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碑志散文的思想性

韩愈的碑志散文,打破了“颂扬功德、褒善隐恶”的撰写“通例”,表现了关心民生疾苦、反对贪官苛政,赞扬抵制骄藩的“忠贞之士”、歌颂平藩战争的功臣,兴复儒学,排除佛老的思想,在我国古代散文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汉石的冲击:清代金石例研究的屈折与展开

金石例研究在清代形成高潮,短短几十年间相继产生了近十部著作。清人不满《金石三例》以唐宋碑志为例的做法,他们标举汉代石刻碑志,试图从中归纳碑版文原初的义例,却不断从汉石中发现变例,诸如书孙、生人作诔、称公、私谥、书卒葬等现象,都与唐宋以来的金石例不合。对此,王芑孙试图回归韩愈、欧阳修之例,而刘宝楠等人则从维护汉石的立场出发,以文史考证和道德人伦论证汉石的合法性。汉石的冲击使清代金石例研究在学术上获得了消解文道合一观念的理论新质,是乾嘉汉学思潮的一部分。     

文体的意识形态——对当代长篇小说文体问题的一种研究

文体实验的花样翻新,是近来长篇小说创作中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本文从个案入手,首先对韩少功、阎连科、莫言等人长篇小说创作中的文体实验现象作了分析,认为在这些重要作家中已经形成了一种文体的意识形态,并对这种意识形态生成的原因和变数作了探究。     

秦汉民间信仰文化功能的特征及其对当代文化建设的启示

民间信仰具有多种文化认同功能与文化控制作用。秦汉民间信仰的多种文化认同或文化控制功能不仅具有共时性特征,而且具有历时性特征。由于民间信仰属于深层次的文化内容,故其具有相对独立性。在秦汉时期的某一时段,其独立性体现为,国家的最高神为太一,但各地信仰的主神又各具特色。这一方面表示民间信仰并不与国家祭祀同步叠合,另一方面又显示包括民间信仰在内的小文化传统处在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既统一又对立的地位。具体来说,王朝早中期民间信仰与主流文化、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呈现出相对和谐的一面;王朝晚期民间信仰与主流文化、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则显现出对立的一面。秦汉民间信仰的文化功能对于当前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秦汉文字瓦当释谈七则

秦汉文字瓦当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文献参考价值,它可弥补文献记载不足,对于研究秦汉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均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秦汉的统一与罗马的征服

秦汉帝国与罗马帝国的建立,反映了中西古代文明从小邦至地域性国家再至帝国的发展趋势。这一趋势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秦汉帝国在民族关系、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方面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将境内众多的民族和地区统一起来。罗马帝国则主要采用征服的手段进行统治。统一与征服表现出中西古代帝国内部结构上的重大区别。这一区别在秦汉与罗马帝国的形成过程中就有充分的反映。其更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中西历史文化传统存在较大的差异。中国文明的发展自古以来就有鲜明的、颇具特色的统一性,而这一特点是古代西方文明所没有的。     

汉代文体研究二题

《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对诗赋的分类,其义例与标准后人有种种之推测,但不论如何,它毕竟是对文体的一种直接分类,是人们对文体进行辨析的一个基础;它所使用的推本溯源的方法,亦对后世文体论的方法取向有深远的影响。《独断》从用语格式之程式规格来说明文类的特点,是从形态上明确论文体的开始,某种程度上说明作为语言体式规范的"文体"概念已经形成。     

论秦汉时期定西的综合大开发

新时期我国打赢脱贫攻坚战需向历史汲取营养。定西是脱贫攻坚主战场之一,秦汉时期开展以加强统治管理为主的政治大开发,以构筑富有防御功能的长城和经略边防为主的军事大开发,以迁移人口、开垦土地、耕作农业,畜养牧业为主的经济大开发、以修筑驰道和凿空丝绸之路为主的交通大开发、以纳入选贤拔能重点地区为主的人才大开发。秦汉时期定西的综合大开发,既实现了当时的大发展,又昭示我们当今的脱贫攻坚只有综合攻坚方能大胜。     

