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商事合同通则》法律续造适用论

罗马统一私法协会制定的《国际商事合同通则》,虽是具有法律重述性质的示范法文件,但不具有直接的法律约束力。因此,在当事人未明示选择的情况下,不宜直接作为准据法渊源适用。这就在客观上要求裁判机构在具体司法实践中能够妥善处理此示范法文件与国家制定法之间的关系。研究认为,《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作为裁判说理和法律续造的有效参考工具,不但能够强化国际商事裁判的合理性,还能实现对国际商事裁判的可预测性价值。     

《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的法律问题探析

《国际商事合同通则》是继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之后在合同法统一化方面所取得的又一项重大成果。通过分析《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的性质、特点和适用等一些基本法律问题及其与“1980年公约”的关系可知,《通则》与“1980年公约”在法律性质和法律效力上是不同的,二者事实上属于一种并存而非对立的关系,《通则》在一定程度上对“1980年公约”起着补充和完善的作用。     

意思自治原则在《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中的适用

意思自治原则是国际私法中的一条重要原则,也是各国公认的确定涉外合同法律适用的首要原则。由于意思自治原则在国际商事合同领域中的灵活性,它在《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中被很好地适用,同时也受到一些限制。     

论非国内规则在国际商事合同中的适用

国际商事合同适用非国内规则是国际社会合同准据法发展的重要走势。非国内规则虽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因其较强的实践操作性而逐渐被各国法院和仲裁机关所适用。在国际商事合同纠纷的解决中,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适用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等非国内规则;当事人没有选择时,法院可以依职权主动适用非国内规则。但由于非国内规则本身的局限性、法院地法发展水平的制约以及强行性规范和公共秩序的限制,非国内规则在国际商事合同法律适用中不具有普及性,因此,我国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应从完善非国内规则和加强立法及司法两方面入手,推动非国内规则在国际商事合同中的适用。     

完善我国合同法应借鉴《国际商事合同通则》

1999年10月1日后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已经借鉴了当今发达国家先进的合同法立法经验和国际惯例,但与其它国家和有关国际公约的立法相比较,若干条文和规定仍然是粗线条的。文章以《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为例与我国合同法对比,探讨了我国合同立法在合同的成立、合同效力问题、精神损害赔偿、“意外条款”的效力、合同的解释等方面的一些缺陷,以期对我国合同法的完善有所借鉴。     

我国涉外合同法律适用体系评析——渊源、方法与秩序

最高人民法院于2007年施行的《关于审理涉外民事或商事合同纠纷案件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是我国有关涉外合同法律适用的最集中的渊源,它具有承启性、系统性、综合性和前沿性。在方法论上,我国立法采取的是分割论,将涉外合同一分为三,分而治之;并改变前此内外有别的双轨制做法,统一启用1999年《合同法》调整涉外与国内合同。在适用秩序上,我国立法确认了国际条约优先、国内立法次之、国际惯例补缺的位序。     

《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之艰难情势制度阐析

集国际商事合同立法大成的《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以下简称《通则》）系统地规定了艰难情势制度。《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以下简称CISG）没有规定艰难情势制度,法院与仲裁庭可以适用《通则》作为补充。我国在《合同法》的修订中可以借鉴《通则》对艰难情势制度的规定。国际统一私法协会提供的仲裁与司法判例对研究《通则》的艰难情势制度大有裨益。     

国际技术转让合同的法律适用问题

国际技术转让在现代国际经济贸易领域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使国际技术转让合同的法律适用问题成为影响和制约国际间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顺利发展的重要因素。国际技术转让合同法律适用的一般性问题、国际技术转让合同法律适用的特殊性问题、国际技术转让合同强制性规则的适用问题和我国国际技术转让合同法律适用的有关问题必须规范，以促进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和对外经济技术交往与合作的健康发展     

试论国际合同及其争端的法律适用

国际合同是国际交易的主要形式,由于国际贸易的自由化,为与国际接轨,应扩大国际合同的主体范围.当事人共同选择的法律、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和国际统一实体法是解决国际合同争端的主要法律依据.由于先决问题的存在,还会涉及到多个法律的适用.     

