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刑规范化与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衡平

量刑规范化改革改变了传统的量刑方法,建立了"以定量分析为主,定性分析为辅"的量刑方法,对人民法院的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同时出台《量刑指导意见(试行)》,要求法官以此为参考确定基准刑和对量刑情节加以合理的衡量和适用。在我国着力推进量刑规范化改革的背景下,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应当主动迎合改革的步伐,从提高法官自身素质、改善立法状况以及规范裁判文书制作等方面对法官自由裁量权进行规制,以实现量刑公正。     

论量刑自由裁量权及其规制

我国刑事立法没有赋予法官在量刑上的自由裁量权,但是量刑自由裁量权在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却是不可回避的事实。立法与实践的分野使长期摇摆于两个极端之间的量刑自由裁量权既不稳定也不安宁。承认并规制是对待量刑自由裁量权的理性态度。     

宽严相济视野下的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权

法官的量刑自由裁量权,既是法官的特有权力,也是法律实现过程中的必然现象.而其本身,又恰似一把双刃剑,游离于正义与非正义之间.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指导下,我们一方面应注意发挥法官的量刑自由裁量权,另一方面应对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权进行必要的限制.只有这样,才能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构建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     

法官自由裁量权略论

本文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进行探讨，集中分析了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概念、特征和必要性，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具体表现，以及法官自由裁量权的约束机制     

浅议法官自由裁量权

通过分析法官自由裁量权存在的原因,提出了防范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的建议,即提高法官自身素质,加强对法官的管理,改善法院外部条件,建立健全责任追究制度,一方面赋予和保障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另一方面对其加以适当的规制,以充分发挥其正面价值。     

法官自由裁量权及其限制

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自由”不是绝对的自由,而是有一定的限制的自由。我国司法实践中在运用法官自由裁量权时,应结合我国社会环境,界定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范围,防止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     

法官自由裁量权及其限制

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自由”不是绝对的自由，而是有一定的限制的自由。我国司法实践中在运用法官自由裁量权时，应结合我国社会环境，界定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范围，防止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     

我国法官量刑裁量权规范化运行之路径探析

量刑裁量权是法官在刑事审判中必备的一项权力,总体来说我国法官拥有较大的量刑裁量权,且因诸多因素的影响导致量刑裁量权的运行很不规范,这是引发量刑不公和量刑偏差的重要原因。鉴此,主张立足于法律规范、司法体制和法官素质三个层面,采取相关措施规范法官量刑裁量权的行使,以促进量刑的公正和均衡。     

论法官情感因素对量刑的影响

虽然理论界存在争论,但是对于法官的情感因素会对量刑过程、结果产生影响的事实,司法实务界并不讳言。对刑之裁量的科学解读、法官角色的合理定位以及量刑平衡的双重要求决定了法官情感介入量刑过程具有合理性与可行性。从传统的估堆量刑到曾经风靡一时的电脑量刑,自由裁量权在步步收缩。实践证实,自由裁量权需要规范、法官情感需要限制,规范化量刑便是现阶段较为合理的选择。科学合理的量刑需要规则的坚守与情感的归位。     

法官自由裁量权论纲

作为司法权的运作主体,法官把握着公正司法的命脉.法官自由裁量权问题是我们谈论司法公正不可回避的问题.目前,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客观存在及其诸多功能已得到普遍认可,但欲使其各项价值得以实现,必须防止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异化,既对其适用进行必要限制,又为其适用提供合理保障.     

量刑实践中的被害人过错考察

被害人过错作为量刑情节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越来越多,不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分析其都成为量刑辩护的重要理由,而且在部分案件中成为量刑的关键情节.但是,立法上并没有对被害人进行专门规定,在量刑中其一直作为酌定情节被加以适用,因此,赋予法官较大自由裁量权使得被害人过错在量刑实践中适用失衡,加之被害人过错在实际的运用过程中缺乏相应的程序保障,不能很好地维护被告人的利益.     

论给付行政裁量的规制完善

讨论法治思维、法治政府评价的问题,就离不开对行政裁量的考察。考察行政裁量的本质论,就不能绕开对要件裁量说和效果裁量说这种两分法的再认识。探讨自由(便宜)裁量和羁束(法规)裁量的区别问题,不仅有助于把握行政裁量司法统制的界限和基准,而且有助于促进法规范的制定和解释之完善。结合给付行政的增大和裁量权的扩展这种世界性发展趋势,在给付行政领域建构符合该领域特点和规律性的行政责任论,裁量规制和裁量机制本身的完善必不可少。在具有较强裁量性的给付行政领域,宜进行功能性、程序法性的合目的性裁量,而运用和"羁束裁量行为"相对应意义以外的"自由裁量行为"观念,则是不适宜的。在给付行政领域,需要根据每个受给者的具体情形展开具有针对性的、各种各样的灵活应对,这种特点决定了该领域的裁量需要更广阔的空间,同时也需要完善相应的程序和准则,确立基层工作人员状况判断的优位等独具特色的权力运用规则,重视和强调规制手段的活用。     

