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珠江三角洲地区港－城规模耦合关系演化研究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战略构想,对我国沿海地区港口和港口城市的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本文以大珠江三角洲地区为案例,对区域港－城规模耦合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大珠三角港口体系已进入分散化发展阶段,香港、深圳、广州“三门户”区域港口体系空间格局初步形成。香港、广州、深圳的港－城耦合类型发生了明显变化,其余港口城市的港－城耦合类型基本没有发生改变,但港口功能与城市功能的相对强弱变化则较为明显。     

论港口城市的经济发展

为什么港口城市经济增长会快于内陆城市 ,如何把诸如“以港兴城 ,港以城兴 ,港为城用 ,港城相长”这类浅显直觉的认识变成具有可操作性的城市经济发展政策 ,港口城市经济增长机制如何实现 ,对这种具有不同资源优势的城市经济增长模式的研究 ,是当前区域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尝试从区位资源优势的角度来解释港口与城市经济发展的关系和规律 ,并通过分析城市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和港口城市与一般城市相比较具有的独特的区位优势 ,提出港口城市经济增长的实现途径。一、城市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经典的城市经济学理论认为 ,“决定城市存在…     

青岛港和上海港港城关系的比较分析——基于RCI

"以港兴城,港城互动"是港口城市发展的共同目标,而港口功能和城市功能作为衡量港口城市港城关系的两种主要功能,对城市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文章引用Vallega提出的相对集中指数(RCI),对港城关系矩阵进行量化分析,确定港口对城市的依赖程度以及拉动作用。并通过计算1990年到2011年青岛港和上海港的RCI,分析两市港城关系所处的不同阶段和不同变化趋势。最后就这种不同进行解读,并针对两个城市的现状提出相应的措施和建议。     

港城关系的演进规律及发展阶段判定——基于沿海八大港口城市的面板数据

利用1990-2012年我国沿海八大港口城市的面板数据,借助于港口影响曲线和相对集中度指数分析方法,对港城关系演进规律及发展阶段进行细化研究。结果表明:港口对城市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与城市产业结构相关。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沿海港城规模关系逐步趋向协调,其中上海港城互动已经步入城市自增长效应阶段;广州、深圳、宁波、天津、青岛、大连则处于港城集聚效应阶段;厦门处于港城关联阶段。对港城互动不同发展阶段所面临的亟需突破的瓶颈问题,提出针对性建议。     

为“深圳质量”创造“大鹏标杆”——深圳市大鹏新区

深圳市大鹏新区成立于2011年12月30日，与其他兄弟区相比，大鹏属于新区中的新区，也属于城区中的郊区，更是深圳国际化、现代化、先进城市的腾飞之区。经过两年来的发展，新区的“四大优势”越来越明显。第一，大鹏是深圳的生态“基石”。整体植被覆盖率达到76％，拥有深圳唯一的大鹏国家地质公园。第二，大鹏是一个滨海城区。     

明清时期西北城市的“商帮”

明清时期西北城市的“商帮”,是以地域乡土关系结成的商业团体。由于下述两方面的原因:一、明清西北城市手工业发展程度远逊于内地,所须手工业产品多贩自内地;二、由于经济不够发达而缺少手握重金的富商大贾。所以,明清两代,在西北各城经商货贩内地产品者主要是内地商贾。他们远离家乡在西北经商,多以乡土地域关系相联系,对西北各城市来说,故又称“客帮”。《清稗类钞》说: “客商携贷远行者,咸以同乡或同业之关系,结成团体,俗称客帮,有京帮、津帮、陕帮、江东     

“中等收入陷阱”还是“社会福利陷阱”——基于“后发外生型”转型国家的视角

“中等收入陷阱”作为一种经济表象,其背后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福利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表现是原有支撑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耗尽而形成的经济停滞,而“社会福利陷阱”的主要表现则是政府在促进社会福利最大化方面难以有所作为.具体表现在两个层面:既无法打破造成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现有不合理分配体制和利益格局;同时又没能适时增加社会福利和民生投入,从而扩大内需、培育人力资本、促进产业升级.中国作为“后发外生型”转型国家,要突破“社会福利陷阱”,政府必须转变角色、职能和治理模式,承担起应有的社会福利责任.中国走出“社会福利陷阱”的过程是走向法治国家和福利社会的过程,这既是经济、社会和政治改革三阶段的第二阶段,也是国家治理模式的重大转型.     

