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宾斯经济思想中方法论研究评析——兼论经济学方法论研究中的实证主义痕迹

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贯穿于现代西方经济学发展的整个过程中,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在经济学方法论史上,莱昂纳尔.罗宾斯是一位重要的人物,他的著作《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也有着重要的地位。他本人被认为是实证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最后代表。通过对罗宾斯经济思想中的方法论研究的简要评析,我们可以深入探讨后实证主义时代经济学方法论研究中实证主义痕迹的有关问题。     

后实证主义与经济学方法论

本文从后实证主义的角度,分析了后实证主义时期受库恩的“范式”论以及费耶阿本德的非理性主义等科学哲学理论的影响,经济学方法论抛弃了传统实证主义的演绎逻辑和归纳逻辑,而更多地从非理性主义的角度,对传统实证主义经济学方法论进行抨击,企图建立各自的、不同话语下的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然而,正由于后实证主义放弃一切标准,回归具体语境,才导致它存在一个致命的缺陷,即后实证主义经济学方法论实质上只是对原有方法论进行解构,属于解构论而非建构论。也正因为如此,迄今为止后实证主义经济学方法论中还没有一个取得主流地位。     

心理学研究的实证主义方法论评析

本文分析了在西方心理学和中国当前的心理学研究占据统治地位的实证主义方法论的涵义,在肯定实证主义对科学心理学的发展作出根本性贡献的同时,指出它存在的一些不可避免的缺陷和局限。文章最后对我们在心理学研究中应如何避免实证主义的影响负面提出了基本主张     

方法论上的中西会通——胡适方法论思想再探

在中国近代,胡适是一个开风气之先的人物,这一特点同样体现在方法论上。胡适曾以提倡新的思想方法而名重一时,其“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定理,几乎整整影响了数代人。从总体上看,胡适的方法论思想呈现出较复杂的形态,而其基本的框架,则表现为西方近代的实证主义原则及实验科学的方法与传统治学方法的沟通,它既使胡适的方法论思想该上了实证主义的印证,又使之获得了一种新的意蕴。     

从证明到解释:政策科学的民主回归

政策科学自建立伊始,就是一门以促进民主实践为目标的学科。然而,50多年来政策科学 的发展却没有实现其民主的抱负,实证主义的方法论阻碍了政策科学对民主的追求。为了实现拉斯威尔 “民主的政策科学”的宏大抱负,当代西方政策学者开始摒弃以实证主义方法论为基础的政策科学,转向 以后实证主义方法论为基础的政策研究。     

五四运动与新史学的命运

〕１９０２年梁启超写的《新史学》打起“史界革命”的大旗，对封建史学展开猛烈批判。他在历史进化论的基础上提出新史学的历史观，建立起历史哲学，论说历史有客观的公理公例。五四运动后，到了本世纪２０年代，梁启超否定自己的新史学理论。五四运动时期，李大钊同志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中国历史和近代社会，提出建设现代史学的主张，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２０年代中国新史学发生的变化，留给人们的启示是：要发展新史学，就应当处理好历史观与方法论的关系，处理好理论与史料的关系，处理好输入新学理与史学理论创新的关系。五四时期的科学与民主的要求，对中国新史学的建设也是十分重要的问题     

论实证主义与解释学的方法论争论

实证主义和解释学的方法论争论揭示了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事实与价值、理解与规律、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的方法论问题,由此,应采用一种超越实证主义和解释学的方法论立场,反对主观与客观的二元论,反对实证主义对事实与价值的区分,社会科学的知识应当是具有社会历史性的基于理解的或然性的因果规则,社会科学尽管并不拒斥自然科学的归纳方法,但它与自然科学依然有着重大的差异。     

新实证主义与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

新实证主义是随着科学的发展,特别是二十世纪初的物理学革命后兴起的科学哲学流派,这一流派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二十世纪后半期的整个科学的发展影响甚巨,其对经济学的影响也很大.为了正确理解和把握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潮流,探讨新实证主义对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影响是十分必要的.一.新实证主义关于科学的方法论及其模式新实证主义关于科学的方法论,主要集中地体现在他们关于如何严格地确定合理知识的范围上.按照新实证主义者们的观点.这个范围同科学的领域完全一致,即同用真正科学的方法取得和论述的知识总和完全一致.也就是说新实证主义认为科学和合理性之间存在实质上的等同关系.为此,他们建立了关于合理性标准(或者说科学性标准).     