论量刑程序改革中的当事人量刑建议权 ——以《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为考察对象

量刑建议权是量刑程序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已经得到了充分重视,但当事人的量刑建议权却被理论界和司法实践部门所忽视。当事人的量刑建议权的设置有利于提升当事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增强量刑程序的理性化、实现量刑裁判的实体公正。因此,有必要建构实现当事人量刑建议权的运作机制及相应的配套措施,确保其落到实处。     

行政裁量基准制度在林业行政处罚中的实践与完善

行政裁量基准是行政机关自我约束的内部规则,能够有效控制行政裁量权的滥用。将行政裁量基准制度引入林业行政处罚,有助于统一林业行政处罚的裁量尺度,提高林业行政执法水平。近年来制定林业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地方实践,为我国林业行政裁量基准制度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也由于制定主体过多、设定标准随意等原因,导致各地裁量基准在涵盖范围、类型划分、违法事实格次、处罚幅度标准、基本原则表述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应当明确区分裁量基准适用规则和具体裁量基准的制定主体,由国务院林业主管部门统一制定全国的林业行政裁量基准适用规则,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设定标准,然后由各省级林业主管部门据此制定具体的地方裁量基准,以完善我国的林业行政裁量基准制度。     

行政裁量基准司法审查的理论、实践和出路

行政裁量基准是行政法的法源,将其纳入司法审查具有必然性。但司法审查的实践势必面临审查"依据"与"对象"、行政理性与司法理性、成文基准与非成文基准之间抉择的两难。审查的指导理念从"浪漫与怀疑"到"现实"、审查模式从静态向动态转变、价值目标追求从被动守护正义到能动回应现实,是走出尴尬的基本途径。     

实践中的公诉裁量——以实证调查材料为基础的经验研究

尽管我国检察机关酌定不起诉意义上的公诉裁量空间狭小,但实践中还是存在以裁量事实与证据为基础的裁量行为。在严格控制公诉裁量的制度环境中出现的这些裁量行为表明我国公诉裁量的现有架构有必要进行适当调整。针对实践中公诉裁量的具体现状,应该在适当扩大公诉裁量权的基础上,完善检察机关公诉裁量行为的控制机制,制定统一的公诉政策和在检察机关内部培育关于公诉裁量的制度文化。     

规制与问责:英美警察自由载量权的多元治理

对警察的社会学研究主要关注警察行为对公民自由可能存在的潜在威胁,其中最大的发现有两个,一是英美警察执法中大量存在的歧视性境遇,二是警察亚文化成为导致警察执法背离法治的根源。因此警察自由裁量权的政治性监督不仅有必要,而且会增加。警察机关有着自由裁量权的现实需求,但是必须将其控制在“规定的范围”之内,同时只能是法院拥有对“规定的范围”进行最终审查权。21世纪以来,英美开始倡导以民主警务模式来规范警察的自由裁量权。民主警务模式区分了警察“业务责任”和政府“政策责任”两种不同性质的责任,这将保护警察执法自由裁量权的相对独立性,同时鼓励政治当局对警务政策进行控制。     

论我国检察机关量刑建议的功能及其实现

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是量刑规范化改革的一个重要环节。量刑建议有五大功能,即引导侦查机关取证活动,防范滥捕,扩展被告人的辩护权,制约法官量刑的裁量权,促进量刑向精细化方向发展,促进量刑从对行为关注转变为对行为人的关注,发展刑事诉讼中的合作协商精神。量刑证据的完整度和评估方式的科学性是影响我国量刑建议实质化发展的两个关键因素,应当强化检察机关对量刑证据资料的收集责任,构筑科学的量刑评估流程控制。     

追诉恐怖主义犯罪的职责与自由裁量权

联合国安理会1317（2001）号决议将联合国反恐公约和议定书连接成一个统一的反恐法律框架。这法律框架的核心目的就是追诉恐怖分子并使其在世界各国均无处藏身。但是反恐委员会对该决议追诉恐怖分子的条款作出了错误的解释,使其与国际公约以及各国司法实践产生了矛盾。文章首先介绍联合国追诉恐怖分子的法律框架,并分析这样的追诉职责是否存在着自由裁量权,试图解决这一矛盾。     

量刑证据——法官量刑裁量的基础

法官量刑裁量的合理性取决于法官接触量刑证据信息的时间、承担量刑证明责任的主体在证明中的力量对比和具体的量刑证据制度.定罪证据与量刑证据有不同的制度逻辑,我国法官使用相同的证据规则处理定罪证据和量刑证据不利于量刑证据信息的获取和法官量刑裁量的作出,平衡量刑程序中控辩双方的力量、重置量刑证据制度、充分保障法官接触量刑证据的时间和量刑证据信息占有量是解决量刑问题行之有效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