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企业合并政策与产业政策协调关系的变迁

企业合并政策和产业政策是日本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重要手段,这些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日本仅用20多年的时间便从一个经济落后国变成一个世界经济强国的原因之一,其成功之处是值得借鉴的。本文首先概述了企业合并政策与产业政策关系的基本理论;接着论述了日本合并政策与产业政策协调关系的变迁;最后是日本企业合并政策与产业政策协调关系的成功经验及其启示。     

近代中国铁路货等运价制度变迁初探(1915—1937)

由于货等运价制度直接与铁路营业收入挂钩,因此成为铁路运营管理制度的核心内容之一。1915年之后,在交通部(铁道部)和各铁路管理局(监督局)的共同努力下,以货物分等、递远递减、普通货物基本运价、专价和特价制度为主要内容的铁路货等运价制度逐渐走向统一。尽管这一过程在1937年前并未最终完成,但其变迁仍然对铁路运输业和沿线部分城镇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对中国北方生态环境变迁制约因素的历史分析——以鄂尔多斯地区作为分析案例

人口增长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有严格的条件限制。在农业生产技术落后、效率低下的年代,人口的过快增长会导致过度垦荒种地,造成生态环境受损。在人口增长速度低于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以及政府实行严格的生态保护政策的条件下,技术的进步及其在农业上的运用,可以在大幅度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同时缓解人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减轻人的经济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压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战争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既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交战各方为了使战争结局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不惜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大规模索取自然资源,这往往是很自然的选择。贫困往往对生态环境构成潜在的威胁,所以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与百姓脱贫致富结合在一起。在制度安排科学有效的条件下,不管是正式制度还是非正式制度,不管制度的性质如何,都可以有效地防止人的不适当经济行为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否则很难避免遭受破坏的厄运。     

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国政绩考评的历史变迁——基于政策学习理论分析

政绩考评是激励约束领导干部作为的“指挥棒”,兼具价值与工具双重属性。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国政绩考评历经四个历史阶段,凸显时代特色与党和政府执政理念的嬗变。基于政策学习理论,我国政绩考评呈现出从“吸取—教训”型向“社会学习”型政策学习的渐进转变。立足新时代,推动我国政绩考评实现高质量发展,有必要建立起政绩考评的政策学习机制。     

美国政府对辛亥革命态度的原因分析

在1911～1912年中国政权发生鼎革之际,美国政府对辛亥革命奉行中立政策。首先这是由当时中国国内政治局势所决定;其次,与美国的孤立主义外交传统和对华门户开放原则有直接关系;其三,受美国国内舆论和文化价值观念的影响;其四,防止和避免少数国家特别是日本和俄国乘机单独干涉中国,谋取特殊利益。总之,美国政府对辛亥革命的态度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既有中国国内因素,也有美国自身因素;既有国际因素,也有价值观念因素。虽然一般来说,外交是内政的继续,但外交毕竟不能等同于内政,不能不受对方国家国情及国际形势的影响和制约。有些问题乍一看来,似乎是美国国内政治影响了美国的对华政策,但细加追究,美国的外交政策实际上很大程度是由国际和中国国内形势的变化促成的。因此,在探讨美国对华政策的过程中,我们对各种因素要有一种全面的、辩证的观点,这对我们正确认识或预见美国的对华政策是十分重要的。     

审美意识历史变迁的基本特征

本文从宏观的角度把人类审美意识的生成、演变看作是一个动态的历史发展过程。文章以“环境与发展”、“普遍与差异”、“渐进与突变”三对范畴揭示了这一历史过程的动态性及其与人类生活的相关性。     

