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鲜“作家协会”讨论“文学与思想”问题

据南朝鲜《韩国经济新闻》1981年9月3日报道,南朝鲜“作家协会”最近举行有100多名会员参加的小说讨论会,讨论的主题是《文学与思想》。几个著名作家作了报告。李炳注在题为《现代小说及思想性》的报告中说:“以语言为手段的文学应当是思想的艺术。有一种倾向往往认为思想即意识形态,然而文学作品中的思想要比意识形态更宽广、更深刻、更     

泰国文艺界讨论“文学与自由”问题

据泰国《新日》周刊第125期报道:1980年8月7日泰国文艺界在法政大学举办关于"当前泰国的文学与自由"问题讨论会.参加会的有作家、文学教授和报刊文艺主编等,会议由拉达·顺巴实教授主持.作家、《书籍世界》月刊主编素查·沙瓦西发言说:"权势问题与人们的利益息息相关.时局这个外因对当前泰国文学的发展是颇有影响的.有时泰国文学不论在数量和质量方面都有很大发     

试论“东北流亡文学”的独立体系和结构形态

本文在对东北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十四年东北流亡文学”的独立体系和结构形态。东北现代文学由“启蒙文学”、“反日文学”和“变革文学”组成,井以“反日文学”为主。“反日文学”又呈现出关内“流亡文学”和关外“沦陷区文学”两种形态。“东北流亡文学”形成群体在1936—1938年,到了40年代又明显地分化为香港桂林的“东北作家群”和延安的“东北作家群”两部分。“东北流亡文学”是一个完整的结构,具有系统的整体性、层次的转折性和自身调节性等三个特征。     

“中国小作家协会”写作中心北京陈经纶中学初中部成立

北京陈经纶中学初中部在2012年10月正式成立“心语”文学社以来,语文组的全体教师以文学社为阵地,定期开展文学讲座和午间论坛活动。提高了学生对文学的兴趣,提升了学生对语言文字的欣赏能力和表现能力。在语文活动蓬勃开展的基础上,学生参加全国征文比赛成绩非常显著。     

苏美两国学者讨论乌克兰文学问题

据《苏联斯拉夫学》1989年第3期报道,苏联和美国的乌克兰学家于1988年6月4—15日在基辅和利沃夫两地举行了学术会议,议题是:古代的乌克兰文学和乌克兰近代文学的形成。乌克兰科学院舍甫琴科文学研究所所长И.А.泽维林院士指出:改革为更准确、更客观地研究乌克兰文学史提供了可能,研究中不必再去回避那些“空白点”,但也不要忘记近代文学的根是在基辅罗斯文学之中。会上听取了9篇报告,内容涉及:18世纪后25年至19世纪初乌克兰精神生活的进展;基督教进入罗斯和古代乌克兰文学的发     

关于“文学审美论”问题

文学审美论是 19世纪以来带有全球性的文学观和方法论 ,对 2 0世纪中国文学 (包括创作、批评和理论研究 )有深刻影响。本文主要从方法论的角度出发 ,通过对欧美文学审美论的哲学美学基础和唯美主义思潮两方面的分析 ,引出对文学审美论基本理论问题的讨论 ,试图揭示其精神实质和作为方法论的局限 ,并澄清以往学术界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的某些误读或误解。     

苏联组织社会学界讨论“创新”问题

苏联《社会学研究》杂志1981年第3期报道:苏联社会学协会组织社会学分会举行会议专门讨论《社会组织发展的迫切问题》。1978和1979年的两次会议属于探索阶段,偏重于叙述经验。这次会议则侧重于对各种分散的研究经验作理论上的说明,并拟定今后的发展方向。目前“创新”是组织社会学研究的主要问题。创新的方向、结构和速度关系到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重要决策。其中有些课题(如科学和生产的接近;加速科学技术思想在实践中的体现;促进企业生产新产品等)已在改善科技管理过程中逐步解决。然     

