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道路交通事故中痕迹证据的一些思考

痕迹证据在交通事故处理工作中的重要地位,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工作开展的基础是能够正确地辨识和应用道路交通事故现场痕迹信息,通过这些痕迹信息可以实现的应用,以此来推动道路交通事故现场痕迹信息的辨识与应用工作的全面开展、水平提高,进而解决道路交通事故对道路及其交通运输发展的瓶颈问题。针对目前交通事故中各种痕迹形成的方式和种类进行了探讨,并指出了现有工作机制的不足和缺陷,提出了改进方向。     

中国公民法律信仰缺失原因分析——以道路交通安全法为例

通过对近些年来出现的"醉驾入刑"、"礼让行人"、规制"中国式过马路"等热点问题的梳理,发现中国公民在法律信仰方面情况不容乐观。一些人由于处在自然境界、功利境界而没有进入道德境界,在守法方面仍停留在他律守法、非完全自律守法状态,只有少数人达到自由(完全自律)的守法状态。由于中国仍处在从"血缘宗法情感伦理型熟人社会"向公共理性的陌生人社会转型过程中,传统社会中的公共理性缺失、规则意识缺乏、他向思维方式缺乏、大我思维方式缺陷这些弊端仍在影响着公民法律信仰的形成。基于此,本文提出法治宣传教育三个方面的重点内容以化解这些弊端对公民法律信仰形成的不利影响。     

从法价值的角度对道路交通法的分析

本文以中国道路交通安全法颁布以来产生就该法价值评价基点,从法价值的角度,分析了该法的价值取向,初步讨论了问题产生的原因,以期能对该法做出一个较为合理、科学的评价。     

《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若干法条设计述评——基于法律实施有效性之维度

《食品安全法》主要调整食品从业者等市场主体的生产经营关系、市场竞争关系及市场监管关系,体现保障实质正义、社会本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法立法理念和经济民主、适度干预的经济法基本原则。最严厉的监管政策导向必须体现在具体而微的条款之上。恰当的规制工具的选择和运用必须基于其内在功能的特质,以减少不同工具在食品信息发现和获取功能上的交叉和混乱。在执法机构公权力的行使方面,兼顾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均衡,认真考虑执法取证手段的法律效力和执法的便利性,避免执法权的偏离与异化。     

《城乡规划法》的实施与城市规划专业本科教育

我国的城乡规划立法从无到有,已经走向系统化。《城乡规划法》的颁布和实施标志着一个崭新时代的到来,这就使我们必须以一个全新的视角来认识我国的城乡规划工作,调整城市规划专业本科教育的培养方式和教学计划,尤其是以应用型技术人才为培养目标的工科院校,培养的学生将是城乡规划法的践行者,然而现行的城市规划专业本科课程却未能与《城乡规划法》进行及时的对接并调整。针对《城乡规划法》提出的新亮点,建议将职业道德和法律素质教育纳入教学中来,并且建立多元的知识框架体系,使学生能在未来的工作中不断更新知识,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     

论政治法与法政治学——从政治与法律关系的契入

政治与法律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法律的实在化、世俗化是法律政治化的进程。政治不仅以立法过程产生法律,而且是法律的权力基础,并在法律适用中发挥影响。政治的法治化是政治领域建立秩序并有效约束权力的关键,但是政治中也保留不受法律规制的领地。政治的法治化形成政治法这一部门法。交叉研究是西方法学与政治学的研究传统,批判法学是法学、政治学研究结合的典型代表;近年来,我国学者也提出法政治学范式。本文通过廓清政治与法律的关系,冀图明确法政治学的学科性质、研究范围及研究方法和工具。     

法律与神权——浅析夏商周时期的神权法思想

中国夏商周时期的神权法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君权神授;二是法由天定;三是法由神判;最后还包括天罚的内容.无论从法律的基础、来源、审判还是惩罚等角度来说,夏商周时期的法律无不包含着浓厚的神权因素.与西方的教会法相比,夏商周时期的神权法因其与祖先崇拜和王权的紧密联系而独树一帜,并最终经由天人合一而完成了从神法到人法的转变,这一转变的结果决定了中国几千年的法律思想体系.     

传统法律文化论——评《礼法融合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历史演进》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演进的历史,其核心是礼与法的融合.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演进是以礼文化和法文化的冲突、整合为主线的.史广全先生的力作<礼法融合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历史演进>,正是建立在礼与法融合的基础上,论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演进的历史.史先生将全书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礼法融合的理性透视.史先生对前人的研究成果做了回顾与反思,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另一部分是礼法融合的历史进程.史先生提出了礼与法融合萌芽、法律道德化、道德法律化的新分期,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史先生在成书说理上有着水的品性,把礼与法关系梳理得圆润稳妥.其作是哲学和史学的高度契合,是研究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佳作.     

论法律行为生效的“适法规范”——公法对法律行为效力的影响及其限度

违反强行法的法律行为无效是各国的共同规则，可称为法律行为生效的“适法规范”。强行法应仅指公法上的强行法，私法上的强行法是自治规范，违反它的效力最严重的不过是“不生效”而不是“无效”。违反公法的法律行为是否无效，必须探究公法的目的，并运用比例原则来限制对公法目的的解释，以进一步区分公法责任与私法责任。民法也不能排除地方性法规和行政规章的适用。违法和违反公序良俗的功能截然不同，两者不能统一。     

