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世代与类型

广义上的现代知识分子群体孕育于两次鸦片战争期间(1840-1860),诞生于洋务运动时期(1861-1894),而严格意义上的、不仅掌握现代知识且有强烈的公共关怀与批判精神的现代知识分子群体孕育于洋务运动时期(1861-1894),诞生于清末(1895-1911)。在中国现代化150年的历程中已出现了八代知识分子,即洋务一代、清末一代、五四一代、后五四一代、十七年一代、文革一代、后文革一代与跨世纪一代,不同世代的知识分子之间有相携与合作,也有冲突与紧张。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群体进行内部结构分析有着许多视角,如党史研究路径之下的阶级属性分析,区分为分属于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还是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历史学研究路径之下区分传统知识分子、近代知识分子与现代知识分子;社会学研究路径之下从社会分工、社会影响与社会功能的角度进行分析,区分为科技型知识分子、人文型知识分子、传媒知识分子与制度型知识分子,专业知识分子与公共知识分子,战略知识分子与一般知识分子;文化学研究路径之下区分激进主义知识分子、群体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保守主义知识分子。     

傅斯年的语言观及其当代意义

傅斯年作为一名激进先锋的现代知识分子,其语言思想包含两个方面:语言是工具,好用就行;语言同时也是民族文化资源,需保存记录并加以研究.傅斯年的语言观是合乎时代思潮的,它的当代意义就是启发我们要联系实际不断更新语言观.文章还澄清了历史语境下有关傅斯年的一些误解,指出他对中国现代语言学的贡献,还原傅斯年的本真面目.     

中国百年学术思想嬗变的基本问题

近现代中国,西学东渐、中西会通逐渐成为近百年中国学术文化的基本特性。现代中国学术与现代中国的文化政治变革,与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运动密不可分。无论是世纪初或世纪末,中国现代化与知识分子的学术命运都休戚相关。可以说,现代化的历程就是知识分子启蒙的艰难历程和学术思想变革的痛苦历程,同时也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逐渐成熟并具备全球眼     

“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傅斯年的大民族观及其历史价值

傅斯年作为民国时期杰出的历史学家,提出了"中华民族是整个的"的民族观。其民族观不仅着眼于抗日,而且对中国国族的定位在符合中华民族发展历程与趋向的同时,更与世界主要国家的民族理论颇多契合。傅斯年的民族观对于国家的民族政策、现代中国民族思想体系的建构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以近百年来中国和世界主要国家的国族思想发展脉络为背景来审视傅斯年的民族观,将更有利于我们发现傅斯年民族观的历史与现实价值。     

学界荐书

王汎森著:《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5月出版。本书是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研究员王汎森先生的近著。傅斯年是中国近代学术史、教育史乃至政治史上不可或缺的人物之一,但是大陆对他的思想、学术进行深入探讨的专著至今尚嫌薄弱。王先生的这本书恰好能弥补这一遗憾。此书将傅斯年(1895-1950)置放于1896到1950年间中国历史的大背景之下,描述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在复杂动荡的时代,在多种两难选择(左派与右派、激进与保守等)的尴尬困境中"一团矛盾"的存在样态。     

学问的单位:傅斯年和钱穆对中西学术分类异同的思考

在近代西潮冲击下,西方分科模式以现代学术之名而在中国成正统。由于牵涉到中国学术在世界的地位,很多新旧学人都致力于辨析中西学术分类的异同。傅斯年和钱穆都曾指出中西学术有别,西方以学为主,中国则以人为主。且两人都有某种超学术的心绪在(傅斯年想尽快赶超西方,而钱穆则欲为中国传统正名),所论不尽严谨;但他们的思考揭示了中西之间一个具有根本性的差异,即什么是学术的单位,这样的单位何以成立。通过近代学人以西学为参照系诠释自身学术特色的努力,可以看到中国学术从传统到现代的发展演变之复杂性。     

