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厕神神格演变发微:从母亲神到女儿神

是否强调“生殖”是母亲神和女儿神的分野.中国厕神最初是母亲神,但在发展过程中,其生殖神格逐渐退居次要地位,并分化、蔓生出各种其它神格,女儿化倾向非常明显.基于性别文化分析视角,爬梳中国厕神神格演变状况,并重点对厕神所演化出的三类女儿神加以阐释,借以论证中国厕神逐渐由母亲神演变为女儿神的事实.     

道德研究的新领域:从规范伦理学到元伦理学

元伦理学是研究规范伦理学和应用伦理学未加证明的前提和假设的理性反思活动。没有对这些前提和假设的讨论和证明,规范伦理学对许多问题的探讨和证明是不充分的,并有可能犯“论点预设不当”的错误。这些前提和假设包括:道德判断是否表达可以有真假的信念?究竟有无道德事实?道德知识如何可能?道德动机如何可能?道德辩护如何可能?对这些问题的追问和探索,最终会导致对实践理性的考察和反思,反过来会极大推动道德问题以及和行动相关的其他学科,如政治学、国际关系学、行政管理学、决策学等的研究。因此,如果人们想更深入地探讨规范伦理学的问题以及道德问题,就必须考察规范伦理学所预设的前提和假设,开拓新的道德研究领域,从规范伦理学走向元伦理学。     

文学研究:从本质主义到反本质主义

本质主义从认识论的角度有其存在的必要性,然而由于学科使用范围的混淆,本质主义的研究路向在人文学科领域出现了许多问题,尤其是在高度个性化创造的文学活动中暴露出了很多弊端,成为文学研究健康发展的致命阻碍。深入分析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论争的深层原因,借鉴和尝试反本质主义的一些方法和思路,有益于文学研究从一元的独断论走向多元、平等、对话的多维研究模式,使文学研究走出困境成为可能。     

共生: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

共生是自然界的普遍现象,共生体现在细胞内共生、个体内共生、种群内共生、生物圈共生、地球共生。共生是物种产生的重要源泉,共生也是物种进化的重要机制。人是自然界长期进化的产物,自然属性是人的根本属性,人与非人类存在物之间、人类社会内部也是共生关系。本文梳理了自然界共生的类型,并由人的自然属性的共生性出发,论证了人与非人类存在物以及人类社会的共生性。     

从全能主义到后全能主义:政治动员模式的变迁

在中国的政治概念当中,全能主义是一种政府依靠中国特色的单位制、主要以政治动员的形式来调配社会资源的过程,它反映了中国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面貌。后全能主义打破了全能主义所要求的政府垄断的局面,有了容纳多元社会主体的存在及其发挥作用的空间。探索建国以来政治动员模式的变迁情况、并对其作历史沿革的分析,对于当前倡导的社会管理创新和政府职能转变,有着重要的历史启示意义。     

从管理主义到服务主义:公共行政理论基础的演变

公共行政的发展经历了传统公共行政阶段和新公共管理阶段,现在又向新公共服务阶段演进。传统公共行政以古典管理主义为理论基础,新公共管理以新管理主义为理论基础。当代公共行政以新公共服务为主要发展方向,其理论基础是服务主义。     

超越现代社会的危机:从工业主义到实业主义

工业主义和实业主义都是现代化发展的重要理论,二者存有内在的理论关联和逻辑差异。圣西门的实业主义强调产业的全面发展、物质和精神产品的生产创造、组织架构的生产效率、社会的公平正义,是一个内涵丰富、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然而,对其体系中工业主义思想的单向度强调,既促进了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又导致了诸多危机的频发。重新发掘实业主义理论的优长,揭示实业主义与产业逻辑、金融逻辑、生态逻辑、人的发展逻辑的契合,从单维的工业主义转变为多维的实业主义,这对克服和超越当代中国社会危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共和主义:从古典到现代的嬗变

共和主义是人类政治思想史中一个古老的伟大传统。通过对古典共和主义的思想纲领的历史梳理与逻辑归纳可知,古典共和主义的核心理念在于其“混合均衡政体”思想。与从古典共和主义到现代共和主义嬗变的紧密联系的四大价值取向是从贵族共和到民主共和;从直接民主到代议制民主;从美德共和到制度共和;从混合均衡到分权制衡。这种转变是和基于个人权利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密切相关的。     

