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郭沫若同志的《女神》

我国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的旗帜、伟大的科学家和文学家、革命的思想家、政治家和著名社会活动家郭沫若同志的逝世,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是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重大损失。郭沫若同志从一九一八年初夏从事文学活动以来,到一九七八年五月发表《衷心的祝愿》,经历了整整六十个寒暑,为我国科学文化事业作出了多方面的巨大贡献。当全国人民及世界进步人士悼念郭老,学习郭老的时候,重读郭老的《女神》,使我们倍感亲切。这是郭老的第一部作品,又是我国第一部革命诗歌巨著。它凝     

人是千里人 乐以天下乐——重读郭老的诗《颂大寨》

郭老逝世,对我这个曾经在郭老身边工作过的人来说,由于永远失去了自己心目中一位最尊敬而又亲切的长辈,心情是十分沉痛的。遵照郭老遗嘱,他的骨灰已撒在大寨土地上;这不禁使我联想起郭老的一首大寨诗。那是一九六六年春,我向郭老索求墨宝,郭老把他所作《大寨行》组诗中的末首《颂大     

也谈武则天(之二)

在这里想就武则天的剧说几句。过去武则天的剧本,有宋之的的,主要从男女平等角度来翻案,不够全面;越剧《则天皇帝》把武则天写成一个失败者,令人丧气。郭老的《武则天》剧本的确后来居上,郭老因为传记式的剧本不好写,就选择了一段(679—684),期限仅仅五年,以徐敬业叛变事为中心,可惜我没看过。郭老在《我怎样写武则天?》文章里(《光明日报》62.7.8)说:“以艺术为主,科学为辅”,又说“看了不少关于武则天的材料”。我对艺术外行,不敢谈,只谈谈科学性这方面,也就是郭老所根据的史料问题。     

“青铜时代”、“十批判书”里的书签

郭沫若研究学术座谈会前半月,笔者访屈楚同志,谈起抗日战争胜利前后群益出版社出版郭沫若著作的一些情况。屈楚同志说:郭老的剧本《孔雀胆》初版在重庆出书,印错的字较多,引起了郭老的不满。其后排印《青铜时代》、《十批判书》时,出版社在校对时就倍加细心。这一类著作,本来比普通书刊难校;因此郭老自己也动手参与校对了几遍,校完后还题写了一段话。群益的同志看到后深感这一题字的可贵,特意铸版印成书签,夹在上述两书和《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时隔三十八年,这事在屈楚同志记忆中还十分     

“人民诗人苏涣”之说质疑——评郭沫若著《李白与杜甫》中的“杜甫与苏涣”一节

杰出的诗人兼历史学家郭沫若同志在他的《李白与杜甫》一书最后一章《杜甫与苏涣》中,认为苏涣是“造反诗人”、“人民诗人”。他在此书最后一句话说:“如果要从封建时代的诗人中选出‘人民诗人’,我倒很愿意投苏涣一票。”郭老的这一结论,我不敢苟同。1971年公开发表了郭老的《李白与杜甫》一书,可以看出,郭老是在研究杜甫的过程中发现了杜甫对苏涣“倾倒备至”,从而起意研究苏涣并发现了苏涣。我们就顺着郭老的路子,从杜甫与苏涣的关系入手探讨一下苏涣的为人及其政治活动与文学活动。苏涣只留下四首诗。关于他的史料,零星的有几条,都非常短,并且间接的居多,而杜甫有关苏涣的诗就有三首。     

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从日本“沫若文库”谈起

中国文物报与日本大修馆合作拍制文物录像片《汉字发展史》,笔者忝列学术顾问参与其事,因而有今年6、7月间的扶桑之行。记得十四年前郭老逝世的时候,容希白师曾命我整理郭老流亡日本期间写给他的数十封论学书信,辑成《郭沫若书简——致容庚》一书。笔者在编注此书的过程中,对郭老海外十年的亡命生活和学术成就一直怀着崇敬的心情,这次有幸实地考察,很希望能进一步弄清郭老书简的背景材料,并探讨其     

郭沫若早年家书(一九一三年十月——一九一四年十二月)

