发展为抒情诗?其间的原因,现试作一探讨。《九歌》十一首。《东皇太一》为迎神曲,《礼魂》为送神曲。《国殇》是对阵亡将士的挽歌,所祭对象与艺术风格,同其余几篇大有差异。故下面的研究,将排除这三篇。我认为:《九歌》之成为抒情诗,乃是它物态化了一个特殊的情理结构(形象思维模式)。构成这情理结构的有四个因素:     

论杀人祭神、人神恋爱——九歌十论之七

《楚辞·九歌》描写不描写——进而歌颂不歌颂——“杀人祭神”或“人神恋爱”呢?这要做归类分析。第一类祭祀太阳神及其“升格”的《东君》和《东皇太一》,祭祀轩辕星云雨风雷女神的《云中君》以及借以“招魂、起殇、却敌”的《国殇》,安魂、娱人、乐神的《礼魂》,都肯定不带“人     

东皇太一为大火星考

在《楚辞·九歌》中,对于《东皇太一》的争议最多。东皇太一所指何神?以往的解释主要有天神说、星神说、日神说、上帝说、战神说、伏羲说、成汤说、楚武王熊通说等。本文拟以上古典籍为据,证明东皇太一指的是大火星。与《楚辞》同是战国时期作品的《韩非子·邪饰》说:“初时者,魏数年东乡攻尽陶、卫,数年西乡以失其国,此非丰隆、五行、太一、王相、摄提、六神、五括、天河、殷抢、岁星数年在西也。又非天缺、弧逆、刑星、荧惑、奎台数年在东也。”韩子连续列出了十四个星名。太一是其中之一,由此可见,先秦时期太一确实是星名。     

《九歌》篇数之谜考辨

传世《九歌》何以题名九而篇为十一,在学术界一直是个难解之谜。“九”为虚数之通行说法并非确解,“九”为确数诸旧说也多不可取。《九歌》是来源甚古的一组祀神乐歌,原始《九歌》虽不可考,但按理应以符合九篇之数为是。而与之有传承关系的沅湘之间流传的《九歌》亦即屈原据以加工改写的《九歌》,依传世篇目检索正好九篇,此即《九歌》之前九篇。《国殇》《礼魂》不在原《九歌》之中：《国殇》祭祀人鬼,所祀不在神列,乃屈原独立创作的祭祀为国牺牲将士的乐章;《礼魂》无所祭者,不能独立成篇,题目中的“魂”字决定了它与前九篇所祀之“神”无关,非“礼神”“送神”之辞,只是《国殇》的乱辞和附篇。二者实为一篇,皆为屈原自创,因与祭祀有关而被后人附于歌末,不在“九”数之内。《九歌》的“九”实为确数。     

太一信仰与《大人赋》关系考论

《大人赋》与《远游》俱在追求“太一之境（神）”,以北极为皈依。但就《离骚》言之,以西极为圣地,而《东皇太一》又将“太一神”立在东方,因此《远游》与屈原作品之追求扞格不通,绝非屈原作。《大人赋》的产生正与武帝时代的信仰变革相关,符合“太一”以北斗为车舆即“斗为帝车”的运行模式,而《远游》不合,因此《大人赋》早于《远游》产生,为司马相如原创。作者为劝说武帝放弃对“太一神”的痴狂与迷信,以“北斗拱极”图式构建《大人赋》的文本结构,让“大人”按照“太一”巡天模式环游太空,逼真展示太一之境的枯寂与荒诞。然在方士鼓吹之下已然放弃人伦的汉武帝不以为忤,甚至愈加向往,于是本“欲讽”而“反劝”。《大人赋》分前后两稿,初稿是抒发自己的愤懑与抱负,表达对“太一之道”的向往;经修改献给武帝的文本转而对“太一之神”加以贬斥,结合其临终前所作之《封禅文》来看,寄寓了作者要求驱逐方士,以儒家之道治世的理想。     

关于《九歌》各篇的次序问题

《楚辞·九歌》各篇的次序是:《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对于这个排列次序,除《东皇太一》与《礼魂》,外,中间九篇,历来学者多疑之。闻一多《楚辞校补》谓今本《东君》、《云中君》“部居悬绝,无义可寻,其为错简,殆无可疑。余谓古本《东君》次在《云中君》前,《史记·封禅书》、《汉书·郊     

《楚辞·九歌》文化艺术新论

一、诸神寻踪与文化探索 《九歌》所祀十神,除首章《东皇太一》所祀为主宰神,全能神;第十章《国殇》所祀为战神,两章为单独祭歌外,中间八章《东君》与《云中君》,《湘君》与《湘夫人》,《大司命》与《少司命》,《河伯》与《山鬼》皆为按阴阳观念组合的祭歌。所祀四对神祗为阴阳神,亦即具有恋人神或配偶神的性质。《九歌》十神,寻其踪迹,或为楚产;或来自齐,显示了楚齐文化同源分流,至战国而又有更多的文化融汇的特征。下面,即据《九歌》的整体结构,对诸神的性质及文化渊源寻踪探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