从神本到人文:"文艺复兴"时期人文精神解读

因科学精神强盛被称为"科学文化"的西方文化中,一定程度被遮蔽的人文精神并未被消解.如果忽视甚至否定这一点就会导致对西方文化解读失误,工业化进程中以"误读"文化模本作为参照,必将陷入文化困境.西方人文精神勃兴于"文艺复兴"时期,在以后的文化演变中,作为一种传统,一种内化的精神特质,不断震荡前进,或强或弱,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表现.理解西方人文精神,不能绕过"文艺复兴"这一特殊历史阶段.本文对文艺复兴时期西方文化中的人文精神进行了历史性梳理与解读.     

实践:从自然力到现实的自然生产力

马克思从人的劳动或实践出发,阐发和诠释了自然生产力的生成机制.基于这种生成机制,既应善待和保护自然力,反思和审视传统生产力观的盲目和不可持续性,又应克服“遮蔽”实践的消极无为的自然观,在实践范式的生态转向中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解”与联动.     

民间信仰60年嬗变:从断裂到弥合

现代社会中的民间信仰一直被视为愚昧落后的封建迷信而遭到批判,并一度被禁止.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伴随着改革的巨大成功和社会的转型,民间信仰出现复兴的热潮,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和极大的社会适应性.文章重点考察新中国成立以来民间信仰的历史变迁,分析民间信仰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存演变逻辑,并据此探讨民间信仰的未来状态.     

因果性概念:从休谟、康德到马克思

因果性和自由的关系问题是西方哲学家长期以来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从休谟、康德到马克思,当我们立足于因果性概念对因果性和自由的关系问题作一个谱系学的考察,把马克思放在西方哲学史的背景中,在马克思与前马克思哲学家的理论传承关系中研究马克思,就能够更好地理解马克思的实践观点。     

西方社会的变迁:从整体主义到个人主义

整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是两种组织社会的基本原则.西方社会经历了从古代、近代的整体主义到现代、当代的个人主义的变迁的历史进程.当代西方社会面临着个人主义的严重危机及其社会后果,解决危机的最终出路在于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和社会的教育水平及文明程度的进一步提高.     

文学地理学:从决定论到批判的地域主义

无论是中国古代的文学地域理论,还是西方赫尔德、斯达尔夫人和泰纳的文学社会学,在地域与文学关系的认识上都存在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倾向。现今,文学地理学必须从环境决定论转向文化地理的生产理论,文学的想象与叙事广泛而有效地参与了"地方感"的编码与建构,参与了地理空间的生产。在全球化和后殖民的知识语境中,文学地理学还必须辩证地思考"批判的地域主义"这一重要课题。     

从实践性到批判性:对伦理学传统自我意识的革命

伦理学一向把现实道德规范作为自己的兴趣中心 ,急于扮演“道德技艺”角色而期望直接的具体实践效果。但面对无限特殊的生活世界 ,这在逻辑上就遇到普遍认识无法预先切中一切可能情况的困难 ,从而必然使这种伦理学遭到理论和实践的双重解构。相反 ,在被这种实践的伦理学所遗忘的关于道德规范的纯粹理解领域 ,却有一个急切而重要的工作有待完成 ,即逆向揭示使道德意识———正是它生产道德规范并推动意志接受道德规范———成为可能的某种先天普遍条件 ,在其纯粹普遍的发生逻辑中理解道德本身 ,进而更有效地制定、更合理地对待某种道德规范。这就是一种批判的伦理学 ,但它以自己仅仅关注抽象道德意识的普遍形成形式这种纯粹性 ,严格区别于康德所做的实践能力批判 ,即揭示保证道德意志按照绝对命令行动的各种理念前提。     

