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量刑协商问题研究

量刑协商机制的构建是确保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平判息讼、繁简分流目标实现的基础和前提.当前,由于控诉机关职权理念尚未转变、量刑协商相关规范性文件缺失以及认罪认罚案件中辩护效果不佳等原因,实践中认罪认罚案件普遍存在部分检察机关权力运用不当、对被追诉人权利保障不充分、法官案件审理趋于形式化等问题.对此,一方面应从根本上确立控辩平等协商理念,从制度上构建精细化的量刑协商程序,以保证协商机制实效性的发挥.另一方面,还需完善有效辩护制度以及配套的软硬件设施,为量刑协商机制的规范和高效运行保驾护航.     

认罪认罚制度中法官功能定位之理论检讨——以制度角色—制度能力为分析视角

作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主角,法官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得到理论界的充分讨论.在认罪协商程序中,法官要确保案件结果的准确性和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并且有效控制不同程序类型及简化程度.但法官在控辩协商过程中的角色缺失、庭前阅卷的程序保障不足、在庭审程序简化职责反而增加的实践样态下,其制度角色与制度能力发生了悖反.故有必要引入法官有限介入控辩协商的制度设计,通过法官介入控辩协商的基础、时间点、形式和内容的构建,克服法官在认定事实和审查认罪认罚自愿性方面的弊端.同时,应当以法官是否介入控辩协商过程为界分,将认罪认罚案件的庭审区分为形式审与实质审,为法官提供充分的制度能力.     

确立我国刑事诉讼审前令状制度研究

刑事诉讼审前程序是我国刑事诉讼的重要环节。如何在保证国家追诉权有效实施,打击犯罪活动,保护国家、集体和公民合法权益的同时,最大程度地保证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权利,维系控辩双方的平等地位,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令状制度是西方国家普遍采用的依靠独立第三方的司法审查限制和约束刑事追诉权和侦查权,保护犯罪嫌疑人的重要审前制度,令状制度的正当性和如何在我国合理、有效的适用这一制度值得探讨。     

WTO与中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发展——以完善我国司法审查制度为视角

WTO是一个有关贸易的全球性组织,WTO以其完备的法律框架体系而著称,除了争端解决机制以外,司法审查制度也是WTO框架中很重要的内容。我国加入WTO以后,国内的行政诉讼制度受到了WTO规则的挑战,针对WTO对我国的影响,政府各部门及法学界应该积极行动起来,积极推进我国法治进程,推动我国司法审查制度与国际的接轨。     

正当程序视野下的认罪协商与权利救济——以美国弗莱伊案、库珀案为例的分析

在弗莱伊案与库珀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从正当程序的立场,完整阐释了如何将无效辩护制度运用到答辩协商过程中。答辩协商是美国刑事司法的关键程序,被告人在答辩协商阶段应当获得律师的有效帮助,后期的公正审判亦无法治愈答辩协商过程中的程序性缺陷。认定无效辩护后,联邦最高法院决定将案件倒回到答辩协商阶段。正当程序视野下构建我国的认罪协商程序,应当重视该程序本身的独立性和相关当事人的参与性,尤其要强调律师在认罪协商中的有效参与。应书面记录律师在认罪协商中提供帮助的情况,保障认罪认罚的被告人上诉权。     

WTO与中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发展——以完善我国司法审查制度为视角

WTO是一个有关贸易的全球性组织，WTO以其完备的法律框架体系而著称，除了争端解决机制以外，司法审查制度也是WTO框架中很重要的内容。我国加入WTO以后，国内的行政诉讼制度受到了WTO规则的挑战，针对WTO对我国的影响，政府各部门及法学界应该积极行动起来，积极推进我国法治进程，推动我国司法审查制度与国际的接轨。     

英美司法审查制度之比较

由于历史的原因,英美两国的司法审查制度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宪政制度的不同,却也造成了它们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从两国司法审查的范围、程度、方法以及起诉资格的限制等方面就可以看出。然而,随着世界范围内对人权保障的逐步加深,两国的司法审查制度也呈现出相同的发展趋势,那就是建立一套范围更广、程度更深、方法更统一、限制更少的司法审查制度。     

审判委员会制度相关问题研究——以司法责任制为切入点

审判委员会工作机制改革,是当前健全审判权运行机制的重大问题。而落实司法责任制则是这一问题中的突出难点。地方法院对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局部改良及其成效和问题,成为准确定位审判委员会制度、科学评估司法责任制落实状况的注脚。以实践层面的地方改革和理论层面的定位、评估为基础,以落实司法责任制为目标,为完善审判委员会工作机制提出建议,也正是研究分析目的之所在。     

讯问录音录像：功能定位与司法适用——以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为背景

从比较法角度,讯问录音录像大体上可以区分为保障供述自愿性与事实证明两大功能范畴。功能定位的不同,决定了讯问录音录像运用规则的差异。借鉴美国、英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与司法经验,对于违反讯问录音录像程序的口供,应区分任意性录音录像与强制性录音录像采取不同的救济方式;当录音录像与笔录内容实质上不一致时,应采纳真实性较强的录音录像而排除虚假性较强的笔录内容。我们还应进一步探索和论证我国讯问录音录像的功能定位,在此基础上构建录音录像运用规则体系,最大程度地发挥它在保障供述自愿性和事实证明方面的效用,进一步提高我国刑事证据制度在人权保障和犯罪控制方面的水平。     