我国民事诉讼调解政策的历史变迁与演进逻辑——基于历史制度主义分析

民事诉讼调解政策对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建构目标与运行方向具有决定性的指引作用,深度认知我国民事诉讼调解政策的历史变迁与演进逻辑是民事诉讼调解研究的重要论题。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民事诉讼调解政策经历了“调解为主”“着重调解”“自愿合法调解”“调判结合”“调解优先,调判结合”“调判结合”六个历史时期。民事诉讼调解政策的演进深受民事司法制度与社会整合机制构成的制度结构的影响,民事司法制度改革调整了民事诉讼调解制度适用空间,社会整合机制转型改变了民事诉讼调解解纷资源配置方式。同时,受政策调整成本、学习效应、协同效应以及适应性预期的影响,民事诉讼调解政策演进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此外,社会矛盾纠纷状况变化带来的外部环境压力变化、党和法院不同时期工作目标的转换以及司法理念更替构成了民事诉讼调解政策演进的动力机制。     

美国政府对跨国公司的管制分析

美国政府对于跨国公司的管制体现以国家为中心的现实主义特征,在充分发挥跨国公司自由市场力量的同时,通过有限而有效的管制,使跨国公司服从于国家权力和财富的增长。在国际层面,美国政府通过安全、经济、文化三个维度的管制,实现维护霸权、获取经济相对收益、增强软实力的目标;在国内层面,通过政治力量之间、政府机构之间、联邦与州政府之间三个层面的博弈,保证国家利益反映而又超越个体、局部利益,使对跨国公司管制以理性方式展开。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历史变迁的经济学分析

本文在对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历史变迁进行简略回顾的基础上,通过建立一个土地制度变迁的描述性模型对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历史变迁的几个重要问题进行经济学的分析和解释,最后是主要结论及其对未来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创新的启示.     

中国铁路客运供需矛盾与相关产业政策分析

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中国铁路运输能力的提升落后于客运需求的快速增长,铁路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在考虑了潜在客运需求的条件下,构建了铁路客运供需缺口的估算模型,运用1978～2016年间的数据来测算铁路客运需求和供需缺口的变动。实证结果表明,客运需求增长了185. 57%,当前铁路客运缺口率为46. 38%。导致客运需求总量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国民经济的发展、铁路运输条件的改善和定价机制的失效;而客运供需缺口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则是投资渠道单一导致建设资金不足,以及政企权责划分不清引发运输效率低下。因此,应通过推行差异化定价机制、加快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实施"统分结合的网运分离"等措施,分流客运需求,提高铁路供给效率,从而实现需求与供给的相对均衡。     

地方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学习型政策变迁 ——基于渐进和强制两种路径的比较分析

人类社会要实现善治,必须不断推动政策和制度变迁,其中理性和学习两个要素、渐进和强制两种类型贯穿始终,由此产生基于渐进理性和强制理性的不同学习型政策变迁路径.渐进学习型政策变迁路径通过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协商互动,建立了一种常规且良性的政策变迁模式,以网约车改革实践应用分析其具有政策学习和社会学习的相关特征.强制学习型政策变迁路径体现"间断—均衡"、"诉求—结果"和"冲击—回应"行为机理,以邻避冲突为代表的应用分析其具有"邻避冲突的突发性、政府回应的临机性、决策改变的消极性、项目承接的共谋性以及环保体系的变革性"特征.两种政策变迁路径的机理和趋势均有不同,同时在政策合法性、学习的动因条件和机制效果等方面亦有差异,以地方治理现代化推动并进而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项中长期治理目标,学习型政策变迁路径必须得到重视和发掘.     