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把郭老一部份早年的家书介绍给读者。六十年前,郭老东渡日本留学期间,眷恋祖国,怀念亲人,家书频传。岁月峥嵘,其间虽有纷飞的战火,国民党的迫害,“四人帮”的浩劫,然而至今却也有相当部份郭老亲笔手书的家信,为乐山文管所搜集、保留、珍藏了下来,这实在值得庆幸! 二十世纪初叶的中国,风云变幻。年轻的郭老忧国忧民,他怀着“伤心国事飘摇甚”(见《郭沫若少年诗稿》)的沉痛心情,抱着富国强兵的祷愿,辞亲去国,为寻求振兴中华之道,到了日本。在日本,郭老十年勤苦,十年奋斗,放眼世界,留心国事,砥砺志节,横溢豪情。这十年,是中国革命史上伟大的十年,关键的十年;也是郭老思想发展史上决定性的十年。这些家书既是这十年中国社会的一个侧面的深刻反映,也是郭老亲手留下的关于他的这段经历的相当真实而可靠的记录。它是学习郭老的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也是研究中国革命史以及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奇珍。这里发表的家书是:一九一三年三封,一九一四年十一封,计十四封。我们将它按时间顺序编排,并对每一封信的写作年月作了考订,加了一些简要的说明和注释。郭老家书的整理编注工作,是在中共乐山地委、市委的领导下进行的。郭老的亲属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特此致谢。由于水平有限,加之时间仓促,缺点、错误难免,敬望专家和同志们教正。     

杜甫《喜雨》诗不是反对农民起义的吗?

《社会科学研究》1979年第3期发表了王滋源《杜甫<喜雨>诗是反对农民起义的吗?》的文章,认为,郭老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对《喜雨》诗的解释“是站不住脚的”,杜甫所言之“洗”,“是‘雨洗娟娟静’之洗,是‘一洗苍生忧’之洗,而不是清洗什么‘盗贼’”。愚见以为,王滋源的看法却恰是“站不住脚的”,而郭老认为“滂沱洗吴越”就是杜甫希望痛洗农民起义军的意见才是正确的。何以见得呢?王滋源首先是从农民起义的范围,对郭老的解释进行反驳的。他对“吴越”的理解太拘泥了。所谓“吴”或“越”,在诗     

《学灯》编发郭老诗稿的是谁?

郭沫若的第一首新诗,发表于一九一九年九月十一日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从此郭老诗兴勃发,成为一代诗人。郭老在《我的作诗的经过》中说:“那时的《学灯》编辑是郭绍虞,我本不认识,但我的诗寄去不久便发表了出来。”郭绍虞同志在《关于文学研究会的成立》一文中说;“但我不敢掠人家之美,因为我没有在上海《时事新报》当过《学灯》编辑”。这是郭绍虞第四次表示否认自己是《学灯》编辑了。茅盾同志一九一九年也在《时事新报》做过编辑,据他回答笔者说,当时郭绍虞不在《学灯》编辑部,而是在北     

《郭沫若楹联辑注》补正

<正>《郭沫若楹联辑注》(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年出版,作者曲树程、杨芝明)是目前收集郭老楹联较完善之作。但确如孙席珍先生在该书《序》中所言:"尚未全备"。现将笔者所见关于郭老楹联的几种资料录出,以作补正。一、关于《寿杜波依斯博士》一联。此联书迹原件发表于《人民日报》1959年2月23日第八版,原     

郭沫若与凉山彝族奴隶制研究

郭老对凉山彝族社会的情况早有接触。他是四川乐山沙湾镇人,西距凉山不过数十至百余华里。这里直到现在仍保留下来的许多“蛮洞”,原是历史上彝族土司控制下僚人富有者的住室。彝族土司的统治势力直到明末清初才遭受比较严重的打击,可以想见郭老的家乡曾经长时期受过彝族奴隶主的威胁。当郭老殚其精力治古代史时,早就注意到彝族社会的情况,如在《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中都曾提到。     

读者·作者·编者

编辑同志: 读到贵刊第三期所载《郭老未发表的七律》一文,深受启发;但文章中似对郭老与金静庵唱和的经过未搞清楚。这虽然不过是个细微末节,但关系到老一辈的革命家与学者间的唱酬,有必要把它搞得确切一些。我们依据的既然是《静晤室日记》(未刊稿),如无其他资料,我看可以作如下的推测: 一、1945年3月24日晚,金静庵“撰一诗赠之”,日记未反映出几时把它送给郭老的,然而文章却说,他把26日的修改稿送给郭老。我看不对。这有郭老后来的和诗初稿     

谈“一心二用”的治学法

“一心不能二用”是古已有之的格言,但是并不完全正确。从一些著名的学者和专家的治学经验看,“一心二用”,却往往效率高,收获大。这可以郭老的治学为例: 郭沫若研究《墨子》,引起了对吴起的同情,写成《述吴起》;由于有人主张墨家曾参加陈涉吴广的农民革命,便另写《秦楚之际的儒者》,作为《墨子》研究的补充;又因音乐是儒墨之间所争论的主要问题,郭志的兴趣又被音乐问题吸引住了,于是写成《公孙尼子及其音乐理论》;接着发现钱穆《诸子系年》中考证公孙尼子的一节,与自己的意见完全相反,遂写《公孙尼子追记》;此文写好后,郭老的“兴趣又掉换了一个方向”。他在日记里这样写道:“读《吕氏春秋》,初意欲收集关于惠施之材料,忽尔意动,欲写《吕不韦与秦始皇》,写此二人之斗争。……”就在这次掉换研究方向的同时,郭老总结了他的这个治学方     

