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彝走廊的族群互动研究:汉彝文化边缘的冕宁多续藏族

地处藏彝走廊核心区域的冕宁多续藏族与汉族、彝族的族际交往、族际互动,说明经济上的互通有无,文化上的兼容并蓄、美美与共、和而不同,婚姻上的你娶我嫁,是衡量民族关系和睦友好的重要指标,反映了族际交往、族际互动与民族关系之间的现实动态.     

国家、族群与民族走廊——“古苗疆走廊”的形成及其影响

"古苗疆走廊"作为中国南方东西向的民族走廊,是历史上中国内地进入西南民族地区的传统通道,其形成是中国各族群长期互动和中国经济、政治结构变革的结果。"古苗疆走廊"成因具有多元性:民族生态分布、西南民族贸易与区域市场、南方稻作水利田发展、国家力量的渗入、西南的经济开发与移民等。"古苗疆走廊"的提出,有助于了解明清以来中国西南纳入国家体系的进程,以及地域社会在这一进程中的应对;并扩大研究视野,即将各民族研究与跨族群、跨区域的整体研究相结合,作为西南非汉族群的"古苗疆走廊"不仅是连接西南与中国内地的大通道,而且是西南与全球经济连接的纽带。     

文化互动与仪式变迁——“武陵民族走廊”跳香仪式的田野调查

跳香仪式是"武陵民族走廊"沅水流域瓦乡人的宗教仪式,在多元文化互动、融合与发展的背景下,仪式的集体性、狂欢性消退,出现世俗化、功利化的趋势,其传承的文化空间逐渐扩展,传承方式呈现自在、多样化的状态。尽管在现代社会族群认同多元化的背景下,跳香仪式传承区域的族群成员分别归属于汉族、苗族、土家族,但瓦乡人认同这种凝聚内部力量的文化表征,使得跳香仪式得以传承延续,成为表现和强调族群认同的一种叙事,体现了全球化社会中文化的多样性,从而证明族群间的文化互动与文化共享是宗教仪式变迁的主要因素。     

“民族”与“族群”之辨

河西走廊是我国著名的民族走廊。多样性民族文化在同一空间地域内的互动与整合建构了以多元统一为主要特色的河西走廊地域文化。目前,学术界对河西走廊文化的历史建构进程及宏观文化结构的分析构成了对河西区域文化双维平面的认知特点。以民族学田野调查为主要研究方法,对河西走廊多民族文化互动的模式加以归纳与分析,以微观研究视角呈现河西走廊多元一体文化结构生成的理论逻辑,以期以河西走廊为研究切片,为民族走廊的研究提供一条立体化的研究思路。     

藏彝走廊:族群互动背景下的多续藏族认同研究

通过历史文献和田野调查,分析多续藏族多元认同的发展和民族认同的强化,以及与多族群互动的关系。在族群互动的过程中,政府的强势介入对多续文化的变迁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也对多续藏族的族群认同和民族认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踏祖公”仪式与富川平地瑶族群的交互关系

仪式与族群存在交互关系,族群成员之间的认同感和凝聚力需要仪式来强化,仪式的展演和传承需要族群成员的共同参与,为仪式符号赋予特定的含义,否则仪式就失去了储存文化传统的功能。富川平地瑶古老的“踏祖公”仪式与富川平地瑶族群存在深刻的交互关系。一方面,富川平地瑶族群通过“踏祖公”仪式祭祀祖先和展演族群艰难的迁徙历史,使平地瑶间的族群认同感和凝聚力得以增强;另一方面,族群成员通过共同参与祭祀仪式,在仪式过程中用“踏九州”“盘王出游”等为“踏祖公”仪式赋予特定的、共同的民族文化内涵。     

论文化互动的类型——兼论"武陵民族走廊"多元文化互动

文化互动类型理论实质上是以多变项描述和阐述文化变迁过程的理论,在文化互动频繁的当代社会,文化互动类型理论或许可以成为阐释当代社会文化变迁过程的理论范式.文化互动有五种类型:同层级文化互动、异层级文化互动、文化与生态环境互动、文化结构互动、传统与现实互动.这五种类型在"武陵民族走廊"都有体现.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推动下,武陵民族走廊多元文化互动的形式将更加复杂.     

从加勒比海音乐发展管窥世界民族文化的互动与共生现象

加勒比海岛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牙买加等殖民地国家,在过去的几百年间曾先后分属西班牙和英国,然而,它们所拥有的钢鼓乐队、加里普索、雷鬼等音乐形式却在国际上处于先进行列。加勒比海音乐特征的共性与个性关系中折射出当今东西方音乐文化融合的轨迹。在民族文化互动与共生现象背后有深层的历史原因。     

从文化自觉看中国—东盟的文化共生

文化自觉作为一种文化观,它是一种对文化共生的价值追求。以文化自觉来观照中国-东盟的文化交往和发展,文化共生既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又具有迫切的现实需要。以文化自觉来促进中国-东盟的文化发展,尊重差异、相互包容、共同发展是必然的选择。     

人类文化互动的趋势——基于“文化工具论”的评析

在全球化时代,人类文化即各族群文化的互动演化趋势会怎样？马汉和亨廷顿认为这是“文化的冲突”,并先后给出了自己的系统论证。但他们说的文化冲突其实既不是文化本身的相互冲突,也不是由于文化的不同引发的冲突,而都是利益之争的冲突。除此外是否还会有可以成立的文化冲突论？根据“文化工具论”的评析也不会。因为文化的冲突只会出现在使用文化工具时仅有的两个特殊情境中,不可能成为具有普遍性的趋势。相反,文化的融合才是人类文化互动的趋势。因为文化是满足人需求的工具,工具的种类越多越好,于是,很多具有优越性和独特性的文化工具会从一个族群流入其他族群。也许有人担忧人类文化互动的融合趋势会消除族群文化的个性或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从而使人类文化不能继续在差异中相互促进。通过文化工具论的评析可知,这同样是完全不必要的担忧。     

