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有独钟寄嫦娥——解读李商隐的“嫦娥”诗

李商隐有7首诗提到嫦娥,是唐代诗人中取嫦娥题材入诗数量最多的一位。在这些诗中,作者赋予嫦娥以孤独、寂寞、惆怅、凄楚的审美特征和一种超逸出尘之美。这既与嫦娥神话在唐代的流传和演变有关、与唐代社会生活的大背景、价值取向、审美特征有关,也与李商隐自身身世、仕途及生活等方面密切相关。     

冲突与超脱--试论李商隐诗歌佛理禅意的多元性

李商隐生活在佛禅大炽的时代背景下,自身亦有亲近佛禅之意,其诗歌作品自然满蕴着佛理禅意。他以佛家不二分别、众生平等思想抒发对女性的真挚情感,但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让他在求之不得的爱情中体会离别之苦。同时其作品中也展现出为官之路坎坷多变、升沉不定,这恰恰与佛家“无常”观相契合。难能可贵的是李商隐能在困境中转身回向,超脱一己私利和现实困境;他在政治诗中对人民的苦难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其在展现佛家慈悲之心的同时,亦体证了佛理禅意的多元性。     

王夫之诗歌美学中的“势“论

在王夫之的诗学思想体系中,“势”是一个重要的范畴,在美学维度上有其独特的意蕴。“势”的学术渊源一是先秦思想史上慎到和韩非的重“势”思想,但还是在政治学规畴中的。再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名论家刘勰在《化雕龙·定势》篇对“势”的编译论述,这是建立在章学意义上的。王夫之对“势”这个古已有之的概念做了大幅度的改造,结合其原有内涵充实进丰富的美学思想素质。王夫之关于“势”的论述,都是在对一些诗作的品评     

李商隐诗歌的心灵性结构

李商隐诗歌的心灵性结构不同于以前的叙事性结构、描绘性结构、抒情性结构、涵括性结构和梦幻性结构,标志着诗人认识世界的思维方式和艺术构思能力的重大突破,完成了唐诗由主要对外部世界的描写进而向心灵世界拓展的艺术转型。其诗歌的心灵性结构打通了人与世界的阻隔,建构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审美关系,超越时空限制,重整现实秩序,展示了人对自由与无限的追求,为中国诗歌史提供了新的艺术经验。     

从著名隐士到第一流诗人——从接受美学角度解读陶渊明诗歌之接受

关于陶渊明诗歌,不少人都注意到了其接受过程的奇特性,并有一些文章探讨其原因,所得结论虽不无道理,但却不能令人信服。本文结合接受美字的“期待视野”理论,从禅与诗关系的角度探讨陶渊明诗歌的接受史,以便给出合理解释。     

论李商隐诗歌中的“殉道”精神及审美特征

处于晚唐时期的李商隐,同当时绝大多数诗人的群体性心态一样,对现实抱有狂澜难挽、事不可为的绝望心态;但与众多晚唐诗人迥异的是,李商隐并没有避开灾难重重的末代社会,并没有放弃自己人生理想的追求,他的作品中始终贯彻着一种“殉道”精神。李商隐的“殉道者”心态,使他的诗歌带有一种迥异于众的审美特征,即所谓感伤美、残缺美、朦胧美等     

论晚唐诗词抒情方式的创新——以李商隐和温庭筠为中心

李商隐的爱情诗和温庭筠的曲子词,共同展现了晚唐诗词秾丽深婉的美学特色,其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二人在抒情手法上的创新.李商隐的爱情诗,隐去具体情事,将情感物化;温庭筠的词,隐去作者,为人代言,将情绪审美化.晚唐文学抒情方式的这一创新,推动了晚唐五代词体的定型,成为词体重要的文学表达方式之一.     

概念隐喻观照下的诗歌解读——以李商隐的《锦瑟》为例

隐喻研究的对象从语言变异形式变成了揭示人类思维规律的认知规律.在概念隐喻化的过程中,喻源概念的一些特定蕴涵在人类经验的基础上有选择地“投射”到目标概念上去,形成新的概念——概念隐喻.不同的民族从同一个概念中可以得到不同的甚至非常不同的蕴涵来.中国人喜欢把这一切归在“悟性”上,这种悟性也就是对诗歌中蕴涵的选择.诗歌的文字只是语言的表面现象,隐喻是诗歌文本机制中的神秘暗示,隐喻又是心智的一种模式,诗人在写诗选词时会有自己独特的意向性,读者在阅读时会受到知识水平、时代、文化背景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而导致对隐喻蕴涵的不同选择,不同的接受者会有不同的感受.通过概念隐喻可以分析语义、篇章,帮助接受者更好地理解与阐释诗歌.     

论新生代诗歌的美学追求

新生代诗歌的出现,是社会对诗学追求的一种新潮流。新生代诗人以提高诗性精神为旨归,在立足民间的的基础上力求超越民间。其群体的理论言说、创作实践并非达到了完全一致的效果,但其主导倾向基本表现为以“解构”为指归的个体生命意识崇拜和超语义崇拜。新生代诗人个体生命体验隐存于世俗化日常生活底下的个人·心灵大海,这种转移把诗歌的主观心灵性突出到诗歌创造的中心地位。     

骈:诗别是一家——试论李商隐“以骈文为诗”

“以骈文为诗”是李商隐诗歌的重要特征,这种骈文化特征表现在:语言句式的骈偶化;隶事用典的工稳化;词汇辞藻的华丽化等。这些诗歌的骈文化特征既与李商隐擅长骈文和唯美诗风关系密切,又与道教文化的诗性特征紧密相关。同时,其诗的骈化不仅影响晚唐、宋初诗坛,而且有开启唐宋婉约词之功。     

