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字"的本称是"书""契"

汉民族文字,即汉字,这一称谓毋庸置疑。但是,汉字在其初造的时候,是不是就叫“文”、“字”?抑或是其他称谓?试以历史文献为依据,从文字学和音韵学的角度论证汉字的最早称谓应是“书”、“契”,而“文”、“字”是后来的假借用法。     

如淳"更三品"说驳议

如淳“更三品”说对汉代力役制度作了注释。由于他在分类上将属概念(卒更)与种概念(践更、过更)对等并列,在概念使用上将纳更赋者视为践更,同时又将所谓“戍边三日”的代役钱视为过更,从而造成很大混乱。如淳所谓的“戍边三日”之制,既无理论上的合理性也无实践中的可操作性,从传世文献与出土资料看,它其实是不存在的。如淳所谓的“天下人皆直戍边三日”、“虽丞相子亦在戍边之调”,也与汉代复除制度不合。汉代不存在虽丞相子也要承担之役。     

语义封闭性、"真矛盾论"与"悖论逻辑"

作为一种逻辑悖论的解决方案,亚相容逻辑主张:悖论及其矛盾性结论是可接受的,而由此向"不足道"的推导却必须予以阻止。普利斯特构建的"悖论逻辑"系统是亚相容方案的重要代表。"悖论逻辑"以"语义封闭性"作为基本诉求,以"真矛盾论"作为哲学说明,通过定义"悖论性的"这一特殊的语义值实现对所谓的"真矛盾"的刻画。然而,由于该系统的否定词在表达能力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语义封闭性"和"真矛盾论"在其中并非可以兼得。     

加强高校"两课"教学实效性的几点对策

搞好高校“两课”教学关键是加强实效性,实效性是“两课”教学的生命线。加强实效性要坚持一个原则即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实现由以教师为主体向以学生为主体和以“两课”教学体系性、逻辑性为主向以“两课”教学针对性、实效性为主的两个根本转变;抓住三个关键性环节,即：提高师资队伍素质,加强教材建设,改革教学方法。     

析"亚民族地区"教育发展模式的选择——以重庆"亚民族地区"为例

针对一些民族地区民族特征淡薄的状况,第一次提出了"亚民族地区"的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对解决一些学术和现实问题有重大的意义.以重庆"亚民族地区"为例,探讨其经济发展道路与教育发展模式、重庆"亚民族地区"文化遗产保护与民族教育模式、重庆"亚民族地区"民族旅游资源保护与民族教育模式之间的关系,归结起来,"亚民族地区"教育发展模式的选择有以下思路:加强"亚民族教育"研究、强化民族认同感、教育形式多样化、处理好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关系、职业教育与经济结构调整同步、加强"亚民族地区"特殊民族教育立法等.     

试析姚燮评点"红楼人物"之"人事"观

姚燮所谓的“人事”,其实是对世人常情的一种认识,对世人生存环境的一种概括。以此品评小说人物,往往可以在人物“难为之处”最能发现“人事”使然的合理根据,表现出对人性的理解与尊重;对生存环境与人物性格深刻关系的揭示,也更强调生存环境实际上就是诸般“人事”对人物性情的促成与影响。可以说,正是这一独特的“人事”角度,构成了姚燮深入性格分析与人物评价的根本依据,成就并突出了姚评人物论平实而又深刻的理论特色。     

"过去"的性质与"信古"、"疑古"两种史学态度的扬弃(下)

文章依据存在主义哲学对于“过去”（即历史）问题的看法，即所谓史学中的事实只不过是人们对于历史事件的解释，而这种解释由人们对于其“将来”的规划所调节，力图揭示史学研究的一个潜在性质：无论知觉与否，“求真”之真，将随着人们对“将来”谋划的变化而变化，不存在一个本体论意义上的、永恒的原子事实。根据这个性质，扬弃“信古”与“疑古”两种史学态度，说明“层累历史”现象的合理性与必然性，肯定“层累历史”的价值。在结语部分，则逻辑地提出“基于将来的释古”的史学研究命题。     

后殖民批评与世纪之交的"国民性"讨论

世纪之交,有关“国民性”的话题展开了一场讨论。冯骥才、刘禾从后殖民批评角度,认为梁启超、鲁迅等提出的“国民性”命题是“中了传教士的奸计”,是对“欧洲人本来用来维系自己种族优势的话语”的“屈从”。对此,不少批评者从不同的角度有力地反驳这种观点,并通过各自的论争,揭示了刘禾所谓“国民性”是一种“神话”的命题本身就是一种神话。     

也说"讀賣"及其他

综合“賣”的形、音、义三个方面来考虑,我们认为“讀”的声符“賣”的音义当来源于“■”,即有关“讀”、“賣”关系的第一种说法是正确的。     

论徽商的"好讼"