郭沫若楹联辨讹

<正> 《郭沫若楹联辑注》一书1983年出版。此书辑录郭老楹联101副,迄今我们又搜集30余副。郭老的楹联大部分散见于报刊及一些楹联集中。我们搜集时发现,有的楹联名为郭沫若题撰而其实不确。下面列示数例,并为辨正。一池浓墨盛砚底,万木长毫挺笔端此联初见于《古今名胜对联选注》(北京出版社1983年版),误注为郭沫若题新疆天池联。其实这原是郭沫若一首律诗的颈联。1971年9月,郭沫若偕于立群陪同柬埔寨友人访问乌鲁木齐,9月16日游天池,即兴口诵七律一首:“里加     

关于郭沫若的一篇佚文

郭老的一篇佚文(附后),实际上是一段序和十六首诗。一次找寻到这么多佚诗,是十分令人兴奋的。事情得从郭老生前的秘书王廷芳同志1980年6月8日写给我的信说起。信中说:我看到吉林《社会科学战线》第二期的补白中,有你一篇小文章,很受启发。一九四七年初,上海某报纸或杂志登了一篇题为《续“狐狸篇”》,署名为“牛何之”的文章,作于一九四七年一月二十四日。从笔调上看很象是郭老     

郭沫若的《月光》与陈慎侯

郭沫若的《屈原》、《虎符》、《棠棣之花》等历史剧,已为广大读者所熟知,但对于他的唯一的一部现实题材的独幕剧《月光》,知道和熟悉的人就不多了,而对于郭老以《月光》为之献祭的陈慎侯,了解的人似乎更少.辑录一点有关的材料提供给读者,对于全面了解郭老的生平、思想和创作或许不无裨益.《月光》写于一九二二年八月十九日.最初发表在同年十月一日的上海中华学艺社《学艺》第四卷第四期上,后由作者收入一九二三年十月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的《星空》诗集.但一九五七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十七卷本《沫若文集》时,《月光》却未收入.这大概也     

平生四海惯为家——谈郭沫若同志一首未发表的七律

偶读金敏黻《静晤室日记》(手稿),发现著录有郭沫若同志未曾发表过的七律一首。这首诗写于一九四五年四月二日,作者以高度精炼、概括的语言,回顾了自己前半生的革命生涯,表达了一个革命者嫉恶如仇、渴望战斗的强烈愿望。我们从诗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郭老首先是一个战士,然后才是学者;首先是一个革命者,然后才是文学家。这丝毫没有低估郭老学术成就和文学业绩的意思,而是说,他是一个战斗的学者,是一个革命的文学家。这首诗对于了解和研究郭老的思想和生平,很有价值。原诗如下:     

郭老的《祭父文》(摘要)

一九三八年,郭老在汉口任抗日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名为国民党治下做官,实在敬爱的周总理直接领导下,从事抗日的文化宣传工作。一九三九年,其父郭膏如去世。郭老奔丧回家,与其兄开佐、弟开运(郭老名开贞),合做《祭父文》一篇。据乡里知情人士言:此文系郭老执笔。其中,叙一九三七年秋,冲破万难、奔赴国难的经过,云:     

杜甫“抑屈”辨

东汉的班固曾指责屈原“露才扬己”(《离骚序》),北齐的颜之推也曾批评屈原的“显暴君过”是“多陷轻薄”(《颜氏家训·文章篇》)。此二人系历史上最有名的攻击屈原的人物。他们的贬抑祖国伟大诗人屈原的主张,当然不会得到历代进步文论家的赞同。郭老在批评杜诗时,认为杜甫也是“抑屈扬宋”的,并说杜对屈的评价是“继承了班固、颜之推等人的传统的。”(《李白与杜甫》)杜甫是不是“抑屈”呢?综观少陵诗,我们不同意郭老的观点,理由如次:一,杜甫赞扬屈原的人品,同情屈原的遭遇。如《最能行》之结尾二句:“若道士无英俊才,何得山有屈原宅”,称屈原为“英俊之才”是颇高的赞许。在《天末怀李白》末,杜甫写道:“应共冤魂语,投     

试论郭沫若同志的早期古文字研究——从郭老致容庚先生的信谈起

最近,我们有机会读到郭老于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三年在日本研究古文字期间写给容庚先生的一批书信(计五十八件,内十一件为明信片)。信的内容,大多是关于殷墟甲骨文字和殷周青铜器铭文的反复研讨。这批书信是郭老当年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古文字学的研究,在甲骨文和金文这一领域里不断开拓并作出重要贡献的真实记录。在郭老已经离开我们的今天,读到如此珍贵的亲笔信件,心情尤其不能平静。郭老当年的战斗业绩,又一次引起我们对他老人家的无限崇敬和深切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