司法审查与民主——以美国司法审查制度为考察对象

司法审查制度作为美国宪政的一大特色而为美国人所骄傲,但司法审查制度也面临着反多数主义难题。我们应考察美国司法审查制度的发展历程,通过分析美国宪法学家为解决司法审查与民主之间的矛盾所提出的各种主张,从而为我国司法审查制度的构建提供有价值的借鉴。     

监察调查中的认罪认罚从宽审查制度反思 ——从《监察法》第31条切入

2018年颁布实施的《监察法》确立了监察调查中的认罪认罚从宽审查制度。审查制度的设置旨在化解职务犯罪案件中高效反腐与司法宽容理念之间的张力,有其现实逻辑和必要性。但审查制度的目的合理不能直接推导出其内容合理。具体而言,监察调查中认罪认罚从宽审查制度存在双重审查流于形式、审查内容不明、审查方式封闭、从宽建议形式效力各异等诸多方面的问题。鉴于此,有必要从审查主体、审查内容、审查方式等方面对监察调查中认罪认罚从宽审查制度进行针对性的完善。     

中国语境下的合宪性审查制度构建——推进以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为主导的职能整合

作为宪法实施重要保障的宪法监督是一种特殊的宪法实施方式,但过于宽泛的理解宪法监督缺乏现实意义,狭义的宪法监督与违宪审查、合宪性审查概念不谋而合。我国合宪性审查制度的建构不应完全突破现有的制度框架,避免国家权力的重新洗牌。在备案审查作为合宪性审查过滤机制的基础上,由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导合宪性审查工作,同时通过合宪性审查程序的建构赋予最高法院强制力较高的"审查要求权",由司法机关对个案中法律条款的合宪性争议提交人大常委会决定,形成对审查权的外部制约。     

海峡两岸抵押制度比较研究

本文首先研究了海峡两岸抵押制度的立法背景与体例 ,在此基础上 ,对具体规定进行比较 ,从四个方面详细阐述两者异同点 ,分析各自优弊 ,相应提出尚需改进之处。     

刑事和解制度若干基本理论问题反思——以刑事诉讼“习惯法”为视角

如何在刑事司法中实现被害人利益的保护与犯罪人回归社会两大目标已是当今世界各国刑事政策所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不可否认,将和解适用于刑事司法领域,这在我国当前还是一种新的尝试,但构建刑事和解制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在法理上尚未完全厘清,在实务中也存在一定障碍。文章以刑事诉讼习惯法为视角,运用比较法和案例实证研究的方法,对我国现行刑事司法中的刑事和解制度的合法性问题、刑事和解与西方＂修复式司法＂之关系问题、我国司法实践中刑事和解的现实功能之评判以及其未来立法走向之规划问题进行了详实而深入的探究,以期对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建构提供理论支持。     

论司法自制——以美国案例为材料

本文以美国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持司法自制立场的案例为材料,对司法自制在美国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梳理,并概括出司法自制哲学之内涵本质及基本原则。司法自制乃司法审查的传统价值立场,它既是司法审查之制动器,又为宪政政制之保护器。司法自制研究是全面评介司法审查制度的必要组成部分,我们应加强对此课题的正视与重视。     

行政协议救济途径完善之探析——以行政机关视角为切入点

2020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施行后,审理、裁判案件更加规范,但仍在行政协议本身性质、行政机关的救济途径等问题上存在争议。通过对2018-2020年的司法案例筛选,将402个案例以行政机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依据为标准进行分类,聚焦行政机关救济途径的现状。对行政协议是否属于行政行为、是否适用双向性的合同纠纷审查方式及协议撤销权性质界定等方面展开分析,明确存在行政机关救济途径不明确的问题,提出在行政协议中增加约定条款、构建行政机关协议撤销权、设置程序性规则约束行政协议撤销权等救济途径,力求达到私法契约自由与公法监管行为之间的平衡。     

司法体制改革背景下的审判委员会制度——以司法责任制为切入点

审判委员会工作机制改革,是当前健全审判权运行机制的重大问题。而落实司法责任制则是这一问题中的突出难点。地方法院对审判委员会制度的局部改良及其成效和问题,成为准确定位审判委员会制度、科学评估司法责任制落实状况的注脚。以此实践层面的地方改革和理论层面的定位评估为基础,进而提出限缩讨论范围、完善运行模式、增加开庭审案职能等建议,以最终实现完善审判委员会工作机制、有效落实司法责任制之目标。     

日本裁判员制度的反思——以制度外因素为视野

作为日本司法改革三大支柱之一的裁判员制度已经于2009年开始正式施行。裁判员法本身是否规定得当目前缺乏实证的数据,故以日本国民这一法的主体作为线索,着重分析制度施行的外部因素。需要通过控制审判时间、改善经济补助以及在不同企业中作区分对待等措施来提高日本国民参与的积极性;同时,也要通过法官自我克制,引导国民行使权利以及设置监督机制等方法,来保障日本国民独立地有效地参与进该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