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越派文人与台阁体文学

明初越派文人对台阁体文学的产生有着重要影响.台阁体作家继承了越派文人文以载道和经世致用的文学观念,专注于发挥诗文歌功颂德的功能,创作了大量应制颂圣之作;越派文人文法韩欧、师崇盛唐的复古观念影响到台阁体雍容纡徐、平易正大的文风的形成;越派文人坚持台阁与山林并举,后期则偏爱台阁诗文的文学倾向,为台阁体的产生提供了理论纲领和创作典范.     

明代前期儒学的分化与台阁体、山林诗的分野

明代前期(1369-1487),就儒学而言,有在朝的儒学与在野的儒学(心学)之分,就诗学而言,有台阁体与山林诗之分。台阁体关注富贵气象,山林诗关注隐逸气象;台阁体以取法雍容典雅、明丽高华的盛唐七律为特征,山林诗则致力于承续从陶渊明到王、孟、韦、柳的一脉。台阁体与山林诗的分野,其形成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儒学的分化无疑是重要背景之一。台阁体与在朝的儒学,山林诗与在野的儒学(心学),存在着密切而内在的关系。对此一关系的揭示,可以深化对明代前期诗学、儒学以及两者之间关系的认识,并为哲学与文学关系的思考提供一点思想资源。     

晚明台阁体的复振与终结——论叶向高台阁体创作

台阁体作为明初的一种文学思潮和重要样式,在永乐迅速发展,宣德、正统两朝繁荣,其后便日渐式微并趋向末路。叶向高作为万历后期的馆阁文人,在文学创作和文学观念上,都呈现出明确的台阁体取向和追求。在文学创作上,其作品在具备台阁体特征的同时,结合晚明社会状况与自身经历,减少了粉饰雕琢、多了反映现实和活泼自然的新成分;在文学观念上,他在沿袭了台阁体的基本主张的同时提出反对雕琢粉饰、重返朴质、自然和谐的文风,表现出对台阁体的反思与新变。通过叶向高的努力,台阁体得以复振;随着叶向髙的去世,明代台阁体宣告终结。     

王廷相仕宦经历与其诗文风格的变化

王廷相作为明代前七子之一,在早年积极贯彻复古派的主张,诗文创作内容写实,风格刚健凌厉。然而到晚年,风格开始转向台阁体,与他早年反对台阁体柔靡文风的主张背道而驰。这由多种原因造成,仕宦经历是其中的重要因素。年轻时供职科道,中年督导学政,晚年身居台阁,不同的仕宦经历密切地影响着王廷相的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此外,其文风转变与明代中后期社会思潮的转型有密切关系。     

政治话语与文学表达：明代台阁士人考绩序之功能及意蕴

明代台阁士人考绩序文的生成是以明初考绩制度的完善为基础的。台阁文臣的政治构想、政治实绩、官场社交都深度影响了考绩序文体程式的构建,并直接决定了其文体结构和语体选择。考绩序是台阁文人政治身份和文学能力的体现,实现了政治语境与文学表达的契合,反映了台阁文士的身份定位与价值取向,折射出明前期的颂扬模式与盛世文化。明代台阁文人考绩序文体具有多重功能,是政治运作与文体程式的有机结合。     

宋濂与台阁体

宋濂与台阁体的关系是研究明初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的重要课题。本文梳理了有关宋濂与台阁体关系的不同观点,全面研究了宋濂的理学思想、文学理论与实践,认为:宋濂的文道一元论,是本于理学思想对文学的基本认识;他由山林而入台阁,执掌文坛,强调明道致用,因此推崇台阁文学;他的创作以宣扬理学思想为主,风格委婉含蓄、典雅平正,为其后台阁体作家的文学创作提供了范本。但宋濂不是台阁体作家,他的深刻思想与宏富创作也不是后世"台阁体"所能涵盖的。     

论台阁体与仁、宣士风之关系

台阁体作为明代官方文学的代表,历来受到研究者的轻视。但台阁体的形成,却与明代仁、宣时的士风有密切联系,由此入手;我们可以深入探讨当时士人的人格、性情与心态。     

论中唐士伎同悲诗

中唐是唐代诗歌的新变时期,白居易、欧阳詹、刘禹锡等诸多诗人创作了不少士伎同悲诗。这一诗潮产生的原因是中唐以后伎乐的繁荣发展及中唐士伎的共同悲剧性命运造成的。士伎同悲诗体现了中唐诗人对自身命运的认知与体悟。从古代文人的臣妾意识到士伎同悲,反映中唐诗人在政治面前无奈后转向关注自我的回归与自伤身世的醒悟;另一方面,在文学中将女妓提高到与士子齐同的地步,这不仅为诗词转递期的作家提供了心理适应,也是文学女性观的一大解放,有助于唐宋文学女性题材作品的进一步发展。     

明代“台阁体”的相关问题浅探

作为文学流派之一的明代"台阁体",长期以来受学界诟病,而近十年来才逐渐受到学人的关注与重视.但学界对明代"台阁体"的相关问题还缺乏专题的探讨.此文试图对"台阁体"的名称与特点、流行时间及分期、历来的评价、明代"台阁体"作家的分布及江西人居多的原因等问题作一番探讨,以期对明代"台阁体"研究有所裨益.     

