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救灾查放机制社会化研究——以1931年江淮大水为例

1931年江淮大水作为民国救灾史的一个分水岭,出现了一些带有转折性的新变化.救灾主导权的国家化和救灾机制的社会化并行不悖,一方面中央政府成立了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以下简称"国水委")负责全流域的水灾救济工作,凸显了国家在救灾领域里的主导作用.另一方面,救灾机制又呈现出社会化的特点.无论是施救原则,还是程序规则和方法,"国水委"查放局和义赈查放机构均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和相似性.同时,社会赈灾的主体性得到彰显,专家参与、民众监督、社会选择在查放机制上创新了渠道.     

南京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的活动与民间义赈

1931年的水灾是民国时期最为严重的天灾之一。南京国民政府为此特成立了救济水灾委员会(简称“国水委”)。该文主要考察国民政府这一新设的救灾行政机构的特征与民间义赈的关系;从中国荒政史的角度,分析南京政府时期救灾行政体系的特点,进而联系民国史的研究,以更为广阔的视野来观察国家权力(官赈)与社会势力(义赈)的关系。     

民国时期救灾组织的自律机制研究——以1931年江淮大水为例

1931年江淮大水在民国水患史上占有重要一席之地,灾害使人成熟,大灾往往促生新的救灾机制。在应对江淮水灾的过程中,以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为代表的官民合作型的救灾组织,通过社会文化资本双重考量下的用人制度、两套账务独立运营的经费开支制度以及威慑性的惩戒法规体系等措施,构建了内嵌于救灾组织治理结构之中的自律机制。     

清代救灾体制转换与公共管理近代转型——效能分析与基层案例比较

通过对乾隆江苏如皋饥疫的恶性案例、光绪山东惠民水灾的良性案例与宣统直隶保定新法防疫三个清代救灾案例的比较考察,可以看出由救灾体制所代表的社会危机公共管理体制,在清中后期,伴随社会变动而经历了从传统模式向近代模式的转换。这一转型过程表明,体制性质而非官员素质是决定救灾效能的决定因素,体制组织化是社会公共管理的制度保障,官民力量的整合,使救灾成为集中全社会力量共同进行的公共事业,因而使救灾效能比较显著。这是社会管理制度近代转型的体现。可见清末"社会救助中封建国家的作用"并未下降,反而在体制转型中更加开放、多元、强化而有效。救灾体制转换所显示的效能示范,彰显了新式救灾体制的优势,促进了社会公共管理模式的近代转型。     

嘉庆六年京畿大水与政府的应对举措

嘉庆六年京畿一带连降暴雨,致使许多州县遭受百年巨灾。这次水灾发生在封建统治的中心地区,因此,统治者对它极为关注,积极采取蠲缓、赈济、调粟、疏通沟渠河道、埋葬尸体、散给棉衣等项措施进行救灾。同时,还采取下诏自省、停止秋哥尔、祈祷禳灾和清理刑狱等消极应对举措。此次救灾活动是清王朝由盛转衰时期,清政府救灾活动中较有成效的一次。但同时,这次救灾活动的特点也与当时特定的社会状况紧密相联。由于财政紧张,在救灾的具体措施上,煮赈事例明显增多。以工代赈在这次救灾活动中地位较高,被给予特殊的关注。同时,清政府采取的消极应对举措在稳定灾荒时期的社会秩序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是最高统治者维持对社会控制的重要方式。     

1933年冀鲁豫黄河水灾与救济

1933年7、8月间,黄河流域发生特大洪水,其中以冀鲁豫三省灾情最重,受灾面积达1万多平方公里,受灾人口300多万,财产损失2亿多元.国民政府在灾后成立了黄河水灾救济委员会,对灾区进行急赈、工赈和卫生防疫.尽管这次赈济活动有健全的组织和制度,但由于投入太少,成效甚微.这场水灾救济的失败,既加重了当时中国的农业恐慌,也反映出南京国民政府在救灾方面的无力和无能.     

民国时期救灾组织中的用人制度及其自律——以1931年江淮大水为例

1931年江淮大水,灾后催生了各种救灾组织。这些组织在赈务人才的选聘标准、录用及考核程序等方面,形成了一套运营有方的机制。新机制选拔出一支新型的救灾队伍——官民合组的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及其派出机构,对国水委系统职员群体的社会文化资本构成进行分析,结果进一步印证了民国时期救灾组织严格的用人制度与有效的自律机制之间的内在联系,这对提高赈灾组织的工作效率和提升组织的公信力至关重要。     

1937年的贵州旱灾与救济

1937年,贵州旱魃肆虐。该年旱灾的发生与贵州的自然环境和社会背景密切相关,它使社会遭受了巨大损失和破坏。贵州政府对此施行了一系列救济措施,体现了救灾活动的近代化方向,但仍存在诸多缺陷。民间救济团体的努力参与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府赈灾的不足（如财政困难、吏治腐败、效率低下等）。此次旱灾救济启示世人：大力发展经济以增强抵御灾害能力;政府须提高行政效率,建立规范的监督体制;充分调动民间救济力量。     

民国时期救灾组织用人机制与荒政社会化——对1931年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的调查

民国时期政府救灾机构出现了组织社会化的新动向,为救济1931年江淮大水而成立的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及其灾区派出机构(以下统称"国水委")堪为其例."国水委"在赈务人才的选聘标准、录用及考核程序等方面,形成了或倚重社会资本或倾向文化资本的上下有别的用人特点.在对赈务职员聘任的流程中,"国水委"设计出担保与督察双管齐下的风险防控机制.这种趋向于社会化和公开化的用人机制,使"国水委"选拔出了从基层到中、高层的赈灾人才梯队,从而较好地保证了救灾队伍的自律和赈务事业的效率.从这一意义上来看,"国水委"不啻为中国荒政史上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官方组织.     

"节约渡荒":新中国成立初期党领导"一两米节约运动"的实践及启示

1949年,中国在进入转折年代的关键时期暴发了严重的自然灾害,新生人民政权面临严峻挑战和考验.危机面前,中国共产党适时制定了"生产自救,节约渡荒"的重要救灾方针,中央人民政府有计划地执行了救灾运动与节约运动相结合的政策,在政府各机关广泛开展一两米节约救灾运动,同时依托新成立的内务部成立中央机关节约救灾委员会,作为运动指导组织机构.各地政府机关、团体和军区系统积极响应,并逐步扩大到社会各界人民群众,掀起了全国一两米节约救灾及节约捐助的热潮.这一运动持续时间长、影响广泛,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家救灾物资不足的缺陷,救济了大量灾民,增强了政府的信任度和认可度,巩固了新生人民政权,彰显出中国共产党强大的组织动员和危机治理能力.运动取得的一系列宝贵经验也为此后救灾防灾工作的开展与完善提供了历史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