中国崛起的价值基础:从民族主义到新世界主义

大国的崛起必须要有一定的价值基础。纵观西方大国成长的历史,民族主义始终是西方大国成长的一面旗帜,西方民族主义借助权力、资本的巨大推动力把自己的民族主义推行到东方落后国家,从而形成一种以牺牲他国、他民族利益为前提的殖民主义体系。中国崛起不同于西方国家,但整个进程却是因西方对中国的殖民战争而开启的。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民族主义第一次觉醒,民族复兴、现代化的使命与中国崛起的历程始终相伴。然而,民族主义虽然使中国驱逐了西方列强,但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尤其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一种独特的"天命史观"和固有的大国情结。因此,中国崛起既不能以狭隘的民族主义为价值基础,也不能以扩张的殖民主义为价值依托,而是以天下主义与世界主义相结合创新的世界主义即新世界主义为价值基础。当今中国崛起进程的价值创新必须坚持传统性、民族性、时代性、世界性相统一的科学创新。这种新世界主义的价值创新才能为中国崛起提供持久不衰的动力。     

人与自然关系的诠释:从个体主义到整体主义

当代的西方环境伦理学从发展至今形成了两种对立,即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在非人类中心主义内部又可划分为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个体主义的生态伦理学的理论渊源可追溯到西方的权利论和义务论。而整体主义的生态伦理学借鉴生态科学的发展,运用生态系统整体论方法研究自然界的价值及人对自然界的义务。两者立论基础不同,立场不同,观点相异。本文对两个派别的代表人物的观点进行了评析,指出个体论与整体论的生态伦理学由于各自的理论缺陷,使其难以担当社会主流伦理价值建构,同时在实践上又面临与所主张的理论相互矛盾的两难境地。     

从政治理性到宪政理性:一个政治文明演进路径的分析

本文从宪政的视角考察了政治文明的演进路径.认为政治文明开始于人类建立了政治理性之后,即建立了政治对人类自身及其分散的强力的控制与垄断权,以此来建构秩序的理性,政治理性使得人类文明的发展与创造有了基本的秩序前提.而政治文明的持续健康的自然生长并不仅有人类的政治理性就能自足.宪政理性的建立就是为政治自身建立理性的标尺,以成就政治文明的持续健康生长.在政治为人类文明提供了理性的发展基石之后,宪政成就了政治的理性.因此,宪政带来了人类政治文明的新的范式追求,其基本洞见是,宪政疏通了政治的理性,从而增加了政治国家构建秩序的能力.从政治理性到宪政理性是政治文明持续健康生长的必由之路.     

从文学信仰时代到文学失仰时代——对文学经典主义的批判

在我们的历史传统和研究中,文学始终是作为"经典文化现象"而被认识和理解的。我们是事实上的文学经典主义者。从文学的历史过程来看,过去我们是文学经典主义者,是文学的信仰者或信徒,是完全自然的事情。但是当人类社会走进了以数字技术为支撑的现代社会之后,如果我们再坚持文学经典主义,我们再坚持对文学信仰,就将是极其错误的。我们应当是一个文学的历史主义者,我们必需看到人类文学生存条件所发生的历史性交化。今天,已经不再是一个文学经典时代了。因此,我们不仅没有必要,而且也再无可能去对文学加以信仰了。在一个文学"失仰时代"里,文学边缘化、文学社会教化功能的降低,都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趋势。     

宗炳与谢灵运:从佛学到山水美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审美意识发生了很大变化,在绘画和诗歌领域,山水作为创作题材,成为主要的审美对象,山水审美成为主要审美意识。宗炳的《画山水序》是第一篇山水画论,在美学史上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谢灵运是山水诗的代表人物,其山水诗作体现了具有时代色彩的山水审美范式。宗炳和谢灵运又都是修养精深的佛教徒,都有影响广泛的佛学论著。宗炳和谢灵运都和当时著名佛教领袖慧远有很深的关系,并且师事慧远。慧远作为"神不灭"论的代表人物,对宗炳和谢灵运都有颇深的影响。慧远所作的《庐山诸道人游石门诗序》,本身就是山水审美的典范之作。宗炳山水画论中的"山水有灵"观念及谢灵运的"顿悟"都与佛教有深刻的联系。宗炳与谢灵运从慧远那里汲取了"神不灭"或"得性体极"的佛学观念,并在山水审美方面有了独具创造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