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点摘编

<正>乌克兰民粹主义的特征及影响(2000-2019年)王思羽在《俄罗斯研究》2020年第1期撰文指出,乌克兰自独立以来,政治民粹主义伴随其政治经济转型进程不断蔓延加剧。乌克兰不仅是欧亚地区民粹主义现象最为显著的转型国家,也是当今全球性反建制民粹主义浪潮席卷的突出案例。第一,乌克兰民粹主义的历史发展,其发展阶段大致分为:民粹主义的萌发、政治环境的泛民粹化和民粹主义全面盛行,乌克兰的民粹主义经历了从登台出现到浸染泛化,最终全面成为主流的发展历     

民众价值观变迁如何影响美国民粹主义的崛起

2016年11月,唐纳德·特朗普当选为美国第45任总统,这一事件被广泛视为民粹主义在美国的胜利。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揭示美国民众价值观变迁与民粹主义崛起的内在关联,是验证或发现美国本轮民粹主义根源的崭新视角。通过考察美国民众价值观中与民粹主义思潮密切相关的政治信任、贫富差距感知以及政治立场定位,论文发现民众的政治信任发生了明显的变迁,其中美国民众对于民主体制的信任程度仍然很高,而对于政党的信任程度则有明显衰减,互联网媒体的崛起更导致了美国民众对于传统媒体信任度的下降;尽管美国宏观经济状况不断改善,美国民众对于自身经济状况仍然持有较高不满。在对美国民众政治立场极化程度进行纵向与横向对比后可以发现,美国社会政治两极化程度并不足以解释民粹主义的崛起。     

论政治信任——改革开放前后比较的视角

随着近年来公共性突发事件的频发,政治信任问题成为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话题.政治信任是要建立一个以"人民主权"为原则的政治制度.在这个制度下形成的体制才能赢得公众的合法性认同,也使得公权力的运用能以保护公众权利为准则.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在中国公众中存在着一个"政治信任层级差"心理,也就是层级越高越受到信任,基层政权的信任度最低.这一心理既反映了制度规范的差异性,也体现了压力型体制造成的政治信任疏离,当然还表现为利益协调过程中政治信任的流失,更为重要的是政治信任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应采取的对策主要有两点:一是政治上的可信承诺关键在于需要政治制度的不断完善和保障;二是面对当前复杂多变以及公共性突发事件频繁的现状,一方面要强化执政体制的综合力,另一方面要善于培育和运用社会权力,用社会对社会的方法解决社会问题.     

欧洲国家政党民粹化问题研究——以北欧地区民粹主义政党为例

当前西方多数国家的社会矛盾较为突出,民粹主义政党凭借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和回应而崛起,并对传统主流政党发起了挑战。传统主流政党对此做出的反应主要有两种,要么为避免因民粹主义政党所关注的问题在舆论中变得过热而使之受益,选择压制有关议题;要么为排挤民粹主义政党而开始关注外来人口增多等民粹主义政党的核心议题。采取前一种策略的主流政党,被选民认为回避关键问题而导致选票向民粹主义政党流失,采取后一种策略的主流政党则在事实上有一定程度的民粹化。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变化趋势在经济状况相对稳定、社会矛盾相对缓和的北欧地区也已出现,表明西方政治越来越趋于激进化。     

协商民主理论视角下政治信任的培育

政治信任是中西方国家及学界共同关注的问题。政治信任的生成同政治参与的程度、政治参与制度化以及公共政策的合法性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而协商民主意味着公民平等地参与政治过程,在实质性的程序和制度框架制约下,秉持理性、包容和相互尊重的公民精神,通过公共协商实现偏好的转变,达成共识,从而赋予立法、决策合法性。因此,我们一方面可以乐观地认为,协商民主能够增强民众对政策的认同和对政府的信任。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由于协商民主自身的局限,它对政治信任的生成也有一定的消极影响。     

从人格信任走向制度信任——当代中国政治信任变迁的基本图式

政治信任是指在直接或间接互动的基础上,民众对政治体系相信、托付和期待的一种政治心理.在历时态上,政治信任可分为传统、过渡和现代三种形态,它们的根本分野在于政治信任结构中人格信任与制度信任的权重.从新中国成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与整体社会相契合的是传统色彩浓厚的政治人格信任；改革开放以来,与转型社会相适应的是过渡形态的政治信任,其表现为人格信任日益消解,制度‘信任逐步成长.两种形态的政治信任前后相继,共同构筑了当代中国政治信任变迁的基本图式.     