论“米轨区域”经济圈与我省边贸的关系

一、米轨区域经济圈的形成和发展,使亚洲东南部和南部出现了一种全新的经济格局.米轨作为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分布在我国云南省的南部和东南亚、南亚国家.我省米轨铁路昆河线长462公里,东南亚的越南有2132公里、柬埔寨665公里,泰国有3737公里,缅甸有3137公里,南亚的印度有23921公里,以上地区就是一般意义上的米轨区域.广义上的米轨区域包括我国大西南,东南亚和南亚诸国.本文所指“米轨区域”,取其广义.8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东南亚地区“变战场为市场”的进程以及我国和东南亚、南亚国家全方位对外开放的进程,我国大西南和东南亚、南亚地区区域一体化经济显示出整体优势,形成了一个新的“米轨区域经济圈”.“米轨区域经济圈”包括了亚细安自由贸易区和东南亚国家联盟、与亚洲太平洋经济论坛、环太平洋经济圈和东南亚经济组织交叉.     

清代西北城市的外贸与洋行

西北诸城外贸,历史久远。丝绸之路作为我国向西方出口主要通道的作用,隋唐达到鼎盛,至元代犹存遗绪,故沿途不少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不同程度均受到过外贸的影响;而外贸经济自古即为西北城市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代,由于世界和中国历史局势的重大变动,西北诸城外贸亦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驼铃商队的精美丝绸一变而为药材、皮毛;胡商则为“洋行”所取代。重要的是,由于清季国势凌替,“洋行”在西北各城进行的掠夺性经营,更不能不为当时西北城市城市外贸打上时代的烙印。所以,本文研究的对象,正是我国西北城市外贸的一个特殊的历史发展阶段;一方面它具有当时我国外贸的普遍特征,另一方面它具有西北城市外贸的特殊之处。     

再论“诗缘情”说

拙文《论“诗缘情”说》(见《云南社会科学》85.5期)在谈到我国古代文论中“诗缘情”这一重要学说的形成过程时。曾把这一过程分为三个阶段:不自觉、半自觉和自觉的阶段,论述了前两个阶段中缘情说的酝酿情况。这篇小文讨论第三个阶段:魏晋时期,缘情达于自觉,即缘情说理论产生的阶段。 鲁迅先生曾说,“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通览百年学术 著就一部新史——评《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丛书

黄霖主编的七卷本《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的主要价值首先表现在其开拓了学术研究的新领域,这个新领域就是当代学术史研究;同时体现在,这是一套既有理论深度、又有个人学术见解的著作.该书也存在着某些可以讨论并且值得提高之处.     

唐代“诗赋取士”说平议

“诗赋取士”的提法并不准确 ,但这一说法来源有自。作为科举考试的新概念 ,唐人对“诗赋取士”多所批评 ,但并未废止 ,实包含一种不得不如此的理势。从唐代学术文化思想角度来理解“诗赋取士”的命题 ,包含如下几方面意义 :社会以进士科为荣美 ,诗赋遂成为一种必备的人文素养 ;诗赋作为科举与铨选考试的一个重要环节 ,使考试具有了更大程度的“机会的形式平等”;以声律工拙论高低 ,可以用文学的标准衡量文学 ;唐代诗赋文学多具怀疑精神与自由意志 ,保存了哲学的良知     

新农村建设“三点一面”工作体系的构建

一些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表明,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都有一个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也正是这个过程推动了其经济发展的再次跨越。我国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一历史性课题,是一项长期而又复杂的系统工程。县域作为承载农村发展的前沿,是实验者,更是直接推动者。近年来,胶州市始终坚持以城乡统筹为基本思路、以城乡一体化为目标方向,探索形成了健全工作推进面、找准突破切入点、夯实经济支撑点、强化城乡统筹点的“三点一面”新农村建设工作体系,创新性地确立了新农村建设百项评价指标体系,全面推进了新农村建设,并获得了许多宝贵经验。     

新中国十七年图像文化研究的学术史回顾

随着20世纪80年代西方的图像文化史作为新兴的研究方法进入中国,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图像文化生产与传播备受研究者的关注。同时,西方图像学研究为各类文学、美术、电影等作品的解读提供了较为充分的理论支持,研究者把图像学理论与文本分析有机结合,展开了艺术学与文化研究的批评实践。"十七年"时期的图像文化具有独特的历史与美学价值,目前已经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有进行学术史回顾与反思的必要。通过对现有的"十七年"时期图像文化研究成果的整合分析,可以展现中国图像文化研究的最新进展以及西方图像学方法在中国的本土化实践。     

介词“乎”和“于（於）”用法之比较

介词"乎"和于(於)字的用法,各家教材和工具书或此或彼,但都语焉不详.本文对众家的说法进行了比较,加上了自己多年的研究,提出了学界未能涉及的一些看法.     