李贺诗歌的美学特征及成因

李贺诗歌的总体特征是奇诡、晦涩,有其独特的美学追求和美学倾向。这种追求与倾向,与李贺的自身经历有关,更与其所处的大唐帝国由盛变衰有关。把握住了这两点,也就把握住了理解李贺诗歌的关键和钥匙     

从“蓬山”意象说到古典诗歌的解读

（一）西方有一种理论：“诗的妙处在于猜测它的含义”．甚至认为“诗里必须有谜”。李商隐许多诗的含义极耐“猜测”，不仅有“谜”，而且似乎不止一个“谜底”。蓬山（蓬岛、蓬峦、蓬莱树等同一系列）意象在李商隐诗中共出现七次，分别在六首诗中：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天题·相见时难》刘良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无题·来是空言》紫鸾不肯舞，满翅蓬山雪。《海上谣》蓬岛烟霞阆苑钟，三官笺奏附金龙。《郑州献从叔舍人褒》一片非烟隔九枝，蓬峦仙伏俨云旗。《一片》旋成醉倚蓬莱树，有个仙人拍我肩。《七月二十八…     

宜居城市的生态美学解读——以杭州市为例

生态美学日益成为当代美学研究的热点。依据生态美学理论,对杭州这个宜居城市进行生态美学的个案解读,发现：杭州以引进自然来实现人与自然的平等对话与和谐共存;杭州把自然作为基本审美范畴,重整自然生态和重建人文生态;杭州运用＂绿色原则＂来进行日常生活的生态建设,实现了多重生态审美关系;当地居民关注休闲的＂精神生态＂,以高度的生态智慧实现了＂生态自我＂。     

中兴诗人对柳宗元诗歌的接受——以陆游为例

南宋中兴诗人对柳宗元诗歌的接受,是柳宗元诗歌接受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陆游是其中杰出的代表。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引禅入诗,在诗中表现出相同的意境;其二,相似的诗歌题材和艺术风格;其三,对柳宗元诗歌的深入阐释和高度评价。上述三个方面是中兴诗人接受柳宗元诗歌的一个缩影。     

政治漩涡中的诗人——牛李党争与李商隐的思想性格

李商隐的生平经历、心理状态以及诗文作品都与牛李党争具有重要联系：他之所以能成为党争中的人物,与其双重性格有关。但是党争又加重了他的双重性格。李商隐的正直高尚表现在他的感恩心态和对正义事业的追求上,然而他又是软弱的,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下暴露出鄙俗的一面。     

语言中心论与钱钟书的诗歌价值论美学

钱钟书的诗歌美学体现了独特的审美价值取向。从语言中心论出发,他强调从玩味诗歌语言来感悟诗歌的审美价值;从诗分唐宋的解释中,他强调中国诗歌美学的双重价值意向;从中西诗歌的神秘主义感通中,他强调语言的妙趣与心灵的无限拓展空间。应该承认,钱钟书的诗歌价值论美学对于当代中国诗学的重建具有重要意义。     

“邯郸学步”的美学解读

从对美的追求和理想建构等方面解读“邯郸学步”,寿陵少年的行为并非违背人的本性,对美的追求促使他积极进行“审美体验”。然而,他追求的只是外在的美感而不是真正的美。“邯郸学步”启示人们在心中播下希望的种子,在信仰的废墟上重建理想,以获得生命的意义。     

陶渊明诗歌翻译的美学重构——以“饮酒（五）”为例

陶渊明诗歌是中国文学艺术中的瑰宝,翻译陶渊明诗歌不仅仅是语言文字的转换,译者当尽量在译文中再现原文的美学价值。文章以汪榕培和方重对饮酒（五）的英译为例,讨论陶渊明诗歌翻译过程中形式和意境两个层面的关学重构。     

论近代诗歌情感线索的变化及古典诗歌美学观念的解体

近代诗歌是一个特殊历史时代民族感情的记录,它有着独特的情感线索。近代诗歌总体的情感特征是“悲”。但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又具有不同的情感形态。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主要是以“忧”为特点的“悲伤”形态;甲午战争至辛亥革命,主要是以“泪”为特点的“悲怆”形态;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主要是以“血”为特点的“悲壮”形态。这三种情感形态一步步发展,使得近代诗歌感情表达的力度不断增强,最后形成对古典诗歌以“中和”之美为追求的情感模式的突破。古典诗歌美学观念由此走向解体。     

身体美学:回归身体主体的美学--以西方美学史为例

20世纪是身体美学迅速扩张的世纪,人体借助大众传媒的崛起之势跃升为最重要的审美对象。然而,迄今为止的绝大多数相应话语都仅仅把身体当作审美客体,这至少在逻辑上是不完整的———身体美学作为一个词组有以下可能意义:(1)以身体为审美主体的美学;(2 )以身体为审美客体的美学;(3)以身体为审美主体且同时以身体为审美客体的美学。将身体当作众多审美客体之一并非新鲜的主张,这种意义上的身体美学的兴起并不意味着真正的美学革命。本文所说的身体美学首要地指以身体为主体的美学。这种意义上的身体美学不是美学的一个学科,而是所有回到了其根基的美学本身。它的诞生意味着美学在漫长的迷途之后终于回归了身体之根。以身体为主体的美学迟至19世纪下半叶才由德国哲学家尼采冲创出来,并且在2 0世纪仍未在西方美学中占据主流地位,其中的原因是复杂的。呈现这个复杂的逻辑因缘有助于我们建构真正的身体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