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论法学视角下的多元解纷机制

当代中国的多元解纷机制不仅从理论走向实践,而且从司法的“权宜之计”发展成为国家治理战略,也为全球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当“去司法化”、“司法社会化”日益成为当代中国多元解纷机制发展趋势时,人们迫切需要为多元解纷机制之正当性提供理论基础。多元解纷理论诉诸多元价值来证立其正当性,却陷入悖谬性困境,面临多重悖论。系统论法学观察到,当代中国多元解纷机制之形成是以中国社会的功能分化以及法律系统的分出为基础的。据此,系统论法学认为,随着数字社会的兴起和发展,以数字司法为中心的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将成为当代中国多元解纷机制的新形态。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个侧面——先秦法家法治理论与古代社会的政治实践

在世界文化史上,中国是较早形成系统的法治理论的国家之一。在中国古代社会,法律制度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始终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中国古代社会在事实上又是没有法制传统和民主政治的社会。有系统的法治理论却没有法制传统与民主规范,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至于形成这一特点的原因,应该从传统法治理论本身和社会政治实践两个方面去寻求。     

中国传统“法治”的政治学诠释

建立法治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前提 ,弄清楚传统法学何以不能将中国社会建成法治社会则是建立法治的基础。中国古代由于早期国家的形成途径产生了视法为刑的“法治”观念 ,这种“法治”于秦帝国时期实现了其工具理性 ,于汉时因以礼入法完成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 ,对中国传统政治模式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成为维护君主专制和社会和谐的重要手段 ,也是导致传统社会政治不发展的主要因素。     

司法的独立与民主:价值整合和制度架构

司法独立追求法律职业主义和司法规则模型,司法民主注重民众参与和意志表达,法治实践中两者存在紧张关系.应结合后现代社会关系性质和秩序状况,按照法律商谈论理路对司法独立和民主两种实现社会主体权利和自由的方法进行价值整合,确立法官社会化、司法论坛化、司法能动化、解纷机制多元化等制度架构方向.     

论传统调解制度及其创造性转化—— 一种法文化学分析

作为古代中国解决纠纷的主要机制,调解制度生根于特定的文化背景——和合文化之下,并且建立在由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宗法家庭制度、儒家思想意识形态所构成的复杂的社会基础之上,既有消极落后的一面,又有促进人际和谐、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一面。在法制现代化进程中,要发挥这种解纷机制的积极作用,必须对传统调解制度进行创造性转化     

社会矛盾多元化的解决路径探析——以信访制度重构为例

基于社会矛盾的多元化,社会矛盾的解决机制不能局限于单一模式,也应多元化.其中,信访制度在社会矛盾多元化解决机制中占有重要位置.法治在中国的发展面临着治理化,与信访制度之间存在冲突.信访制度的路径选择,需要从法治和治理的角度进行探讨.     

法治视角下的西部农民“贫困”问题

一、关于“法治贫困”广大的西部地区是典型的“乡土社会”,是“民间法”盛行的地区。费孝通先生讲“乡土社会是‘礼法’的社会”,在“乡土社会中 ,法律是无从发生的”1 。在西部 ,传统农业社会中无契约思想的价值结构是以惧法尚情为典型的 ,主要表现为 :(1 )解纷机制中的“贱讼”、“耻讼”心态。西部以土地为中心的自然经济将农民束缚于一个狭隘的社会环境中 ,这要求人们间的和谐相处和维护“家丑不可外扬”的集体荣誉 ,从而使利益之争受到压抑、以权利义务为中心的法律手段受到鄙视。因此 ,民众试图通过司法渠道解决纠纷的愿望低于城市人…     

社会管理创新的法治理念及机制建构

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价值目标是建设法治社会。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和发展,需要不断提高社会管理的民主化和法治化水平。应以保障人权、公平正义、民主参与和权力制约的法治理念为导引,进一步完善民生民权保障的法制;加强依法行政,完善行政法制模式;强化公众民主参与机制;加强基层民主自治,培育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民社会;健全多元化的公民权利救济机制,拓展法院的司法功能。     

依法治国视域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重构——基于广东省实践经验的分析

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是社会生成和国家理性构建相结合的产物,是体现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新理念的制度安排。本研究立足于现有的理论探索和试点经验基础,厘清了经过近十年实践探索发展的多元化解纷方式的主体及其特性,总结了广东作为改革先行先试地区在多元化解纷机制方面的有益尝试和创新经验,进一步分析了多元化解纷机制发展完善进程中的困境,探讨了有效实现各种解纷方式衔接互补的未来进路,以祈在实施依法治国方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对完善中国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顶层制度改革设计有所裨益。     

检讨与重构：社会治理语境中的多元化解纷机制

作为社会变迁中的治理行动，多元化解纷机制彰显了工具理性思维。探寻其内生机理，“纠纷”不是本属于法院的纠纷，也不是诉讼外的、与法院无涉的纠纷，其本质上是社会的纠纷。“多元化”不等于替代性，其不仅蕴含着解纷方式的多元，更强调不同方式的平等协作。纠纷通常能获得有限意义上的解决，目的是使被破坏的社会秩序得以重建。完善多元化解纷机制，首先应尊重民间解纷实践与社会自治，珍视社会自发形成的解纷组织及其产品；其次，在短期内不应过度强调诉讼外解纷方式的程序规则；再次，应合理配置不同解纷方式的成本，将各类解纠产品的供给控制在合适比例上，引导当事人选用最优方式解决纠纷；最后，应重申司法的规范性补强机能，扩大法院专职调解的案件范围，规范纠纷中立评估运行机制的具体操作规程，对滥用调解方案异议权的当事人给予诉讼费方面的适当惩戒。     

