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经济系写成《汉冶萍公司史》初稿

武汉大学经济系部分教师集体編写的《汉冶萍公司史》已經写成初稿。从1890年汉阳铁厂筹办,到1948年国民党反动政府经过清理将汉冶萍公司的名义正式宣布撤消,这个包括汉阳鉄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三个主要单位的煤铁联合企业,渡过了几乎六十个年头,經历了清王     

旧中国的钢铁工业

旧中国钢铁工业从1889年到1949年解放前夕,共有六十年的历史。我国第一个现代化钢铁企业汉阳铁厂创建于1889年,创办人张之洞,厂址设于湖北汉阳大别山下,建有百吨炼铁炉二座,8吨贝色麻炼钢炉二座,小马丁炉一座,附设机器厂、铸铁厂等,1894年6月1日开工化炼。由于马鞍山之煤灰磺并重,不合炼焦之用,以致未能炼得合用生铁一吨;向英国购置的贝色麻炼钢炉与大冶矿石性质不合,所炼之钢含磷过多,容易脆裂,不宜作钢轨之用。此时清政府已耗银五百数十万两,无力再筹措改建经费,乃于1896年改为官督商办,由大官僚买办盛宣怀接办。铁厂官督商办后,为了解决燃料和钢的质量问题,决定改采江西萍乡煤矿和扩建钢厂,股本银不足,借外资兴工,1907年钢厂全部告成,开始出钢8,538吨。1908年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合并为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成为远东第一流的钢铁企业,其钢铁年产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913年,生铁为97,513吨,钢为42,635吨。     

近代史小商榷之二

作为汉冶萍主要基础的汉阳铁厂,是张之洞1890年兴办的。1894年开始出铁,前后花了规银五百六十余万两,结果因钢含磷太多和缺乏焦煤两大难题不能解决,生产不到半年便宣告停产。于是,张之洞只得把这一烂摊子交给盛宣怀去官督商办。盛宣怀接办后,先花了五百多万银两,兴办了萍乡煤矿,获得了廉价焦煤,解决了燃料问题;接下来又花了三百多万元,重新改装了炼钢机炉,解决了钢的质量问题。这两大难题解决     

近代中国的企业资本运作与资本收益分析——以萍乡煤矿为中心

企业资本运作,乃至整个企业经营,均应围绕打造企业核心竞争力——产品规模市场来进行,有多大规模市场(包括可预期者),即进行多大规模的资本运作。萍乡煤务局和萍宜矿务利和有限公司是近代萍矿的前身,它是近代萍矿唯一良性资本运作的时期。盛宣怀仅为保障汉阳铁厂的煤焦供应,即投入巨额资本创办萍乡煤矿。萍矿创办后,产能严重过剩,加上汉阳铁厂及其关联企业对于萍矿产品的低价购买政策,导致萍矿资本收益低下,始终身负巨债经营,近代萍矿的资本运作以失败告终。没有规模市场的规模资本运作,必将导致企业产能过剩,与规模资本收益目的南辕北辙。不规范的资本运作机制,也同样严重制约企业获得资本和投资者获得资本收益。     

提高管理水平 促进生产发展——十年来大冶钢厂生产管理上的变化

大冶钢厂在1890年由张之洞所创办,原称湖北铁厂.此后经历过官办(1890—1896年)、官督商办(1896—1908年)、商办(1908—1938年)、日本帝国主义的蹂躏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劫收与掠夺这样几个阶段.到解放前夕,它已经处于瘫痪状态中,仅有容量30吨小高炉一座,1.5吨的小转炉一座,十时的轧钢机一套,百余台破烂不堪、残缺不全的机床.从1890—1949年5月的五十九年间仅生产了51万吨钢.1949年6月,大冶钢厂由我接管,企业的性质改变了.到1952年底,大冶钢厂在钢、钢材和生铁三种主要产品的生产能力     

甲午中日战争与汉阳铁厂的“招商承办”

张之洞于1889年创办汉阳铁厂时选择了官办形式,但他与李鸿章、盛宣怀在采用何种体制上,从一开始就存在官办和官督商办之争,直到1896年铁厂才从官办转变为官督商办.催化这一结果的是甲午中日战争,它所导致的清政府战后的财政崩溃、经济政策转变以及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为铁厂改制提供了条件.     

