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沦、放逐与逃亡——论郁达夫“自叙小说”——的主人公形象

郁达夫“自叙小说”的主人公都是忧郁感伤的知识分子形象 ,他们挣扎于“性的苦闷”和“生的苦闷”中。这个形象系列及其特征可概括为孤独者及其沉沦、零余者及其放逐、避世者及其逃亡。这些形象实际上记录了作者本人情绪的历史 ,是“五四”时代精神的一种折射。     

对于一种社会成规的革命——创造社诗歌创作综论

创造社是“五四”诗坛浪漫主义崛起的重要标志,它是新诗发展自身规律、时代本质特征和欧风西雨影响的必然。创造社的根本特征,在于他们“对于一种社会成规”的“破坏”与“创造”的“革命”,其个性解放与表现自我的情感气度构成了浪漫主义的诗歌境界与格调。同时,他们也表现出浓厚的感伤主义色彩,这是他们为“五四”诗歌所找到的一种更能抒发现代人苦闷情绪的浪漫的感伤主义抒情方式。１９２５年以后,也正是创造社的这些特征,导致了浪漫主义的消歇     

郁达夫感伤散文的基本主题和审美情趣

郁达夫感伤散文反映了“五四”时期已经觉醒而又脆弱的青年知识分子的普遍时代病 ,即“性的苦闷”和“生的悲哀” ,展示了他们孤寂、苦闷、凄凉、幻灭等感伤情绪与痛苦的生活经历。作者有意识地去侧重描写人的悲苦与不幸 ,着意刻画人的精神灾难和心理危机 ,从而形成了独特的审美理念。     

批判与反思后的流变和敛缩——“五四”文坛感伤情调的历史走向

“五四”时期，“感伤”情调作为一种重要的精神标记，以浪漫主义文学阵营创造社为中心向整个文坛弥漫开来，并在风行一时之后，因其滥情倾向而受到新月派为主的批判；以蒋光慈为代表的革命作家则发展了一种浪漫的“革命感伤”，并最终受到革命阵营的批判而走向敛缩。创造社在时代感召下和深刻反思后也以积极态度告别个人感伤，走向了革命的欢呼。     

论“五四”浪漫主义思潮下庐隐抒情小说的感伤基调

庐隐是"五四"时期以书写个人心路著称的女作家,她的大部分小说都具有浓厚的"自叙传"抒情色彩。感伤的情感基调则是庐隐主观抒情小说的主旋律。无论是庐隐笔下的自然环境,还是她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无不染上浓郁的悲哀色调,甚至作家本人还常常在小说中直接抒发苦闷的情绪,构成了文本中无处不在的哀感潜流。庐隐这般悲愁、哀婉风格的形成,是强调主观抒情的"五四"浪漫主义思潮与作家坎坷的人生际遇以及"五四"退潮以后苦闷、彷徨的时代背景遇合的产物。庐隐整个创作生涯,一直贯穿着"五四"的主题和感伤基调,在后期又呈现出一定的转型迹象。因此,从浪漫主义的角度切入文本,对理解庐隐抒情小说的感伤风格及其与时代构成的对话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朱自清“刹那主义”之管见

20世纪20年代“五四”低潮时期朱自清经历了感性苦闷和理性沉思之后,思想涅磐生成了“刹那主义”,它体现了传统知识分子的“节”的价值。     

感伤的行旅：“五四”文学感伤情调与其颓废之思考

“五四”文学作品中普遍流行着一种感伤的情调,这种感伤情调的发生是时代背景、审关心理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有着丰富的内涵特质。它在发生和内涵上都与消极堕落意义上的颓废有着根本的不同,是“五四”文学时代精神的一种体现。     

论中国现代小说的感伤倾向

在中国现代叙事语境中,苏曼殊以其独特的风格,开现代浪漫感伤小说的先河。五四时期的文学普遍存在着浓郁的感伤,郁达夫为现代感伤抒情小说提供了成功的审美范式。本文缘现代小说的感伤倾向,考察其流变和风格表征,剖析其审美特质和生成机制。     

“新浪漫主义”在中国的命运

曾广泛流传于“五四”文坛的“新浪漫主义”这个词 ,如今早已销声匿迹。从“新浪漫主义”在中国的兴起、影响和消亡三个方面来揭示中国文学在外来文化面前的借鉴与选择     

论庐隐笔下女性的情感悲剧书写

庐隐是描写恋爱的专家,也是书写女性情感悲剧的先驱者。她以独特的生命体验,细腻、委婉、感伤地诉说着五四时期知识女性彷徨于歧路的情感世界。在强大的夫权话语系统下,新女性进退维谷,苦闷徘徊。庐隐的作品谱写了一曲五四知识女性情感命运的悲歌,成为五四新文化浪潮的绝唱。     

浪漫情怀下的感伤与夸饰——论前期创造社的文学批评风格

"感伤"情调作为"五四"浪漫主义文学阵营--创造社最为彰显的感情标记,普遍地弥漫在其文学批评中,并呈现出自我表现,感情夸饰以及意气用事等特征.其批评情感的质地以感伤、苦闷为底色,又有强烈的宗派意识和对抗情绪.批评者的精力主要集中在论争、论战中的情感发泄和情绪化的批判上,而相对忽略了文学批评的理论化和系统化.但这种论战也推进了"五四"文学批评逐步走向批评意识和文体并重的规范化操作.     