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问题讨论情况简介

最近,我国学术界开展了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问题的讨论。这个问题的讨论,是由《光明日报》五月二十九日登载的艾恒武、林青山两同志合写的《“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一文引起的。《光明日报》、《文汇报》、《大公报》、《北京日报》、《哲学研究》、《新建设》等报刊先后发表了讨论文章。七月十七日,《人民日报》的《学术研究》,发表了王中、郭佩衡两同志合写的《就“合二而一”问题和杨献珍同志商榷》的文章,对“合二而一”的观点提出了反驳。这一讨论正在进一步开展。现将有关文章的论点简介于后,以供大家参考。     

苏德哲学家讨论“哲学与文化”问题

据苏联《哲学问题》杂志1982年第10期报道,苏德哲学家双边委员会于1982年5月举行第十一次例会,讨论“哲学与文化”问题。奥伊则尔曼院士在题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化观》的报告中强调指出,文化这个概念中的主要内容就是人的本性的发展,文化是人的本质力量(能力、需要、技能)和人的活动客体化和具体化的多样形式的统一。文化要求它的客体具有特点。我们谈到生产     

西德史学中的连续性问题

从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下半期,西德史学界展开了旨在克服“历史科学原则的危机”的争论。在争论过程中形成两派:社会结构派和新历史主义派。社会结构派主张使史学社会学化和把史学变为“历史社会科学”,力图用这种方法来更新历史科学。这一派(主要人物为I.盖斯、H.韦勒尔等)强调历史科学必须对论证西德社会政治制度的改革作出贡献。新历史主义派宣称历史科学必须是无党性的。他们积极宣传历史是完美的社会和国家的“乌托邦幻想”的解毒剂。主要人物(Th.尼佩德、K.希尔德布兰德、E.诺尔特等)承认必须以社会科学的系     

非洲三国讨论“马克思与非洲”问题

据《非洲马克思主义者杂志》1983年9月号报道,今年1—3月份为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先后在赞比亚、尼日利亚和坦桑尼亚举行了《马克思与非洲》专题讨论会。1月22日在《非洲马克思主义者杂志》的创议下,卢萨卡举行了一次有200余人参加的专题讨论会。会上探讨了当代帝国主义问题及关于南非的政治学与经济学。会后,赞比亚的报纸评论反应不一。《赞比亚时报》称,讨论会后,很多忠诚的党员提出“赞比亚将走向何方”的问题。他们对于联合民族独立党容许内部成立小型团体,脱离它通过     

苏联讨论“人的综合研究问题”

据苏联《社会科学》杂志(季刊)1984年第1期报道,全苏人的综合研究问题讨论会1983年3月于莫斯科举行。从事人的研究的苏联著名哲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出席讨论,约300名学者听取了21个报告。讨论主题有三个:1、人的综合研究与创立人的统一科学的前景,综合研究的方法论;2、人的研究的医疗和精神分析方面及其跨学科性质;3、与研究人—     

苏联讨论“马列主义与今日全球问题”

据苏联《社会科学》季刊1984年第2期报道,全苏“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今日全球问题”讨论会于1983年6月在莫斯科举行。来自苏联、保加利亚、民主德国和匈牙利的250多位著名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有5个议题:全球问题的哲学方法论基础;科学对解决全球问题的作用;全球进程的社会经济脉络;全球问题体系中人和自然的关系;全球问题与人类未来。     

中国20世纪初“国民”问题讨论述评

在20世纪初，中国一批资产阶级新学家曾大声疾呼，要求中国人由奴隶变而为国民．并曾对国民应具的资格及提高的途径等问题作了探讨。这场关于国民问题的宣传、讨论，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史上重要一页，对中国近代的观念变革、人民素质的提高，对推动中国近代民主化进程，推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高涨，都曾产生过重要影响。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追求．正规说来是从早期维新派开始的。但是，在那时，他们尚没有公开宣传“主权在民”，而是主张“君臣共主”。到戊戌时期，资产阶级维新派向前迈进了一步。依据西方资…     