论人民调解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法治价值

妥善处理社会纠纷,是转型期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保障。人民调解作为中国特有的诉讼外纠纷解决制度有其独特的功能。随着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的正式实施,这一制度更是彰显出了其重要的法治价值。人民调解不仅有助于促进社会民主、增进社会和谐,还有助于构建良好而稳定的社会秩序。     

全面依法治国视域下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价值传承与创新理路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蕴含“和合”“德治”“法治”“民本”“廉政”等诸多与依法治国相契合的本土性资源。新时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传承与创新,需要充分挖掘和传承传统法律精华,汲取现代法治建设的原生力量;合理借鉴和吸收西方法律文明,激发传统法律创新活力;积极构建中国特色法律话语体系,提升法治影响力。将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价值意蕴内化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历史主动精神,外化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强大精神动力。     

浅论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的三个层面

古代到近代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关系史 ,可以概括为 ,“一衣带水”、“辅车相依”、“唇亡齿寒”的关系。在两国关系史上 ,历史意识形态的相同性 ,成为连接两国关系的深层纽带。在以中国为中心的“天朝礼治体系”① 形成以来 ,两国又同在一个国际体系之内 ,“辅车相依”的涵义与这一体系紧紧联系在一起。而到了近代 ,西方列强侵略中国和朝鲜 ,两国关系变为“唇亡齿寒”的关系 ,朝鲜半岛的地缘政治意义愈加重要起来。可以说古代到近代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关系史就是围绕着这三个层面展开的     

《论法的精神》的当下意义——也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论法的精神》概括的由地理、经济、宗教等因素决定的良宪论是其核心精神,也是法治标准的核心标准,而中国现阶段的法治标准缺少这样的核心内容。中国古代政体历经君主政体、准君主政体和专制政体三个阶段,缺少宪政的阶级结构和经济基础。《论法的精神》的权力制约思想对我国现阶段仍有重大启迪意义。另外,《论法的精神》的比较研究方法、唯物主义方法、综合系统方法对我国法学有很大的借鉴作用。对＂中国法学何处去＂的回答,要点在于对中国现在国情的研究。     

中国明清时期法律宣传对我国公众法律教育的影响和启示

面对中国从1986年12月6日正式开始,已经浩浩荡荡进行了近三十年的"全民普法",令人深思的当然是如今"普法"该往何处去的问题?如同一个孩子性格的成长一样,我们考察公众法意识的成长也必须回到她的成长环境中去讨论。笔者从回溯古代中国的法律公布到明清时期的法律宣传史,尤其是在解读明清时期的讲读律令、里甲理讼、讼师秘籍中,探寻其中蕴含的当代公众法律教育的应有意蕴。本文既是一种历史的回顾与反思,更重在探寻当前法治中国进程中公众法律教育的方向与未来。     

法家的"法治"思想辩析

法家的“法治”思想是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发展的高峰,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在现今正致力于法治建设的社会语境下,“法治主义”又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热门的语汇,先秦法家的“法治”思想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通过对法家所提出的“法治”思想的理论基础和特色的分析,指出这种“法治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极端的人治,与现代法治理念有着根本的区别。     

传统"和谐"思想的现代意义

"和谐"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中国的传统文化就具有和谐的特征.从以人类为社会主体的角度出发,传统的"和谐"思想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及人自身内外的和谐四个方面.传统的"和谐"思想在中国古代,对维护当时社会的安定、保证生产的正常发展曾经起到过重要的作用.如果对这种思想做出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解释和发挥,应该说对现在和未来人类社会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对党的十六大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会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本文试图对传统的"和谐"思想及其现代意义阐述自己的看法.     

家族势力与法治关系论

家族势力是中国农村生活的一个重要层面,也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特质。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家族势力对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生着重要的影响。从本世纪开始,家族势力作为一种秩序基本上稳定的状态被打破,中国村落家族势力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动荡分化的时期。但自80年代以来,随着农村经济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开展,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因子的家族势力又复兴起来。随着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其中的利弊关系不容忽视。因此,本文着力就家族势力的复兴、存在根基、与法治的关系、与国家法的冲突等问题进行必要的探讨,以期收到一定的社会效果。     

从德治到法治:中国廉政建设的必由之路

围绕中国廉政建设的具体路径问题,学界一向有德治和法治之争。有人主张德治,有人主张法治,有人主张德治和法治相结合。本文认为德治的各种提法,其含义始终未能超出古代儒家以德治国的水平;而法治的各种提法,必须严格区分两种含义:一种含义源自古代法家,主张君主用严刑峻法来治理臣民;另一种含义源自西方启蒙思想家,主张人民平等地订立社会契约,选举并监督自己的代表来处理公共事务。作为执政理念,只有法治的第二种含义才属于现代政治文明,有望从根本上解决廉政建设问题。     

ICSID、MIGA、WTO争端解决机制评述

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自《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议公约》至《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再至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确立,其呈现为递进式发展的特点。就其所产生的法律效应而言,这些新的法律制度不仅弥补与完善了国际投资法的不足,而且也对改善全球的投资环境产生了极大的实践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