继往开来任重道远——学术规范建设的新时局

以邓正来先生为主要代表人物的"学理超前派"和以杨玉圣先生为主要代表人物的"实践务实派"各具特色而又互为补充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推进,前后相继地共同推动了影响日渐深远的学术规范化运动.<关于恪守学术规范的十点倡议>的核心观点基本上达成了学术规范建设的普遍共识,它的公开发表表明,以杨玉圣先生为主要代表人物的"新实践务实派"已经跃然成为推进学术规范建设的主流学派.以此为基础,奋力开创任重道远的学术规范建设的新时局,就成为了学术规范建设继往开来的迫切要求.     

论钱穆的人文主义历史存续观

钱穆对人文主义有系统的学术观建构,并以其生命实践印证着自己对人文主义的独特理解。在钱穆的人文主义思想构成中,"存"与"续"的意识由传统文化层面的信仰、伦理和知性自觉,辩证地贯穿于日常的生命实践活动之中。这使得钱穆的人文主义显示出迥异于西方人文主义的品格:它不是以发掘个人感性、理性的价值驱力及公共性文明机制为其思想原创的基点,而是力求使个体与社会在纳入一种文化的统绪中,实现文明的价值增殖和外延扩张。钱穆的人文主义是超越学术个性的历史主义与超越历史境遇的生命哲学的统一,是博大淳厚的民族精神与个体生命实践的统一。这种人文主义在内涵上具有较鲜明的儒学人文主义特质,但在内在机理上,它超越了传统儒学的经世致用观念,而呈现为面对另外空间视域而求取文化"存续"的人文主义。     

从"国学研究会"到"国学院"--东南大学与20年代早期南北学术的地缘与派分

20年代胡适等人倡导“整理国故”运动,并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展开系列的学术活动,在学界引起极大的反响。南方学术重镇东南大学的学者们除了以《学衡》与《史地学报》为阵地之外,以国文系师生为主成立了“国学研究会”创办刊物、展开演讲、编辑从书,进行了一系列的活动。针对北大国学门,东南大学国文系也计划组织“国学研究院”,但却遭到北方学者的抨击和校内新派的挖苦,由于东大不久即发生风潮,东南大学国学院最后是否真正成立也值得怀疑。从“国学研究会”到“国学院”的短短历程和遭遇,集中地反映了20年代早期南北学术界在“整理国故”运动中的地缘与派分。     

去向堪忧的中国古典学——“走出疑古时代”述评

1992年,李学勤先生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口号,十多年来,“走出疑古”已经成为一种思潮,对学术界和整个社会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对古书的第二次反思”、“重写学术史”是与“走出疑古”密切相关的三个命题,其中“重估”是目的,“重写”是前提,“反思”则是“重估”和“重写”得以落实的根据。三者彼此互动,构成一个有内在逻辑关系的“走出疑古”论点体系。李先生以“走出疑古”为特征的“释古”与冯友兰的“释古”意向不同,与郭沫若的“古代研究”、李济的“考古重建”也旨趣有异,其最为崇奉的宗师是王国维。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和“古史新证”模式被李先生奉为“释古”的典范。李先生一直致力于以考古材料、简帛佚籍和“史实素地”论印证古书、释证古史,以期重新确立古书古史的可靠性权威,但是言辞始终含蓄委婉,是其追随者们的“证古”、“正古”及“现代古史史料学基本概念”等主张让“走出疑古”的内涵和走向明朗化、理论化。围绕古书、古史的考释及方法、规范等问题,“疑古”和“走出疑古”已经是狭路相逢、短兵相接。实际上,这已经不只是“疑古”和“走出疑古”之间的纠纷,更是关系中国学术未来走向的重大问题。     

寻找文化身份与“当代中国哲学”

"当代中国哲学"作为有意义的话题,不是纯粹的学理性创作,而是要在历史的叙述中确定其问题域。"当代中国哲学"一方面离不开中国近代以来寻找文化身份的历史命运,另一方面又只能在中、西哲学不同的演化逻辑中找到自己的哲学叙述方式和哲学语言。"当代中国哲学"只能在历史中确定其叙述的始端和视阈,在历史的接受中为自己的存在意义寻找理由。当代中国需要属于自己的、与自己的文化身份相适应的哲学形态,更需要属于自己的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