“蝴蝶效应”:析盛宣怀袁世凯轮电之争及对汉阳铁厂的影响

20世纪初盛宣怀袁世凯的轮电之争,是晚清政治的必然产物.尽管其本身并未涉及汉阳铁厂,但对铁厂的命运产生了直接和深刻影响.主要表现在:盛宣怀为筹集铁厂建设资金不得不大借日债,铁厂由此逐步走上被日本控制之路;同时,轮电之争及其延续.为盛宣怀合并商办汉冶萍公司提供深刻的政治教训.传统政治左右经济的历史现象,值得人们深思.     

论盛宣怀早期创办湖北煤铁矿务夭折的主观原因

盛宣怀从1875年5月至1881年10月在湖北创办煤铁矿务的活动,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875年5月至1876年1月为广济官煤厂阶段。此阶段采用官督商办的经营方式,着手试办。1876年1月至1879年7月为湖北开采煤铁总局阶段。此阶段采用官办的经营方式,一面雇用矿工土法采掘,一面雇用洋师以洋法勘矿,冀图勘出佳矿,用洋法采掘。其几经周折勘明荆当煤矿、大冶铁矿后,因经费不继,被迫停顿。1879年6月至1881年10月为荆门矿务总局阶段。此阶段是上一阶段过渡性、权宜性的业务继续。它以官督商办的经营方式解决官本不继的困难,以土法采煤为日后洋法炼铁铺平道路;它是李鸿章、盛宣怀以“先煤后铁”的策略来挽救湖北煤铁矿务免遭功亏一篑思想的产物。但此阶段却并未专力开采,而是主要经营煤斤的贩销业务。1881年10月,李鸿章批饬裁撤荆局,湖北矿务至此终止、夭折。通观盛宣怀早期创办湖北煤铁矿务的全过程,我认为导致其夭折的主观原因有如下几个方面。     

在市场经济中发展老企业

大冶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是由原大冶钢厂改制而成的。其前身系张之洞于1890年创办的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有一百多年历史,称为“中国最早的冶金企业”。建国以后,经过不断的改扩建,尤其是“七五”期间进行系统改造,已形成年产75万吨特殊钢,50万吨钢材的生产能力,成为我国轴承钢、齿轮钢、弹簧钢、工模具钢、高精度无缝合金钢管的重点特钢企业。     

清末汉冶萍公司对美国市场的开拓及其影响

汉冶萍公司管理层早在1904年就意识到开拓美国太平洋沿岸市场的可能性,并有针对性地开展相关准备工作。在盛宣怀和美商罗伯特·大来等人的推动下,1910年3月,汉冶萍公司与美国西方炼钢公司、大来洋行正式建立合作关系。汉冶萍公司寻求与美商合作,并非简单着眼于产品销路,还希望借此获得美国的资金支持,以解决厂矿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改变对日资过度依赖的局面。但汉冶萍公司的行为逻辑并不合理,其实际绩效亦不宜过分夸大。对日本政府而言,汉冶萍公司开拓美国市场的活动暴露出盛宣怀等人急于摆脱日本羁縻的意愿,以及日本在控制汉冶萍公司问题上面临的外部威胁。为此,日本政府对汉冶萍公司展开了更大规模的围猎计划。     

关于明清“佛山铁厂”的几点质疑

明清佛山冶铁业,向为史学界所关注。然近年一些论者著述,使用材料似不够审慎,兹就其中若干问题略作辨析。一、是“佛山铁厂”还是广州铁厂? 《明史·食货志》载:“正德十四年,广州置铁厂,以盐课提举司领之,禁私贩如盐法。”①这条史料本来十分简明,并无涉及佛山之处。夏湘蓉等同志合著的《中国古代矿业开发史》第150页却说:“按《明史·食货志》:‘王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广州置铁厂’,广州铁厂当即为佛山铁厂。”“当即为佛山铁厂”,这个结论下得不妥。《明史·食货志》的     

汉冶萍公司经营失败原因再审思

汉冶萍公司经营之失败主要受到内外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从内部看,汉冶萍公司经营思想不合实际,追求原材料的完全自给,这种＂大而全＂的经营模式是导致公司失败的内部原因。从外部看,清末民初历届政府的职能未能充分发挥,加上中国工业化的整体滞后与汉冶萍的＂一枝独秀＂之间的矛盾,是造成汉冶萍公司未能发展壮大的外部因素。内外双重因素之结合决定了汉冶萍公司经营的失败。     