对合同法律适用的认识

本文从合同法律适用的意义和法律适用的规则两个方面对合同的法律适用进行了分析 ,重点阐述了合同优先适用特别法规则和类推适用最相类似的规则及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 ,揭示了普通法与特别法、有名合同与无名合同的法律适用等。     

论涉外侵权行为的法律适用原则－－兼评我国民法通则及国际私法示范法的有关

侵权是仅次于合同的债的发生原因,但是在国际私法的领域里,几个世纪以来,侵权法相对于合同法而言,却是一个被忽视的课题。如果说在十九世纪时,因国际贸易发展的需要而对国际私法中合同法的研究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那么,到了二十世纪,随着现代科学技术被广泛运用于商品的生产和分配以及交通运输和通讯领域,国际性的产品责任案件日益增加,国际交通事故日见频繁,商业上的不正当竞争也不仅限于一国之内了,国际性的诽谤案件也不断产生,使得在国际私法的传统中不被重视的侵权法现在却以最活跃的势头向前发展,无论是理论还是立法都经历了一个由传统而现代的演进历程。     

论国际私法上的国际惯例及其在国内的适用——兼评民法典草案第九编第3条第2款及第4条的规定

国际私法上的国际惯例是指国际商事惯例,其性质是确定涉外民商事关系当事人权利与义务的准据法.从国际社会的实践来看,国际惯例主要是通过当事人选择而得到适用,也有少数国家法律规定可以强制适用.我国民法通则和民法典草案中对国际惯例的适用问题均有规定,但存在不足.我国立法应从国际惯例本身的性质来对国际惯例在国内的适用作出规定.     

国际商法学科的独立性刍议

国际商法在我国目前的国际法学科体系中,仍被包容在国际经济法或者国际私法的学科体系中,没有取得独立地位,从法律部门和法学学科划分理论分析,这种体系是不科学、不合理的。国际商法应当从国际经济法和国际私法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而且,国际商事立法的发展也表明国际商法成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的时机已经成熟。     

论国际技术转让的法律适用

国际技术转让在法律适用方面有着自己的特点,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对当事人进行法律选择时做了各种各样的限制。另外,由于种种原因,当事人在国际技术转让合同中不订立法律适用条款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应如何适用法律,各国的做法很不一致。因此,解决好这些问题都对国际技术转让的顺利进行有着重要的影响。     

国际民商事仲裁中的民间法适用

国际民商事仲裁的主要特征是当事人以合意确定适用于他们之间纠纷的程序和实体法律框架。在当事人没有选择法律的情况下,仲裁员可以直接适用适当的法律。由此可见,当事人选择和仲裁员的直接适用是民间法进入仲裁的途径。但是民间法在国际民商事仲裁中的适用不能违背所在国的公序良俗和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也不能规避所在国的强制性法律。     

国际法适用视角下的国际法渊源再认识

国际法渊源不仅是国际法的理论基石,也对国际法适用起基础作用。有关国际法渊源的学说丛生,对国际法适用都有所涉及．但鲜有完全体现渊源对国际法适用的基础价值,而且在实践中也未达预想的效果．内涵也处于混沌状态。为研究国际法渊源的内涵,促进国际法适用,从国际法适用角度反观各家学说来分析国际法渊源内涵需要的因素具有现实意义。国际法渊源的内涵可以继承“折衷说”形式渊源与实质渊源的思路,在形式渊源上．吸收“效力渊源”效力外衣的有效性和“方法识别论”识别规则的效率性;在实质渊源上,首先要看到目前渊源发展中实质因素融进的必要性,考量正义因素和规则背景因素融进渊源内涵的必要性。     

国际法研究的建构主义路径

从本源看,国际关系与国际法之间联系紧密;在学科发展上,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法学相互依托、互相促进.在晚近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建构主义与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构成三足鼎立之势.建构主义理论与国际法学研究形成了有机互动.一方面,在建构主义的理论建构中,来自国际法的理论与实践给予了重要启发;另一方面,立足于反思主义认识论的建构主义理论思路,又从本体论与方法论等方面为国际法研究打开了一条全新的分析路径.     

毛泽东与现代国际法

毛泽东作为政治家,从政治角度高度重视国际法,特别是国际法基本原则问题.他逐步提出并完善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现代国际法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还因此严格规范了新中国的外交思想和重大外交行为,在事实上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思想及其主要方针,保证了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为台湾最终回归祖国,提供了法理基础和原则.他还完整准确而且积极地认识、理解国际法的强制实施方式,着力于国力增强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形成坚强的实力基础和战略制衡,有效保障了国家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