网络民粹主义与传统政治共识的解构

中国传统的政治共识更大程度上是通过执政党来推动的,执政党通过党政资源的政治社会化过程将自身的政治共识转化为全社会的政治共识。这种政治共识形成了支配性的政治话语体系,为中国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必要的合法性支持与充分的政治保障。互联网在中国的兴起渐次形成了一股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它极端强调平民的价值观,即从平民的立场审视公共政策,强烈批判主流的政治话语,反对国家本位主义与精英主义价值观。网络民粹主义形成了与主流政治话语权相抗衡的独立话语权,蚕食并解构着传统的政治共识。     

自然灾害与政治信任：基于汶川大地震的自然实验设计

在当代中国,自然灾害如何在短期内影响公众的政治信任,其作用机制如何？本文使用在汶川大地震发生前后收集的调查数据,试图通过自然实验设计来回答上述问题。本研究发现：在时间维度上,外生的自然灾害会在短时间内提升公众的政治信任;在结构上,地震对公众政治信任的边际增长效应呈现差序性特征,即对区县政府政治信任的正向作用最强,而对中央政府政治信任的强化作用最弱。在此过程中,国家主导的媒体宣传起到了关键的中介作用,即公众接收官方媒体信息的频率越高,其政治信任在短时间内提升的幅度越大。研究表明,灾后短期内的政府动员与鼓舞性的媒体议程设置是提升公众政治信任的重要影响因素,但从长远来看,切实加强政府的长效治理能力建设始终是巩固政治合法性的关键。     

基于过程的政治信任及其有效性释义

政治信任意指,基于规范公共权力、保障公民权利、寻求有序政治生活以及规避风险的需要,在政治体系与公民的良性互动过程中,建立在对于政治体系的良好心理预期并有所托付以及政治体系给予回应基础之上的政治心理现象与交互合作关系。从过程上看,政治信任内涵了公民对政治价值的公共性认同、对政治制度的合法性确认、对政治文化的观念性支持以及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性实践,并在政治过程中突出表现为鲜明的现实性和有效性。而且,基于"有限性"、"有为性"、"结构性"和"现实性"之政治信任有效性在当代中国集中体现为对当前凝聚改革共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支持与期待。     

社会工作吸纳基层政治组织的优势及其策略 ——兼论社会工作的生活范式转向

在关于社会工作发展的论述中,基层政治组织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主体.长期以来,学者们普遍采用"国家—社会"规范性视角来思考"政社关系"问题,一方面促进了社会工作发展制度环境逐渐清晰.但另一方面,上述视角并不能较好地展现社会工作具体运作的日常实践逻辑.本文尝试运用"生活视角"分析了三个社会工作与基层政治组织"打交道"的具体案例,发现我国基层组织具有社会工作可借鉴的多重政治优势:信任、号召力和权威,社会工作者可以在日常服务实践中加以吸纳和运用.基于此,本文提出从"国家-社会视角"向"生活视角"范式转向,后者因应了社会工作沉浸于日常生活并发挥服务型治理作用的诉求,有利于社会工作不断总结日常实践智慧、探索社会工作与基层政治组织互动逻辑.实践证明,"生活视角"对我国社会工作研究和实务具有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政社关系"的学理研究将会呈现更多可能性.     

孟加拉国政党之间的政治冲突

由于在国家意识形态、世俗化、独立运动中各政党发挥作用的大小和选举制度等一系列问题上存在着严重分歧，孟加拉国几个主要政党互不信任，彼此猜忌并经常发生政治冲突。这不仅使孟加拉国的政局难以实现稳定，经济发展受到制约，而且还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提供了可乘之机，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秩序。鉴于几个主要政党长期积累的矛盾较深，且难以在短期内化解，孟加拉国今后的政治冲突仍将难以避免。     

民粹主义:对台湾近年政治现象的解读

民粹主义是台湾近年来突出的政治现象。但是,什么是民粹主义?民粹主义在台湾的表现是什么,形成的原因是什么,以及带来哪些危害?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可以更好地理解台湾民主化的后果及其民主政治的实质。     

微博消费主义倾向下的政治参与

微博消费主义影响下的政治参与日益凸显大众权威的解构力量，并以日常生活为重要的参与内容，以休闲狂欢作为主要的参与方式。这对于消解传统的过度膨胀的政治权力，凸显大众的权威，激发民众参与热情，实现政治生态的良性转向，都有所助益。然而，微博消费主义是商业化行为，它以利益为根本导向，其积极的政治功能并非主动为之，微博等新媒体也以各种方式进行着自我规制，对于开放的公共讨论设置了一定的障碍，用消费主义的商业动机侵蚀着公共话语空间，以娱乐狂欢掀起民粹主义的涟漪。但是不管如何，新媒体与政治从来都不可能互相撇清关系，在未来的发展中，微博等新媒体仍然会在消费主义的浪潮下，以日常生活为切入，影响着公民参与、政治生态与政治发展。     

论左翼民粹主义的策略及其不可能性——兼论尚塔尔·墨菲的《写给左翼民粹主义》

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墨菲认为当前世界已经走向了以新自由主义为主导的“后”政治时代，造成了民主失实与右翼民粹主义盛行的局势。在《写给左翼民粹主义》一书中，她规划了一套左翼民粹主义方案，旨在为左翼政党争夺政治话语权。墨菲的左翼民粹主义策略虽然看起来颇具诱惑性，却并不具备很大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一方面，民粹主义自身内含着某种“暴力性”的倾向，反而有可能引发更大的混乱，导致非民主的结果；另一方面，与右翼民粹主义相比，墨菲的左翼民粹主义策略仅仅围绕着政治话语权而运作，摒弃了马克思阶级斗争理论而代之以“人民”“对抗”策略。因此，民粹主义作为一种策略虽然易于发动底层民众反对资本主义体制本身，但它无法从根本上推翻资本主义制度。     