中国《政府采购法》与WTO《政府采购协定》之比较

中国新《政府采购法》的颁布填补了在政府采购领域高层次立法的空白,将对规范政府采购行为实现政府采购目标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是,和WTO《政府采购协定》相比较,我国《政府采购法》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这样才能更好地履行我国入世的有关承诺。2002年6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我国曾承诺入世两年后启动加入WTO《政府采购协定》的谈判,这就决定了我国的《政府采购法》一方面总体上应当符合WTO《政府采购协定》的法律规则,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过渡性质,因此对两者进行比较研究,对于完善我国政府采购法律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殖民地时期印度法律的文学书写——泰戈尔短篇小说《原来如此》的法律内涵

殖民地时期的印度法律是英国法律与印度传统宗教法及地方习惯相冲突和妥协的产物。泰戈尔的短篇小说《原来如此》生动地描绘了这一法律移植过程中,印度教种姓社会内部出现的危机,农民和低等种姓在新土地法的规定下面临的生存压力。通过小说中对两代婆罗门地主形象的描写,泰戈尔运用“不可靠叙述”和颇具象征意义的场景描写,表示了对印度法律改革的忧虑与思索。     

美国《海外反腐败法》及其对中国制定《海外反商业贿赂法》的启示

治理商业贿赂是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六项重要任务之一.美国<海外反腐败法>对净化美国的跨国商业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保护中国企业在跨国经济活动中的公平竞争秩序,中国应当借鉴美国成熟的经验和做法,制定自己的<海外反商业贿赂法>.     

“科学上不确定性现象”对法律的诉求——以环境软法为视角

环境法中存在的“科学上的不确定性”现象,与软法治理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在不确定之情势下,还要进行治理,这无疑对传统法律制度提出了新的挑战,何况不确定性现象具有普遍性、复杂性和动态性等特征,需要多样的法律形式才能解决问题。传统硬法已经无法满足这方面的需求,而软法以其固有的优点刚好能够弥补硬法的诸多不足,能够妥善解决复杂的、特殊性的环境法域问题,并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法律制度。     

人性判断及其法律价值——儒家伦理法与基督教教会法之比较

儒家和基督教之所以将人性评判作为建立自己思想价值体系的起点,其目的不在于判断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而在于创立的学说是以弘扬人性之善还是惩处人性之恶来达到其终极目标,即“扬善”或“抑恶”。儒家伦理法与基督教教会法不仅对传统中国社会和中世纪的西方社会产生过深远而广泛的影响,而且对当今中国和西方的法律与社会依然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政治与社会——基于对《论法的精神》的诠释

本文以对孟德斯鸠思想的社会学诠释为出发点,重返《论法的精神》,借此澄清从现代政治科学到社会学的学科转换。一方面,孟德斯鸠借助对法的重新定义,将政治科学的视野拓宽到政府之下的社会,从而推动了从政治科学到社会学的过渡;另一方面,通过澄清政府的原则与民族的一般精神、风俗和礼仪的关系指出,在孟德斯鸠那里,政治并不是社会的一个子系统或附属领域,而是从政治视角出发来看的整个社会,甚至还超出了社会。借此,我们希望突破当前社会学重视社会,轻视政治的学科思维。     

论国际惯例在我国涉外民事关系中的适用——兼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在国际民商事交往领域,国际惯例主要就是国际商事惯例。我国《民法通则》第142条是一条具有一般规定性质的冲突规范,该条以及其他法律的相关规定所指的国际惯例只是在一定条件下法院处理涉外民事关系的准据法,据此不能得出国际惯例是我国国际私法渊源的结论。本文认为,《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颁布之前,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存在两大问题：一是国际惯例所指为何不明确;二是借公共秩序排除国际惯例的适用。《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没有对国际惯例的适用做出规定,对此,应该尽快加以修正。     

在什么意义上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是以《逻辑学》为“基础”的——对正义逻辑的评论

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不同于之前的政治学。它没有单纯地讨论什么是最好的政权,而是对具体的现代制度进行思考;在对现代制度的思考中包含着对现代制度的参与者的自我理解本身的分析;并不讨论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主流传统,而是讨论抽象权利、道德义务,以及黑格尔称之为德性或伦理生活的社会秩序。对这些显著特征的理解,应该从其《逻辑学》中寻找答案。     

《行政强制法》第43条辩护——与刘启川博士商榷

《行政强制法》第43条限制了行政强制执行的时间,禁止为了迫使当事人履行相关行政决定而对居民生活采取停水停电等拒绝给付措施,彰显了保障公民权,限缩了行政权,以方法论个人主义诠释了强制执行过程中公共利益的本质。该条逻辑严密,理念先进,内容合理,与《行政强制法》同一章节的预置规则呼应表里,较好地处理了一般规则与例外规定的关系,尚无修改的必要。     

论《强制执行法》的单独制定

在民事诉讼法框架体系内建构强制执行程序,与审执分立理论不符。单独制定《强制执行法》源于完备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加之强制执行制度的单独立法已经成为国际趋势,我国制定《强制执行法》的时机已经成熟。制定《强制执行法》需要科学界定法的名称、合理定位立法目的以及妥当选择立法构造。     

日本新安保法与中日安全关系——兼论特朗普新政府对安保法实施的影响

日本政府推出的安全保障相关法案在国会获得通过后,成为国家法律。日本新安保法的推出,目的是为了配合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和应对所谓的中国威胁以及朝核、国际恐怖主义等危机。这意味着战后日本安保政策的一次巨大变化。它基本上颠覆了战后日本长期坚持的专守防卫政策,解禁了过去一直被禁止的所谓集体自卫权。尤其在美国特朗普上台之后对其盟国的政策调整,会更加促使日本积极主动地参与海外军事活动和增强自主防卫能力。这无疑会增加日本对中国的威胁感,中日安全困境将进一步加深,同时也会对国际形势尤其是亚太地区的国际形势带来消极影响。新安保法是否真正有机会实际实施以及构成对中国的实际威胁,还要取决于美国以及东亚安全形势和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