莎菲形象新解：反对自己的现代女性

莎菲的苦闷和感伤，在19世纪20年代末的时代背景下，意味深长：一方面，其切合了“五四”退潮后的青年情绪，使得时间现场后移；另一方面，在左翼文学兴起前的时代，莎菲却并无革命的激情。从现代性开端的时空点来看，莎菲的反对自己和最终逃离之举，正是其追寻爱与美的结果。这导致了其爱的迷狂。     

从《感伤的行旅》看郁达夫式感伤之神韵

郁达夫作为“五四”时期接受西方文学思潮的先锋作家,是一个生活在夹缝中的人,骨子里受传统文化熏陶的大丈夫气概与小资产阶级的个人情调,共同造就了一个独特的郁达夫。他的感伤既非斯特恩式感伤,又非传统文化中之感伤,这是一种融入了个人灵魂与社会精髓之感伤,是“小我”与“大我”完美结合的感伤。     

"雾"里看"月" 拨云见"日"——杨骚诗歌主题意象解读

“雾”、“月”、“太阳”是杨骚诗歌中的三个主题意象。“雾”的迷惘苦闷、“月”的思念感伤、“太阳”的光明与希望 ,展示了诗人由一个感伤的象征主义诗人成长为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战士 ,并逐渐步入历史中心的蜕变过程 ;也从一个侧面显示了时代变迁和发展的趋向 ;诗作具有一定的文学史价值和时代意义     

论温词之“感伤”

词至温庭筠确立了“感伤”基调。作为词的第一位专门作家 ,温庭筠不仅仅赋予了词以“感伤”为主流的感情基调 ,并且已经开始注意到了将一种深刻的人生感悟注入词中。温词之感伤 ,内因在于其题材之艳情化 ,外因在于 :一、词作为一种合乐的文体 ,音乐以哀为美的特征必然促使词更多偏向“感伤”一路 ;二、词体节奏上的变化繁复 ,适合抒写“感伤”这一极为深幽微杳的心绪     

再论“五四”浪漫感伤型文学——以前期创造社为中心

"五四"时期,以前期创造社为中心的浪漫感伤型文学风行一时,它抒写了一代知识者在追求新生的历史进程中感时伤世的真诚歌哭,彰显了现代中国民族与文学在大转型的历史青春期所特有的生命质地与情感色彩,并以追求自由的本质与情感解放的启蒙路向,以及大异其趣的美感意识和美学风格,完成了对于文学性的追求与表达,在呈现出自身独特的文学景观的同时也昭示了契合时代特征的价值和意义。     

革命的现代“性”——1930年前后左翼文学理论中的爱欲主题

"五四"时期在"自由恋爱"口号下的性解放到了革命文学年代,被延伸至唯物史观的历史框架内.对1930年前后的左翼文学批评界而言,后"五四"时代的新问题,是资本主义都市里一样得不到解放的爱欲是现代人苦闷的象征,"爱欲"的张扬因而成为一种进步的,既反封建又反资本主义的革命的现代性道德,"爱欲"的解放才是人类真正解放的标志,实现的方法就是构建一个无产阶级现代"性",它是唯物的,从而超越了"五四"的浪漫彷徨;是健康有力的,从而超越了资本主义的颓废虚耗."爱欲"不是与革命对立的因而需要被规训的激情,而是被视为一种革命之"力".     

审读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新传统”的“反传统”

对于五四“反传统”的合法性以及是否造成“文化断裂”的问题,学界始终众说纷纭,理解五四的深层精神,需回到历史文化语境中去考察,新时期对五四“新传统”的传承影响等分析,重审五四“新传统”与五四“反传统”问题。作为传统文化史中的一个特殊阶段,五四都不应该被看轻,或者回避,正确认识五四新传统,有利于重构当代民族文化传统的重任,且推动着五四研究往更深处发展。     

庐隐小说创作论

庐隐作为文学研究会中艺术观最与创造社接近的女作家,其小说创作既纳社会人生于笔端,反映了较为广阔的社会生活面,又以明显的主体意识融入作品,渗透着浓烈的主观情愫。她的小说创作,表现社会的积弊和现实的黑暗,提出了尖锐的社会问题;反映了“五四”一代知识女性的苦闷、挣扎和追求,以及她们在爱情婚姻上的种种烦恼与不幸。显示出对理想社会、人生和妇女命运的执着求索,以及对感伤、悲哀美艺术效果的追求     

中国现代主义思潮的“颓废性”嬗变

“五四”时期,中国作家在接受现代主义时表现出明显的“浪漫化”倾向,注重反传统、重个性的先锋精神,并对其寄予启蒙大众、引领人生的“厚望”。“五四”后,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性诉求发生了由文化启蒙向社会革命的转变。在新的文化语境中,现代主义逐渐被左翼文艺界指称为资产阶级腐朽、堕落的艺术,而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反面。现代主义思潮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的这一“颓废性”嬗变,既有社会现实的外在因素,也有艺术自身的内部原因,更与这一时期俄、日激进文艺思潮及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的影响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