玉山雅集文人群体文学观念的重新定位

玉山雅集诗酒唱和活动构成了元末文人绵延十余年的诗学盛举,根据玉山主人盛情邀请众多台阁著名文人为其题写匾额,参与雅集唱和与题写诗集序言的举措,可以看出其具有借重台阁文人以提高雅集声誉的动机。而玉山雅集的唱和主体乃是汇集于此的元末各地之隐逸文人,无论是他们雅集的目的还是诗歌创作的思想情感倾向,均以追求愉悦快适为主要内涵。由此玉山雅集文学观念的基本特征乃是台阁文人与隐逸文人两种不同群体诗学思想的巧妙组合,显示了以儒家雅正诗学理论为口号,而实则以求乐自适为内涵的独特架构。     

明代台阁词的创作风貌及其成因

台阁体是明代前期文学的主要特征 ,一般以诗文见称 ,但也存在着相当数量的词作 ,其创作队伍是以“三杨”为主的台阁大臣。从前后两个阶段来论述明代台阁词的创作风貌及其成因 ,以此表明词作为极具抒情性和审美性的文学样式是远离政治的产物。     

杨慎的文学观及其对复古派的抗争

杨慎的文学观及其对复古派的抗争李朝正有明一代，历经２６７年，而文学派别之多、门户之见之深超过以往任何朝代。文学的复古运动一浪高过一浪，斗争的激烈与持久旷古少见。文学派别在明代较多，撮其要者即有台阁体、茶陵派、前七子、后七子、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吴...     

论明代景泰之后文学思想的转变

明初台阁文学思潮的全盛,推动的主要力量是政权。景泰之后,文学思想开始转变,也与政局有关。"土木之变"以后,台阁文学思潮失去了它的政治基础;台阁重臣的台阁文学观也已淡化,台阁文学思潮的核心人物失去了他们作为领袖的影响力。由于士人对朝政失去信心,他们的创作便也从鸣国家之盛转向了私人生活情趣的抒写。更为重要的是白沙心学的出现,打破了程、朱理学一统的局面,由理入心,追求心灵的本真,在文学创作中表现真性情;在审美趣味上由典则雅正转向纯任自然的明净的美。白沙心学及其文学观念的出现,深刻而内在地影响着晚明重情的文学思潮。     

关于李梦阳与何景明的文学论争

关于李梦阳与何景明的文学论争杨德贵李梦阳与何景明同为明中期著名的文学家,在弘治、正德年间,李梦阳首倡复古,扯起“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大旗,以沉雄豪健之风一扫“台阁”诗风,天下文士翕然从之。何景明紧随其后,张帜呼应,二人骏发齐名,声噪艺苑,俨然成为当...     

八股文与古文谱系的嬗变

八股文和古文是一对相互依存的概念.在八股文定型的过程中,明代台阁文人起着重要作用,而台阁体古文是继承唐宋古文而来的;正、嘉年间唐宋派强调"以古文为时文",其目的在挑战台阁文人主导的古文和八股文;明末清初,八股文与古文的历史被人为地改写,台阁诸人的影响逐渐式微,归有光的作用被凸显出来.由此形成两种不同的八股文与古文谱系.八股文与古文相互渗透,形成了一种八股化的古文,对明清的文学以及文化思想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对当代旧体诗词的再认识和重新发现

作为中国文学史上两座高峰的唐诗宋词,随着南宋的覆没而逐渐走向低谷,但并未彻底终结,而是余脉绵延,元代前期有刘因、邓牧、戴表元、虞集等"元诗四大家",元后期又涌现出了王冕、萨都剌、黄镇成、杨维桢等在艺术上颇有成就的诗人,至明,前后七子推动了一场针对"台阁体"和八股文的诗文"复古运动","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这一"复古运动"虽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却也使萎靡不振的诗风开始变得意境开阔,颇能表现新颖的面目.     

李东阳《怀麓堂诗话》的融通意识

作为明代中叶一部较为重要的诗歌理论著作,《怀麓堂诗话》继诗风雍容典雅、以歌功颂德为能事的三杨台阁体之后,上承南宋严羽《沧浪诗话》诗宗盛唐的格调论,下启前、后七子复古的诗学崇尚,企图在雅、俗两种文化品格的交会中找到平衡点,调和山林与台阁两种不同取向的诗文格调,明显带有某种融通意识,而非其前后出现的、有意识结社的诗人呼吸相应以求改变一代诗歌风习者可比。所谓茶陵派,在明代当属于不自觉的文学流派,惟其如此,在今天就更有进一步认识其价值的必要。     

山左台阁诗歌与"贰臣"诗人

明末清初的诗歌经历了由靡弱到性灵的转变,清朝建立后,又重提经世致用向着师古崇雅方向转变.如果说,遗民文学的风貌代表了鼎革之际的创作风貌,那么山左"贰臣"诗人群及其台阁诗歌的创作则代表了清诗的发展脉络.其既有遗民文学的痛苦呐喊,也有台阁文风的悠游不迫,呈现出一种复杂的态势.     

中国文学的第一个抒情主体——屈原

《诗》三百零五篇,即便除开“民间口头创作”篇章,也没有一首诗留下了作者姓名。《诗经》在收集整理以至编纂过程中,为什么不记下作者姓名,这也是一个值得探究的现象。这不正表明,诗的收集与编纂,并不看重文学(当时尚无这个词语)更不看得作者,而注重诗所反映的社会内容。不看重抒情主人公内心世界的抒写,而注重“三百零五”这个整体的诗集、整体的内容。不重视个体。那么,—个个的抒情主人公都消融到群体之中,消融到笼统的“无邪”的内涵之中了。对于诗,对于中国文学,这是一个缺陷。     

论诗自有独得处——《怀麓堂诗话》管窥

<正> 李东阳是明代前期著名的文学家,被誉为海内文宗,词林人杰。他不仅以诗文名世,而且在诗歌理论方面也有一定的建树。其《怀麓堂诗话》的立论,皆李氏“所独到,实有发前人之所未发者”。一明代初年的文学,因受封建政治和道学的压迫,造成畸形发展,充当了布道任教的工具。雍容典雅的“台阁体”,浸透了忠孝节义的封建道德观念。风气一开,上行下效,“愈久愈弊,陈陈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