明清时期上海城镇化进程中的民众文化心理变迁探究

上海地区早在明清时期就已经历了一次早期城(市)镇化的过程。繁荣的市镇和商品经济已经培育出了市民阶层,同时,也养成了独特的市民文化。随着生存环境的改变,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转换,以及文化结构的调整,文化的主体从乡民变成市民,文化心理发生了多方位、多层次的变化。了解早期城镇化进程中民众文化心理变迁的原因与轨迹,对于当下我们和谐应对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有一定的启示。     

明清时期湖广土司自署职官初探

通过对明清时期湖广土司自署职官设置的情况及设置源流的探讨,可见湖广土司政权机构划分为行署、旗、峒三级,在宣慰司署那一级又分设为致仕宣慰司署、已袭宣慰司署和经历司署三个系列,它们形成三足鼎立格局。其自署职官分为土官、流官两大系统,内分文武两个职别。自署职官的形成深受明代卫所制度和清代绿营制度的影响,并糅合了以明代军职为主的明清兵制的成份。     

明清时期广西少数民族地区交通发展略析

交通对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及促进民族间交往融合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明清两代广西民族地区交通状况得到较大改善,各地水陆道路开通,桥梁、渡口兴修.这一时期广西民族地区交通的发展有其鲜明的特征.交通的改善和发展促进了广西民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进步及民族交融.     

明清地域性商帮的传媒属性：以晋商为例

明清晋商群体依靠一个地域性职业经理人团队及这一团队统领下的服务人众,在商业贸易活动中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其商帮群体内部凝聚力的形成,以及对外所产生的影响,有赖于群体对其传媒属性的发挥。晋商通过分布各地的会馆及贸易分支机构,将大众传媒对社会意识的掌控作用和社会教化功能,近乎完美地体现出来。     

明清佛山木版印刷初探

佛山木版印刷源于宋代,兴于明代,盛于清代。清初成为中国四大木版年画生产基地之一。从清代中叶起,佛山和广州、潮州一道,成为广东刻印书籍的三大中心,也是广东最重要的商业化木版印刷品集散地之一。在以往对佛山木版印刷研究基础上,发掘历史资料,考察访谈印刷遗迹和印刷艺人,对比分析木版印刷制品,可以发现,佛山木版印刷地位的形成,是和明清时期佛山对木版印刷的现实需求、良好的手工业环境和商业环境分不开的。     

明清“欲望叙事”的文化心理透视

明清艳情小说作为一种特殊的欲望叙事,其内容所呈现出的对于性态度的矛盾性与明清时期特定的知识型构相关,它既受这个时期正统文化和市民文化的双重影响,也受作家群体的心理特征以及价值选择的制约,并最终凝结为诸多文化规则,直接影响到艳情小说的叙事结构和叙述者态度。     

明清时期乌江流域民族关系影响因素研究

明清时期,地处祖国西南地区的乌江流域地区呈现出复杂多元的民族关系,历代封建统治者通过在这一地区施行羁縻制度、土司制度,逐步把乌江流域纳入到统一中国行政管理系统中。在该地区建立形成的贡赋与互市等经济制度和行为、文化教育以及移民等因素不仅促进了当地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增进了乌江流域各族人民彼此之间以及与中原及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高地区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进一步密切了不同地区人们彼此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也对增强乌江流域各民族的国家认同和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的意识发挥了积极作用。     

明清传奇中古代中医的文化转向

古代中医是古典戏曲所反映的内容之一。宋金杂戏、南戏、北杂剧所反映的中医具有滑稽、诙谐的特征。明清传奇中的中医则改变了其在以往戏曲中的滑稽诙谐性质,转向严肃、典雅的美学风格。     

明清时期太湖地区水稻生产技术研究

基于明清时期太湖地区(苏、松、常、杭、嘉、湖六府)的文献资料,从土地整理、育秧与移栽、施肥与灌溉、耘耥与烤田等四方面考察了明清时期太湖地区的水稻生产技术。研究表明,这一历史时期太湖地区稻作生产呈现精耕细作深入发展,广泛使用人力以代替畜力,技术以长期经验总结为主要特点,这些发展特征是由于人口压力、经济因素与技术因素共同作用造成。     

明清贵州插花地研究

本文借助古地图、地名学等方法和GIS手段,以贵阳府和安顺府为重点复原清末贵州插花地,并探讨其分布特征及成因,认为:(1)清末贵州81%的县级政区存在插花地,其中以安顺、贵阳、镇远、思州、黎平等府亲辖地及其附郭县的插花地最为集中;(2)贵州插花地众多与其政区设置的方式有关,贵州府、县政区或在原卫所屯田之地,或在土司所辖领地,或在剿抚土著居民聚居区设置,由于这些地区原本互相穿插,穿插的部分导致了贵州插花地的产生;(3)府亲辖地多源自于原土司领地;(4)贵州插花地长期存在有着复杂的政治、经济原因。

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reconstructs enclaves within Guiyang Prefecture and Anshun Prefecture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ancient maps,toponymy and GIS software.The distribution and formation of other enclaves within Guizhou Province are also discussed.It concludes:1) 81% of county level administration regions of Guizhou have enclaves,mostly concentrating on the prefectures of Anshun,Guiyang,Zhenyuan,Sizhou and Liping.2) The reason for the wide spread of enclaves in Guizhou is that the pref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