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会流动研究综述

自索罗金开创社会流动研究先河以来，西方社会流动研究已经成为社会学研究领域中量化程度最高、统计方法运用最复杂的领域。本文简要回顾了社会流动研究领域的基本传统、核心问题，并重点讨论了布劳和邓肯的“地位获得模型”及西方比较社会流动研究的三个发展阶段与新趋势。     

中国中间阶层的现状与未来发展

社会阶层的分化与重组 ,是现代化进程中随着社会分工发展和市场机制运行而必然出现的一种现象。我国 2 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 ,使原来僵硬的社会阶层结构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松动 ,人们的职业、身份和社会地位迅速变化。在这一剧烈的社会阶层分化过程中 ,作为推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坚力量的中间阶层的悄然崛起 ,正日渐引起社会各界的瞩目。中间阶层作为我国新兴的阶层 ,有着广泛的代表性和相对独特的社会要求 ,因而是影响社会结构走向的一个重要因素。一、中国中间阶层的规模、构成和社会特性中间阶层介于富有阶层与贫困阶层之间 ,其划分的标准主要…     

新中间阶层 一个阶层的崛起与中国的未来——应运而生的中国“新中间阶层”

现代工业社会催生“新中间阶层”在西方社会理论中,“新中间阶层”是和“旧中间阶层”相对立的概念。“旧中间阶层”通常指产生于前工业革命初期的诸如小农、店主、独立经营者等小资产者和自雇者,他们依赖自己借以谋生的财产所有权独立经营。对于“新中间阶层”的界定,在不同学派的理论中有不同的解释。不过,研究者们对“新中间阶层”的特征在一些方面仍取得了共识:1.职业构成以脑力劳动职业者为主;2.具有较高学历,接受过专业化训练;3.以工资、薪金谋生的被雇佣者;4.程度不同地拥有对劳动过程的直接控制权,对社会公共事务一定的发言权及影响…     

《当代中国社会流动》--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课题组的第二部力作

提供55年中国社会阶层流变详细数据预测未来10年职业流动变化最强趋势 四大发现: 政治主宰型的社会流动模式已改变 经济增长对中高层职业的增加有相当大的影响 未来8至10年,中国职业高级化水平将有一个飞跃式的提高,社会中间阶层将有一个跳跃式的扩大 GDP持续增长.中国社会酝酿结构巨变     

"相对教育"对代际地位传递的作用

基于"相对教育"理论假说,本文利用2003年至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考察了教育扩张对中国城市代际地位传递的影响机制.当教育被视为一种位置性商品时,教育扩张导致劳动力市场中教育相对价值下降.研究发现,随着教育相对价值的下降,家庭阶层背景对地位获得的作用逐渐增强,并且家庭阶层背景的作用大于家庭教育背景的作用.这一发现有利于解释既有研究关于教育扩张是否减少社会不平等的争论,其现实意义在于:当教育文凭无法帮助子女迈过预期的地位获得"门槛"时,父母将倾注更多资源弥补子女教育竞争优势的不足,以帮助子女获得预期社会地位.     

中国城市的阶层结构与中产阶层的定位

本文提出了一个以公共权力、资产控制权和技术资本为基础的中国城市阶层地位划分的理论模式,进而建构了一个由社会上层、中产上层、中产下层、技术工人及小职员、非技术工人及个体劳动者5阶层构成的阶层结构的分析框架。作者认为,阶层地位是制度化的、由资源占有关系所规定的社会位置;居于这些位置上的人们是这一阶层的成员,他们享有相应的生活机遇,甚至在主观上认同这一社会身份。对中产阶层的界定应置于社会整体阶层结构中进行;中产阶层地位是位于基本阶层地位之间的阶层地位。据作者提出的阶层分析框架对"2003年中国全国综合调查"(CGSS2003)资料所作的分析显示,中国城市的社会上层占大约0.6%,中产上层占7.6%,中产下层占22.8%,技术工人及小职员占25.7%,非技术工人及个体劳动者占43.4%;中国城市社会的阶层结构是较典型的"金字塔"形结构。统计结果还显示,这一阶层框架对收入、家庭住房面积、阶层地位认同、幸福感等生活机遇和主观社会态度变量的方差的消减,具有高度的统计显著性。这些结果表明,作者所提出的阶层分析框架对当前中国城市社会的阶层结构而言,是一个有效的分析框架。     

职业教育发展趋势对破除劳工阶层再生产的意义

教育一直以来都被看做高收入、高回报的一项投资.教育不仅是国家脱离贫困走向富强的途径,也是社会中低阶层进入较高阶层的敲门砖.令人遗憾的是,我国目前的职业教育没能从整体上改变其专属于劳工阶层再生产的宿命.     

埃及国际劳工移民与社会流动问题刍议

埃及国际劳工移民主要是那些出于工作需要而暂时居于国外的移民,他们大多来自埃及社会的中间阶层和中下阶层。在移民过程中,埃及国际劳工的财产、收入大幅增长,职业地位获得一定提升;思想文化和生活方式也发生着重要变化;中下层人群逐渐跻身社会中间阶层,实现了向上的社会流动。国际劳工移民虽已成为埃及社会流动的重要渠道,但仍不足以成为构建埃及现代社会流动模式的主要基础,其消极影响主要包括: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埃及农村社会公平的实现;对埃及失业问题具有双重影响;阻碍了埃及农业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化。     

中国城市的社会阶层与基层人大选举

与强调用民主价值观、政治效能感解释中国基民人大选举中人们投票行为的思路不同,作者将阶层政治论的基本逻辑用于解释投票行为。该理论的理性选择解释把阶层利益作为核心阐明变量,而阶层政治的社会心理解释则强调阶层认同的不可或缺性。运用逻辑斯蒂回归及检验模型间系数差异的自助法对CGSS2006数据的分析结果,支持了基于这两种解释的研究假设。公职新中产、市场新中产、小业主与自雇者均比工人更有可能参加投票;而这又由其收入更高、更认同中产阶层来阐明;收入越高越认同中产阶层;收入越高、越认同中产阶层就越有可能参加投票。归纳这些研究发现,并进一步整合理性选择与社会心理解释,作者认为阶层利益不但是联系阶层地位与投票行为的机制,还通过阶层认同阐明阶层地位与投票行为间的因果关联;阶层政治论是分析当前中国民众政治参与的一种有效理论工具。     

城市居民社会网络资本的阶层差异

本文采取了在社会网络领域长久被忽视的阶层分析的视角研究中国城市居民的社会网络结构特征。通过对2000年北京城市居民社会网络调查资料的定量分析,我们发现,阶层地位对城市居民的社会网络资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专业行政管理阶层的网络规模大于工人阶层,前者的关系种类比后者更多元化。专业行政管理阶层和白领阶层比工人阶层拥有更明显的“结构洞”社会资本,前两个阶层与网络成员的交往频率低于后者。专业行政管理阶层的社会网络在性别、年龄和职业异质性方面高于工人阶层。总之,占据高阶层位置的专业行政管理人员比工人拥有更丰富的社会网络资本。社会网络结构特征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专业行政管理阶层和工人阶层之间,可能与中国阶层结构的不充分分化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