张之洞与汉阳铁厂

<正>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封建官僚、洋务运动后期代表人物张之洞在湖北创办了一个大型的钢铁联合企业——汉阳铁厂。这是洋务运动时期一个举足轻重的企业。对这个大型企业的成败得失,当时就众说纷纭,以后更是评论不一。本文拟就汉阳铁厂的成立对中国钢铁工业近代化作用问题作一粗浅的探讨,这对正确看待汉阳铁厂、洋务运动及当今对外开放、搞活经济、引进外资等问题还是有意义的。     

官商纠葛:以1930年代广州市电力公司商办权争夺为中心

清末英商创办的广州市电力公司,历经外资、官商合办到商办的过程。1932年7月9日由于各种因素被广州市政府收归市营。政府的强制接管行为,引起海内外同业、商会、社团等的广泛反对与共同声讨,并支持电力公司收回商办权。此后数年,官商之间展开以争夺电力公司举办权的博弈。尽管南京国民政府下令将其发还商办,但是地方政府并未践行,电力公司命仍由官办。其背后涉及到民营公用事业的商办权的合法保障性问题,抑或是变动政局中如何维护正常的商业秩序,体现了中央与地方之间权利的博弈,官商之间的隔阂,从而凸显了双方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     

晚清商办铁路公司中官商关系的影响因素透析

晚清铁路商办公司所包含的官商之间的复杂关系是通过省界意识、地方实力派的把控程度、铁路外债政策一系列问题体现出来的,并存在着从趋同、互动到妥协的不同的表现形式,但从本质上而言对抗则是实质性内涵,妥协又一直相伴相随。商办铁路公司是政治动机与经济动机的结合物,体现强烈的地方主义色彩;无法实现的经济动机和政治权势的变化最终也使商办铁路公司退出民族主义的舞台。商办铁路公司所展现的官商关系本身并不存在从合作到对抗的单向演进历程,而始终处于游移状态。     

第六届全国洋务运动史学术讨论会在湖北宜昌举行

<正> 为了推动全国各地洋务运动史研究的深入发展、加强本学科领域学者间的学术交流,由《历史研究》编辑部、《近代史研究》编辑部、湖北大学、中南财经大学、长江水利委员会规划办公室、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葛洲坝水电学院、大冶铁矿和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共同发起主办的“第六届全国洋务运动史学术讨论会”,于1992年5月5日至11日在湖北省宜昌市     

荆门矿务总局停办原因简论

中国矿业最早采用西方技术的是台湾基隆煤矿,其次为湖北。湖北近代矿业是从一八七五年盛宣怀奉派筹设的官办湖北开采煤铁总局(以下简称鄂局)开始的。一八七九年五月下旬李鸿章决定结束鄂局,“招商试办”。六月,盛宣怀与李金镛着手招集商股,设立荆门矿务总局(亦称湖北矿务总局,以下简称荆局),八月十八日正式在产煤地当阳观音寺开局营业。荆局的性质,史料称之为“商办”,但我们研究其实际内容,可以看到,它不同于纯粹的商办,而是早期的一批宫督商办企业之一。     

从商办云南耀龙电灯公司的历史看旧中国民族资本的软弱性

商办云南耀龙电灯公司,是云南第一个使用西方先进技术的民族资本近代工业企业,也是我国最早的水电企业之一。它创议于1908年,成立于1910年,公司之石龙坝发电厂则于1912年4月建成发电开灯。这不但是昆明有电灯之起始,也是云南电气事业的开端。 公司解放前的历史,按所有制性质的变化情况,大体可分为:民族资本主义性质的“商办云南耀龙电灯公司”阶段(1910.1——1934.4);官僚资本与民族资本合营的“昆明市耀龙电气公司”阶段(1934.5——1938.5);官僚资本性质的“耀龙电力公司”阶段(1938.6     

中国近代和现代钢铁工业发展道路的得与失——汉阳铁厂和宝山钢铁总厂比较研究的启示

在我国近代和现代工业的发展进程中,创办了在各自时代都具有先进水平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即汉阳铁厂和宝山钢铁总厂。这里,我们试通过剖析这两个企业的创建过程,总结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经验,以资借鉴。     

中国近代企业用人制度的构建及其现代转型考察——以汉冶萍公司（1890-1938）为中心

用人制度是劳动管理制度的重要内容，关乎企业的发展和兴衰。汉冶萍公司用人制度的构建是中国近代企业制度现代化的典型案例，大致经历了萌芽、初步建立、逐渐发展及完善四个阶段。从现代化视角考察汉冶萍公司用人制度建设取得的成就，可见其体现出日益民主化、公开化、制度化、专业化及契约化、人性化等现代化的趋向，亦存在如体系性不强等诸多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