作为方法论的实证主义——基于犯罪学与实证主义之亲缘而展开

从孔德的实证精神到波普尔对早期实证主义的批判，再到犯罪实证学派的建立，文章系统梳理了实证主义发展的脉络，及其对犯罪学产生的深远影响和重大意义。作者认为我国的犯罪学应当认清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功能，重视实证主义的研究进路，并警惕将其教条化的倾向。     

马克斯·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述评

社会科学方法论在韦伯整个思想体系中占居着中心地位,是理解韦伯思想的关键。通过对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具体分析和评价,可以看出,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对反实证主义社会学理论与实证主义社会学理论进行融合的产物。这一方面使他的思想表现出矛盾、妥协的性格,带来了一定的消极意义;另一方面,也正是这一特点使韦伯的思想更富有建设性,从而对后来西方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多义的影响。     

马列主义史学与封建社会问题讨论浅议

从两千多年的中国传统史学发展到近代中国史学,世代史学家付出了毕生的精力,做出了重大贡献。讨论＂封建＂与＂封建社会＂学术问题,应坚持马列主义史学理论和方法,正确对待传统与近现代史学及世代史学家,在继承中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学。     

论西方社会学的传入与中国近代史学的变革

西方社会学的传入主要体现为一个过程,其在中国的传播对中国近代史学的变革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其理论和方法多被中国近代史家吸收和借用,由此使得史学的内容、理论、方法、功用和价值体系等均发生了多重面、多向度的变革,从而推动了中国史学的近代化进程和科学化走向。     

清代乾嘉时期的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

清代乾隆、嘉庆时期,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不仅官方史学繁荣鼎盛,私家历史考据也精深广博,在编纂史书、理论阐发、历史考据、文献整理等方面皆超越往代,是传统史学大清理、大总结的阶段。近代以来,学术界在评价乾嘉学术时,多称其时考据学独领风骚,事实上,所谓的"乾嘉史学",应当是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的总合,而不能仅仅关注私家之历史考据。官方与私家史学之间,有挤压,也有竞争,但以相互补益为主,史学思想与历史观念也趋向于一致。但是,这种"盛世"史学的繁荣,却增强了传统史学思想体系拖延转型的力量,并不利于长时段史学的发展。中国近代史学的产生,之所以滞后于鸦片战争多年,原因之一即在于此。     

中韩近代史学流派及其分期

中韩两国的传统史学有着某些相似的起源和发展过程,而且都在近代发生了激变。中韩两国的近代史学以各自传统史学的内在力量作为基础,强烈地反映着对应于激变的近代状况的现实认识。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后经历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社会主义革命,通过各种“变局论”深化了现实认识。中国近代改革运动、革命运动的交替发展,使近代史学的各类流派和分期的成立成为可能。尽管韩国没有经历过如辛亥革命的政治革命和五四运动等新文化运动,但在19世纪中叶以后,为了克服对外的矛盾和危机发展了卫正斥邪思想、开化思想、东学思想。随着1910年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摆脱殖民统治、争取独立和自由成为所有力量的奋斗目标。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烈的、爱国的民族主义性格,这是近代史学最为重要的基本的特征。     