秦汉复道、阁道、甬道考略

秦汉时代,复道、阁道、甬道是较为常见的宫殿道路形式。三者关系密切,但又各具特点。复道是与下部道路并列或交错的复起之道,短者悬空,长者建于夯土之上。阁道是以干栏结构为支撑的较为封闭的空中楼廊。复道常于阁道搭配使用,复道主要是为了便于各个宫殿区之间的快速交通,阁道主要是为了将同一宫殿区的高台建筑、高层建筑相连接。复道与阁道相互配合,使各个宫殿区之间和宫殿区内部实现一体化。甬道是筑于地面,侧有夹壁的隐蔽之道。复道、阁道、甬道盛于秦汉是由宫殿建筑高台化、宫殿建筑众多且较分散的客观原因决定的。同时,秦汉重威严的时代特征、统治者的保密安全需要对此亦有重要影响。东汉以后,基于宫殿建筑技术和设计理念的发展,复道和阁道的原始土壤不复存在,复道、阁道渐趋衰落。甬道因其浪费民力、财力且实际功用的有限性,汉代以后亦渐衰落。三者虽在东汉后式微,但却对我国后世道路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秦汉上郡治所小考

上郡是秦汉时期中原王朝与北方草原匈奴必争之地,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拥有上郡,即可保证中原王朝的安全.上郡治所位于今何处,是众多文史学者和当地人关注的一件大事,历来各家说法不同.归纳起来,主要有二说:一为肤施说,一为绥德说,二者皆有文献依据.然考其文献记载,前者可能在今陕西榆林市榆阳区鱼河堡,后者可能在今陕西榆林市绥德县四十里铺.     

秦及汉初政权对地方政治制度的探索及其意义

秦汉在地方政治制度的探索上,经历了不同的历程。秦延续传统一步到位实施郡县制,汉片面以秦亡为教训,历经数代三个阶段的艰苦探索,最终也确立了郡县制。两朝的历史及治国思想是形成两者不同的主要原因。秦汉确立的郡县制从根本上瓦解了我国早期带有浓厚血缘关系的世袭制度,催生了官僚制度,给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打下了坚实的制度基础,标志着自夏商周以来沿袭已久的职官制度出现根本性的变革,是中国古代地方政治制度发展史上的重要一页。     

秦汉时期“河南地”与“新秦中”地域范围考辨

"河南地"与"新秦中"是两个出现于秦汉文献中的地域概念,彼此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各成一区,形成不同的地域单元。这两个地域名称所代表的区域范围的变化深刻影响着秦汉时期的西北边疆,这引起了不少历史学暨历史地理学者的高度关注和探究。然迄今为止,学界对二者的空间位置及其相互关系仍未有一致见解。     

张良“退隐”原因初探——兼论秦汉之际的道家思想

张良在汉兴后"隐居静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其政治、个人等诸方面的原因,最重要的还是张良深受秦汉之际道家思想的影响:秦汉之际的道家思想与春秋战国时期的老庄思想有所不同,道家思想在发展过程中,深受法家及神仙方术等思想的影响,呈现出多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在政治、社会、策略、修身养性等各方面均有所侧重。所以,在张良身上存在着入世之"道"和出世之"道"两种看似矛盾而实际上并不矛盾的价值取向。     

秦与汉初里民生活略论

秦与汉初由于国家授田制得以有效推行,加上当时以宗族豪强为核心的社会势力尚不发达,国家能够通过行政手段实现对基层百姓的有效控制。这一时期,里吏是国家行政权力的忠实履行者,以国家行政为最高准则,而里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更透露出较强的行政性,西汉中期以后社会势力作用下所谓的自治特征尚不明显。这些充分反映了当时国家的基层统治理念。     

汉唐间《史记》的传布与研读

《史记》的传布和研读是相互关联的两个问题。在汉代,主要由于政治上的羁绊,使得《史记》没能广泛传布。这一时期,对《史记》主要局限于政治意义的解读。晋唐间,主要出于对知识的渴望,人们克服经济、技术等困难,亲手传抄《史记》,使得《史记》的流传较汉世更为广泛,因此研读也渐为深入,逐步走向阐释《史记》学术意义的道路。     

汉长安城对秦都咸阳的继承与创新

"汉承秦制"反映出汉王朝对秦的继承关系,这种继承关系反映在秦汉社会的方方面面,在都城建设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汉长安城本来就是在秦都咸阳渭河以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毫无疑义地要受到秦都咸阳的影响。但汉长安城并不是全盘接受,而是有选择地继承,在继承中求改革,求发展,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并对中国古代都城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汉唐长安城园林的绿化及其现代启示

根据文献资料,汉代和唐代长安园林的绿化在规模、管理维护方式上各有特点.当今西安园林及城市绿化可以从中受到许多启示.     

从汉州唐道的设置看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

汉唐两代最初设置州、道监察区的目的在于维护中央集权。而到了两朝中期以后,随着地方豪强的土地兼并和监察区在转化为行政区的过程中本身所暴露出来的矛盾,不但未能继续起到维护中央集权的作用,反而削弱了中央集权。问题的实质是因监察区转化为行政区后所辖区域过大,权力过于集中,有足以与中央抗衡的物质与经济、军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