政治效能感、社会公平感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基于全国调查数据的中介效应分析

作为政治合法性的基石,政治信任对政治体系的良性运转具有重要意义。政治效能感主要指个体对自身政治能力的感觉,主要反映在个体与政府、政策以及所有政治系统的关系方面,是构成民众政治参与的前提条件之一,并与社会公平感、政治信任密切相关。构建政治效能感通过社会公平感这一中介变量影响政治信任的理论框架,并基于2017年"当代中国社会公平感状况"全国问卷调查数据,应用结构方程模型,采用自动重复抽样技术对中介效应进行了检验,可得出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政治效能感直接影响社会公平感,二者正相关;第二,社会公平感直接影响政治信任,二者也呈正相关关系;第三,政治效能感不仅能直接影响政治信任,而且能通过社会公平感间接影响政治信任,即社会公平感在政治效能感和政治信任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政治效能感和社会公平感均对政治信任产生重要影响,提升公众政治效能感是提升社会公平感和政治信任的重要途径。     

从知识结构建构政治共识

"政治共识"是指一定时空环境内人们对包括政治体系、过程和政策在内的广泛议题的共同或共享性认知,是一种系统性、结构性的观念存在。对当代中国来说,结构性政治共识的构建要求在历史、现实与理想的相互关系中构建新的时代共识;从多元与一体的相互作用中构建空间共识;从理论与道路的相互关联中构建合法性共识;从政治主体的社会属性出发构建主体共识;从制度(区分功能的)合理性与制度(整合功能的)有效性出发构建制度共识。     

国家间信任研究的路径比较:从博弈论到社会网络分析

国家间信任是关乎合作与冲突的重要议题,对不确定的国际体系而言尤为重要。梳理现有的研究文献,笔者归纳出国家间信任分析的三种主路径,它们的思路存在较大差异:博弈论从理性选择角度分析信任关系对成本支出的改变,进而影响合作建立与维持;合法化机制一方面从强式制度主义出发解释制度结构对信任的制约,另一方面也从弱势规范意义上分析了信任与规范、身份的关系,它认为国家选择信任除了利益动机之外还有被社会承认的合法化需要;网络分析则关注社会关系如何孕育信任,"嵌入性"视角试图在宏观与微观分析之间建立"第三条道路"。梳理、评介不同的研究路径有助于促进国际信任研究的发展。     

疫情后的世界政治和经济

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震动了世界,其漫长的阴影将伴随我们多年。它给人类带来了不可想象的挑战,并与一些负面的全球大趋势相互叠加。疫情后的世界将是多元的,面临多种发展路径的选择。发达国家的地位会相对下降,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将加剧,地缘政治将有新的变化。市场与政府的协同作用会被改变,而不同制度之间的对抗将加剧。新自由资本主义与民粹资本主义殊途同归,无论哪一个都特别危险。我们需要通过以下三点来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逐步向新实用主义过渡,采取温和的经济策略,在经济、社会和生态三个层面上实现可持续发展。     

找回人民:塔克对人民主权学说的重释及其当代意义

当代西方民主国家正陷入"寡头资本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双重困境之中.这两种现象往往相辅相成:当代表制腐化为一种自我赓续的寡头制时,大众对建制派的仇恨情绪很容易被极右翼势力点燃和激发.塔克认为,这一双重困境由主权人民的"无力感"所激发.由于自由主义式人民主权学说将"人民"拟制化为仅能通过代表而行动的"虚拟实体",从而导致大众缺少对寡头政府进行直接民主控制的制度性渠道,因此塔克认为,只有在主权层面重新"找回人民",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西方民主的困境.塔克相信,人民主权权力的制度化与程序化既可以帮助大众通过根本性制度框架设计来约束和制衡精英,也能消除极右翼对民众情感的煽动和利用,甚至还能为左翼打开新的政治空间.     

国外政治传播新转向:政治品牌的发生、运作与争议

政治品牌是指政治领域借鉴商业领域中的品牌建构与管理方法,在公众中建立某种深刻且独特的形象与观念的一整套方式、方法与技术。政治品牌的发生与当前西方政治传播中的身份政治影响增强、草根化趋势分化、政治不信任加剧等因素相关。政治品牌的运作可归纳为:洞察公众潜在需求、建立政治品牌标识、政党过滤机制、诉诸情感的政治认同、社会型政治动员、介入长效记忆的政治品牌管理、通过符号化实现品牌增值。政治品牌的发展得益于两项新技术:大数据和社会化媒体平台的支持。从实质来看,政治品牌的广泛应用标志着当代西方政治传播从以媒介传播为中心向以理解受众为中心的整套方式、方法与技术的转型,它为全球政治传播变革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从更深层次来看,政治品牌的兴起亦是受后现代趋势所影响的西方国家政治转向在政治传播上的反映,是全球民主实践及其价值规范从竞争式民主向参与式民主转向的一种反映。政治品牌在效果与价值方面均存在争议,其应用受到技术与制度条件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