学术史与思想史的双重合璧——评夏中义《朱光潜美学十辩》

长期致力于百年学术史案研究的著名学者夏中义最近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新著一《朱光潜美学十辩》。作为学术史案研究的最新成果,该书以朱光潜为个案,通过这位学贯中西、横跨两个时期（民国与共和国）的美学老人在不同历史语境中的学术变迁,在细深的“学术一思想”资源的挖掘与建构中．既展现出了一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心灵历程．更为我们谱写了一首中国现代美学的发展进行曲。     

中日近现代小说中知识分子的自我救赎——明治小说与“五四”小说比较

文学作品中的知识分子问题,一般从文学作品中的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和作家主体意识中的知识分子身份认同两个层面进行探讨。比较明治小说与"五四"小说考察作品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塑造的差异。以中国现代小说为参照基准来重新审视日本近代小说中知识分子自我救赎问题,可以发现中日两国知识分子在文学观念和文化上的差异。     

从精神到身体:现代知识者精神历程的另一种描述——以中国现代作家为个案

文章用"另一种描述"尝试去揭示早已在现实中真实存在,却从未被清晰描述的世界."从精神到身体"开辟的是一条新的理路,用身体去思想,照亮的是一个已被隐藏了太久且更真实的世界.以中国现代作家为个案的研究则表明:现代知识分子正是以打破由语词教义所构筑的精神世界为起点,后来才一步步走进更真实的人生世界的.描述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一个重要的临界点就是对语词世界的反思;一代知识分子的"行路史"表征的正是现代教义启蒙神话破灭的历史;然而,如果能丢弃幻象,敢于正视,新的生路也就隐含其间.     

论傅斯年的史学方法与网络史料考证

现代史学家傅斯年所提出的重视史料以及处理史料的比较与互证方法,具有代表性。傅斯年的史学理论尤其是他的史学方法论,在网络史学时代仍然具有适用性。把傅斯年的史学方法应用于网络史料的比较互证与解读上,并进行新的解读,可以为网络史学的发展提供新的尝试。     

日本杨贵妃传说的流变及思想史考察

日本有相当多关于唐代杨贵妃东渡日本的传说。一些日人相信这些东渡日本的传说,而且还提供文献及遗迹作佐证。杨贵妃在日本是个千面佛,以日本神祇、观音、天仙、政治家、难民及女刺客等不同身份出现。日本的杨贵妃传说虽然流于荒诞,但背后有丰富的历史意义,有助我们了解中国文化如何在日本被本地化。在日本流传的诸多杨贵妃传说中,热田神宫版最具创意及影响力,在日本思想史及中日文化交流史都很有意义。将杨贵妃当作是日本天神的化身,以保护日本是集中古以来流行的本地垂迹说及护国思想。这种思想将中国传入的东西本地化,将中国的东西挪用,变成日本自己的东西。日本中世以至近世热田神宫的杨贵妃传说令中国人眼中的红颜祸水摇身一变成为护国神明。日人崇拜杨贵妃并非因为她是中国人或是基于中国崇拜的心理,而是因为她是日本神祇的化身,所以与民族认同不但没有冲突,反而强化民族主义。     

桂馥与阮元交游述略

桂馥是清代著名学者、文字学家、书法家、篆刻家,《说文》四大家之一.他嗜好金石,精于篆隶,善治《说文》,并以此为基础,广交天下学人.其中一位忘年之交,就是大名鼎鼎的阮元.二人切磋问学,诗作唱和,留下了很多美好回忆.与阮元的交游,桂馥一方面扩大了自己的交谊范围,一方面提高了自己的学术造诣.     