大同古城的历史变迁

大同古城自秦汉建立城邑,有确切记载的历史距今已有2200多年,城市的名称屡有变化,城市布局和规模也因政治需要或军事防御有所损益,但其位置始终未发生大的变动。现存的明代府城和北面的操场城,大部分城垣存在早、中、晚三期墙体相互倾斜挤靠叠压的现象,较晚的墙体依次倾斜靠压在较早的墙体上,从早期到晚期为自内而外的方向排列。真实显示出大同古城从秦汉县邑、北魏京师、辽金陪都、隋唐军镇到明清重镇的历史变迁。     

政策学习:理解政策变迁的新视角

政策学习作为解释政策变迁的一个较新的视角,在理论建构和经验研究上尚有很大空间。政策学习源自公共政策研究领域;随着学习在全球范围内日益被重视,政策学习概念也不断变迁。政策学习理论应用于社会政策研究中,将为丰富社会政策理论、分析政策的形成和变迁过程、增加决策合理性和政策效率作出贡献。社会学习理论对中国的社会政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对政策过程和政策机制进行深入探索,并且有助于推动中国的社会政策从被动适应向主动调适变迁。     

建国以来我国消费政策的变迁与启示

长期以来,我们对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认识不够,消费政策经历了一个由“重积累、轻消费”到“扩大内需、刺激消费”的过程。我国消费政策的实践也为寻求适合我国实际的消费政策、构建适应经济发展的消费模式提供了经验和借鉴。     

论我国行为保全制度的历史变迁

新中国的民事保全制度可以追溯到195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诉讼程序试行通则(草案)》,行为保全制度在当时尚未初创;1992年到2012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恢复法制建设、推进市场经济改革的背景下,行为保全制度呈碎片化地在知识产权诉讼和海事诉讼等领域初步创设起来;2013年,以民事诉讼法的新一次修正为标志,行为保全制度正式被纳入到基本法律层面的民事保全制度体系中来。这一历史进程体现了实践变迁与制度规范变迁的双重互动规律以及我国法律制度变迁特有的"稳而慢"的特质。     

英国能源产业政策及其启示

在世界气候变化、能源危机加剧的背景下,各国纷纷发展能源产业以实现争取在低碳经济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的目的.通过对英国的能源政策和产业的发展历程的论述,认为其能源政策对能源产业具有设定目标、提供保障,加强体制建设、促进产业发展,保障科研投入、加快技术进步等方面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根据中国现阶段国情和能源发展实际提出了推动中国能源产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文化因素与中国经济体制变迁的路径

本文认为,价值信念、伦理道德、传统习惯等统称为文化的东西即非正式制度安排对中国经济 体制变迁路径具有重要的影响。作者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在文章中着重分析了初始非正式制度安 排对乡镇企业后来演进轨迹的作用,分析了传统的家族文化对中国企业组织的影响。     

我国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强制性制度变迁分析

我国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经历了两个明显的阶段,产生了不同的制度安排成果。这种制度变迁的外在动因在于国家战略选择偏好、意识形态、政府财政经济状况、官僚机构经济理性、政府公共服务知识等因素及其变化,而内在动因则在于制度供给成本、农民公共服务需求、农民利益诉求等因素及其变化。在变迁趋势上,其表现为由供给主导向需求主导转变、由制度外向制度内转变、由外因向内因转变、由被动向主动转变、由非均等向均等转变。     

汉水下游河道的历史变迁

汉魏六朝时期,汉水下游河道当在今河道之北,与今天门河位置相当。隋唐至北宋前期,汉水下游河道南移至今东荆河一线。北宋中期至南宋,汉水下游有两条河道并存,北支在今河道附近 (具体位置与今河道略有差异 ),南支相当于今东荆河。明代汉水下游岳口至汉川段河道在今河道之北,流经今天门横林、干驿与汉川田二河。这一河道在明清之际淤废,汉水主泓道迁移到今河道位置上。     

台湾通讯产业的变迁与动因分析

通讯产业是台湾的“十大新兴工业”之一。近十多年来，在因特网蓬勃发展和台湾电信自由化两大趋势下，台湾通讯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获得了较快发展。本文在分析台湾通讯产业格局变迁的基础上，认为促成台湾通讯产业结构转换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多媒体时代的来临、因特网的发展和应用的普及带动了通讯产品市场需求。如果从台湾通讯产业自身因素看，加大研发投入，致力于企业并购，以及强化产业聚集是重要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