在“无讼”的传统法律意识下,论者分析缺乏国家法律制度的有效保护下,徽商惟有主动依附封建政治势力,锻造出徽商“好讼”性格,也不可避免地给徽商的发展带来诸多弊害。以史为鉴,一方面尝试着在传统徽学研究领域里,开辟出以法律史学的视角研究徽商的一块新领域;另一方面也为我国当今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为立法者如何处理好“官”与“商”之间的和谐关系,提供历史借鉴。     

《诗经》"四始"说辩正

《诗经》"四始"说源自于《毛诗大序》,《史记·孔子世家》"四始"说与《诗大序》"四始"说具有相同的含义.《诗经》"四始"的概念,既不是指"风"、"小雅"、"大雅"、"颂"四部分,也不是指《关雎》《鹿鸣》《文王》《清庙》四首诗,而是指《诗经》中作为最早的《诗》文本的"正风"、"正小雅"、"正大雅"、"周颂"四部分内容."四始"说和"正变"说有紧密的联系,"正诗"就是指"四始"."四始"概念的提出,在编《诗》者那里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肖凤:新中国现代女作家传记写作第一人

肖凤1980年以其《萧红传》一书打开了新时期传记文学相对沉寂的局面,探讨了传记写作的新模式,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在传记作品可读性与史料性的结合点上做出了可贵的贡献。这一方面奠定了肖凤在现代女作家传记写作方面的地位,一方面带动了整个作家传记创作。     

“周星”考

"周星"一词,《辞源》、《汉语大词典》释为"岁星"、"指十二年",引白居易文、周亮工诗等为例,片面而有误。此词在古文献中之意义,除了上引两辞书所列义项(但辞书所引例多误)外,尚有下列义项:一、"一年。"二、"岁月,年华。"三、"一岁(用于表示年龄)。"四、"星名"(非"岁星")。     

“向死而生”:先秦儒道哲学立论方式辨正——兼与海德格尔的“为死而在”比较

以孔子、庄子为代表的先秦儒道哲学的立论方式是"向死而生",即面对鬼神的不可靠、不可知,在实用理性的观照下,以彻底的悲剧意识为动力,建立起超越生死的哲学体系。"未知生,焉知死",将鬼神、死亡等只能在理论上悬置的问题在践行中加以解决,斩断了鬼神、死亡与人的价值建立之间的联系;"朝闻道,夕死可矣"将人的全部价值限定于"闻道",从而超越了死亡;"不怨天,不尤人",剪除了外在因素,建立起人的自足性;"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把人的目的最终着落在虚灵的"天命"上;"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是面对人的有限性建立起的审美人生。这些都是在"哲学突破"时期先秦思想面对理性的限度时做出的"向死而生"的转向,与海德格尔的"为死而在"形成鲜明的对比。     

一个错了千年的解释——论“前四史”中“同产”

在"前四史"中,作名词,"同产"大多是"兄弟",只有一则是"姊妹",没有一则是"同母兄弟"。作形容词,"同产"有的是"兄弟的",有的是"同父的";"同父的"又可分为"同父异母的"和"同父同母的"。     

郭店楚简《太一生水》"托其名"思想探微

楚简《太一生水》"托其名"之"名"是天地初开时的"混沌"名."混沌"就是"清浊"或"清混"(也作"清浑"),即《太一生水》中之"青昏".因此,"(青)(昏)"应厘定为"青昏"而非"请问"."托其名"就是依照贵道原道循道用道的逻辑理路循序演进,对宇宙生成过程进行逆向追述,上溯至天地的源头,因"青昏"之名,循"道"之字,以行"浑沌氏之术".     

唐郑居中夫妇墓志发覆

墓志记载中晚唐中层官吏郑居中一生所经历事件和结交的上层官僚 ,以及妻族崔氏、儿女亲家等 ,或见于文献记载。郑居中童年一度入观学道 ,晚年寻道访宫于王屋、嵩少 ,终卒山寺。其事迹演绎为《逸史》道仙故事 ,墓志为其文学素材。     

“易含三义”与中医哲学

"易含三义"在中医学的运用主要是"变易"、"常变"两个哲学范畴."变易"主要包括阴阳之气的变易和疾病诊治的变易;"常变"有变中有常,执常以达变;常中有变,审变以知常等哲学内涵,广泛运用于中医理法方药各个方面.中国哲学的变易观、常变观构建了中医学辨证论治的活泼灵魂,是中医哲学的重要基础之一.     

论民主与法治社会中的德治

我们谈论德治 ,应当注意它的主体、对象、内容、方式以及限度等方面的意涵。在民主社会 ,“德治”首先意味着对于行使公共权力的政府官员的道德教育 ,其次意味着政府经公民授权对社会的道德教育。“德治”应当依法进行 ,不能突破法治的原则和规范 ,并应当注意自身的制度建设。     

《周易》中的“时”及相关问题

“时”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重要概念。时指四季运行,又指天道。《周易》中“时”与“动”相关,凡“动”必依于时,因此有“时变”、“时报”、“时成”、“时中”等等,《周易》卦象中乾、艮、震、兑、巽、坎皆为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