杜甫与严武关系考辨

杜甫与严武的关系自唐以来有两说,一为情谊深厚,一为杜甫酒后失言,严武耿耿于怀,杜甫几乎招致杀身之祸。有的论者对杜甫的诗作曲意附会,以坐实杜、严二人有"睚眦"之事;有的论者不从杜、严的上下级关系出发理解二人的礼数问题,竟以此为二人"睚眦"的佐证;有的论者不从杜甫的思想状况出发理解他辞幕的原因,而是不合情理地将它与二人的"睚眦"之事联系起来;有的论者指出杜甫悼严武诗感情不深挚,推测二人不睦,这也是深文周纳。     

杜甫、严武“睚眦”再考辨——与傅璇琮、吴在庆先生商榷

杜甫、严武之间是否有过一次严重的酒后冲突,历来有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双方争论的焦点是:当杜甫对自己有失敬言行时,严武的态度,在表露愤怒和不以为忤两者中,哪一种可能性更大一些。通过文献记载、严武的性格、杜甫若干诗歌的迹象三个方面的讨论,应该认为:杜甫、严武之间有过一次严重酒后冲突事件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杜诗与新文学的建构

在中国文学现代变革的历史进程中,杜甫的诗学遗产并没有被遗忘,而是以一个隐形的"在场者"与显形的"参与者",从历史资源、新文学的愿景、创作方法、诗体重建等层面参与了新文学的建构,杜甫始终是"我们的诗人"。     

论五臣注《昭明文选·汉赋》

《文选》五臣注对汉赋的注释包括作家小传、题解、释音、释义、解释创作手法和文旨等方面,并用简明通俗的语言对汉赋进行解读。《文选》五臣注对汉赋的注释以及研究有很大的贡献。     

《文选》赋篇来源问题考辨

《文选》是在总集的基础上再次选编作品的总集,其赋篇的来源当是以《历代赋》为蓝本。其一,从其选文的下限来看,《文选》赋类的选文范围与《历代赋》相符合;其二,奉敕注《历代赋》的周舍为昭明太子东宫高层官员,他在东宫任职的时间恰恰是昭明太子开始从事总集编纂的时期,其对太子的影响不小;其三,从《文选》未收陶渊明《闲情赋》和张融《海赋》来看,恐怕也与《历代赋》的选赋范围有关。     

“千古奇丐”武训与西方“教圣”裴斯泰洛齐

武训“兴学于未废科举之时”,实属近代教育之先驱。他兴义学的实质是让学校的大门向城乡社会低层子弟开放,其对兴义学事业的执着的原动力来自于中国传统人道主义思想的文化精神;裴斯泰洛齐是略早于武训的“近代教育理论和近代义务初等教育的奠基之父”,其终生献身于平民教育的无私精神源于自幼受新教文化熏陶而形成的对人类的虔诚的爱。裴斯泰洛齐是新兴的近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先进代表,他的事业有着较好的社会条件和政治环境;武训毕竟不能超越时代而不受其文盲农民的主观条件和清末客观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然而,恰恰因为这一点,更衬托出武训的高大,展现出他所代表的中国农民和中华民族勇敢、耐劳、刻苦的精神。     

吴昌硕花鸟画构图的创新性研究

吴昌硕是近代中国画的一代宗师,是中国诗、书、画、印完美结合的最杰出而又全能的代表画家。他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极大地推进了中国传统绘画的现代转型,在花鸟画的构图方面借古开今,取洋而化,为中国画表现语言的丰富与完备做出了独创性的贡献。     

从“朝圣者”到“经济人”——论晚清民初通俗小说的伦理维度

晚清民初都市通俗小说作者从"朝圣者"向"经济人"的身份转变,为中国小说现代性的生长找到了另一路径,但因囿于中国市民伦理形成中个性觉醒环节的缺失,彼时通俗作家们的文与行之间产生了悖谬,他们中不少人直接打起"伦理小说"的旗号,以图恢复旧道德来改变他们自己亲手参与缔造的新世风。清末民初伦理小说对"孝"忠"义"节"的大肆张扬,凸显新市民代言人由"士"向"市"的身份转变在城市现代转型中的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