论梁启超史学的前后期

现代学者大都将梁启超的史学以欧战为转折点分为前后两期,认为无论在史观与方法上,前后两期绝异。梁启超前期提倡进化史观、启蒙精神以及科学的史学,而后期则放弃进化史观,转而关注中国历史文化的特殊性。为了检视梁氏史学是否可以绝然划分为前后两期,我们有必要参照中外学子的研究成果,并按梁氏原著,观察现代史学走向,深入探讨梁氏史学的本质、意义及其转变。其实,欧战对梁氏的影响并不如许多人所说的那样悲观,他的史学思想固然有所改变,但也有持续。晚年他因寄身学院,有更多时间从事读书与写作,史学知识与日俱增,后期可以说是前期的进一步发展。总体而言,梁启超是中国现代史学的拓荒者,主要贡献有二:其一,引进西方的史学概念与方法;其二,凭所知之西方史学知识批判与评论中国传统史学,促使中国史学的现代化。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的史学篇章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是中国境内最早用中文出版的近代期刊,刊登了大量西方文明的知识,传播了国外历史、地理等方面的信息。期刊中的史学篇章,通过中外比较的方式概述了中外历史发展过程,绍介了西方国别史、英雄人物、史学家,并发表了一系列评论。这些史学信息在近代早期士大夫中产生了回响。它成为近代前期中国人了解世界的一个窗口,也是中外史学交流的一个例证。     

论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

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长期以来一直是我国史学界争论颇多目前仍在探索的问题。以现代化为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基本线索,不仅揭示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本质和主题,能够比较全面、深刻地反映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内容,而且史学界也早有此论     

近代史学期刊的分类、特点及其影响

史学期刊是近代史学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新事物,对近代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发展过程以20世纪20年代初期史地类期刊的兴起为标志,此后又有了历史语言类期刊的产生,再至20世纪30年代史学类刊物的开始大量创办,最终导致了专门史类史学期刊的产生,这一过程表现出近代史学发展不断专业化的发展趋向。由此可知,自梁启超提倡新史学以来,中国学人不断致力于中国史学的转型,这一转型从理论到实践,迟至20世纪30年代才得以实现。     

中国史学史研究视角的转换

乔治忠认为,中国史学史学科体系的建设具有不同的构成层次,界定其学术任务和研究内容,展现学科性质的板块式逻辑结构,明晰学术研究的切入点,是独立学科地位能够成立的基础;探研中国传统史学发展的主导线索,划分中国史学的发展阶段,是在深入研究条件下的整体性把握。罗炳良认为,中国史学史的学科体系渐臻成熟,中国史学史研究也应当拓宽学术领域,促进史学史的内涵和体系不断深入和完善;要实现这个目标,至关重要的是加强史学思潮和史学批评范畴两个领域的研究。钱茂伟认为,需要用新的视角来研究史学史,一是用史学范型观照传统史学的发展历程,二是用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观照史学的发展历程;特别要重视研究民间史学,注重小历史的书写研究。朱政惠认为,中国史学史研究要放到国际中国史学史、东西方史学研究和交流的大环境中考察,从历史的纵向考察和横向的比较中探寻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方向。     

中国史学史学科体系的思考

乔治忠认为,中国史学史学科体系的建设具有不同的构成层次,界定其学术任务和研究内容,展现学科性质的板块式逻辑结构,明晰学术研究的切入点,是独立学科地位能够成立的基础;探研中国传统史学发展的主导线索,划分中国史学的发展阶段,是在深入研究条件下的整体性把握。罗炳良认为,中国史学史的学科体系渐臻成熟,中国史学史研究也应当拓宽学术领域,促进史学史的内涵和体系不断深入和完善;要实现这个目标,至关重要的是加强史学思潮和史学批评范畴两个领域的研究。钱茂伟认为,需要用新的视角来研究史学史,一是用史学范型观照传统史学的发展历程,二是用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观照史学的发展历程;特别要重视研究民间史学,注重小历史的书写研究。朱政惠认为,中国史学史研究要放到国际中国史学史、东西方史学研究和交流的大环境中考察,从历史的纵向考察和横向的比较中探寻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