国际形而上学学会讨论“社会的性质”问题

在蒙特利尔第17届世界哲学大会的影响下,国际形而上学学会组织了两次有东欧哲学家与西方哲学家参加的学术讨论会。一次在加拿大魁北克的拉瓦尔大学召开,由托马斯·德·科南克教授主持,另一次在美国的波士顿学院召开,由奥利瓦·布兰查泰教授主持。波士顿会议自1983年8月28日至31日进行了三天。与会的保加利亚学者6人和美国学者7人围绕“社会的性质”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下面对这次会议作一些扼要的介绍。第一天发言的两位哲学家,是目前担任     

谈“课桌文学”

“课桌文学”,顾名思义:课桌上的文学也。实际上并不单纯是文学,而是以文学为主的“综合性艺术”。包括雕刻、绘画、洋歌、音乐等等。这种“课桌文学”较普遍地存在于目前的高校的课桌上。综合性大学有之,理工科大学有之,文科大学也有之。笔者对××大学这所名牌的综合性大学进行了调查,仔细“欣赏”了这几乎存在于全校一百二十多个教室的桌子上的“艺术”,深有所感。“课桌文学”的形式表现为多种多样,涉及的内容也很广阔,可谓丰富多彩。这里有不少“佳作”颇有感染力。它的内容从倾向来说有高昂的、上进的,但更多的是灰色的、颓废的,甚至是下流的、庸俗的。“课桌文学”大致可分为如下几种:1.对于生活、人生的评价。这个内容占有很大的部分。我们偶尔发现一、二条有点上进性的言语。如:“仅仅依靠天生的优点的人是天生的蠢人”,等。大量的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如用中外文结合的诗歌:·“人生本是lazy(懒惰),何必整日study(学习),找个漂亮的lady(爱人),抱个胖胖的baby(小孩)。”把裴多菲诗改写的:“馒头诚可贵,油条价更高;若有大肉包,二者皆可抛”。等等。     

“价值中立”与社会科学研究关系问题讨论述要

“价值中立”论是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影响较深较大的一种外来思潮。十年来,中国学者在介绍这种理论的同时,亦纷纷提出了各自看法。这些看法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苏联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相互联系问题”

苏联《哲学问题》杂志1983年第1期报道:1982年4月,莫斯科大学教师进修学院哲学教研室、苏联哲学协会、《哲学问题》杂志编辑部联合召开了一次学术讨论会,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互联系问题”。B.C.巴鲁林在会上致开幕词。他指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相互联系问题具有现实的客观基础。因为尽管它们处于     

七十年代东、西德文学的一些倾向(下)

七十年代,在联邦共和国知识界流行着一种所谓“转向”(Tendenzwende)的说法。莱希—拉尼茨基把这种说法从文学角度概括为:六十年代是文学界“吹起行动号角,擂响进军鼓声”的时代,七十年代的文学则表现为“撤退”和“逃遁”。当然,并非所有的人都赞同他的这种说法,但是政治上和文学上的“转向”,却是明显的事实。有人称七十年代文学为“新感伤文学”,有人称之为“新主观性”或“新主观主义”文学,这些也未必是普遍接受的概念。不管怎     

七十年代东、西德文学的一些倾向(上)

七十年代的德国文学,相当复杂。就西德文坛来说,新一代作家一登上文坛,便显露出强烈的艺术个性,批评家们很难把他们归入某种倾向之下加以说明。早已蜚声文坛的老作家,经历了六十年代末期的社会动荡之后,也在认识现实和艺术表现方法方面,进行着多种多样的探索。因此,批评家在试图说明七十年代文学时,一下子很难归纳出标志着这个时代文学的共同特征,而“例外”反倒成了七十年代文学的规律,他们甚至认为,七十年代的西德文学有作品,而且不乏很有艺术性的新作品,但是没有文学。这样说,显然是夸大了七十年代德国文学所表现出来的复杂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