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分期的再思考

目前中国学界关于现当代文学的分期主要是一种"两分法",有这样两种观点,一种是传统的,主张以1949年为界将现当代文学分为两段;另一种是近年提出的,主张将新中国27年文学与新时期文学分开,而与现代文学并为一处.本文认为,现当代文学分期中最突出的问题是,新中国27年文学与前后两期的文学都有非常大的差别,它应当被切分出来作为独立的一段.因此中国现当代文学应当分为3段,即现代文学、新中国文学和新时期文学.     

“当代文学”的文学史意义——以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为中心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等新的文学史概念逐渐流行,学者多试图从整体上把握百年来中国文学的发展进程。与之相对,洪子诚则辨析“当代文学”这一旧有概念被构造与描述的过程,通过与“现代文学”的对照,关注40-50年代之交的文学转折,进而建立起独特的“当代文学”论述。这也为我们重新思考“现代文学”甚至“文学”的概念,思考文学与历史的复杂关联提供了新的视角。     

论文学史的分期

文学史研究的历史源远流长,文学史分期的自觉则是近现代以来才开始出现。自觉的文学史分期不能产生于中国传统的以直观性、经验性为主的思维方法的文学研究阶段,也不能产生于西方传统的以思辨性、抽象性为主的思维方法的文学研究阶段。文学史分期的自觉是以科学的历史观、文学史观进行文学史研究为重要标志的。本文考察了文学史撰写实践中有代表性的几种不同分期的依据,进而试图以文学活动的四要素为基础,提出社会史的发展、文学观念的变革、文体的流变是文学史分期参照的三个主要方面。     

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英译研究概述

在中国现当代作品对外译介史上,一些刊物或丛书,如<中国简报>、<活的中国>、<中国文学>、"熊猫丛书"以及翻译家如萧乾、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和以葛浩文为首的汉学家都做出了积极贡献.然而,相对于英译中的"拿来主义",中译英这一"送去主义"无论从质、从量、从影响力上均难望前者项背.如何更多更好地向国外译介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树立中国文学乃至当代中国的世界新形象,这是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一个重大课题.     

文学理论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是"学科互涉"关系。历史上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生和发展都与西方文学理论有密切的联系,文学理论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不仅仅是一种工具,而且是一种理论基础。从学科发展来看,文学理论特别是西方文学理论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格局、视野、范式和具体研究方法均有推动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包括文学批评在应用西方文学理论时的确出现了很多问题,但文学理论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价值本身不应该被否定。文学理论是理论家长期探索的结果,很多文学理论对于哲学、历史、文化、政治、心理学、社会学等问题都有着深刻的论述,吸收文学理论特别是西方文学理论的丰富资源以阐释日益复杂的文学现象已经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种内在要求,无视文学理论的现有资源而在学科内部"另起炉灶"、"闭门造车"研究理论问题是重复劳动和学术浪费,且会流于肤浅。     

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合法性质疑

由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同其他学科在学科自身内部一直存在着界限暧昧的问题,诸多富有价值的理论课题因此无法得以展开。特别是文学史写作实践中存在的重历史、轻文学现象,及其研究过程中固有的国家意识缺席,以及视觉中心主义思维范式,则从根柢上束缚和偏离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旨趣。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揭示,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合法性提出质疑。     

中国现当代文学课堂教学改革探析

中国现当代文学课堂教学面临很多问题,改革势在必行。本文针对多年教学实际,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国学热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在后革命时代和全球化的背景中,国学热的兴起已经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这意味着一直依赖于革命正义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受到了质疑,间接促成了它在大学的教学时数被普遍地压缩,学科对思想文化界的影响力明显地下降。应对之策,在于坚持五四文学革命的历史正当性,突出其作为新文学历史原点的意义,强化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的思想艺术观念的差异性。对革命的反思,不能成为取消革命历史事实的理由。新文学不是在古典文学的基础上,而是沿着五四文学革命所开辟的方向走上了与现代社会民生密切相关的创作道路,而晚清文学的创新及其价值则要通过五四新文学的成就才能得到充分的体现。国学热的压力促使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反思自身的存在理由,同时也获得了动力来拓展其研究思路和研究领域。     

中国现当代文学农民形象流变轨迹

本文分析研究比较探索中国现当代文学农民形象的流变轨迹。从“五四”新文学启蒙运动开始,以鲁迅为代表的一批作家最早描绘了中国农民的形象,从民族文化历史时代的高度对“农民意识”进行无情的揭露鞭挞。1942年后,由于片面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等原因,农民形象日渐衰退,丧失其生命力。进入新时期,大批中青年作家竞相涌出,用现代意识、现代哲理审观农民群体,塑造了一批较有内涵的农民形象,给人们以无尽的思索。     

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中的人文素质教育探讨

基于对大学生人文素质现状的分析,提出利用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的教学,有意识地对学生进行人格教育、素质教育,培养学生健康的心理和人格,使大学生能承受社会竞争的压力,以平常而积极的态度面对人生。     

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范式的回顾与考察

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大致形成了三种范式进化论范式、阶级论范式和现代性范式。以这三种文学史范式为参照,当前中国现代文学史范式认同仍然存在危机,面临种种新的文学史范式的挑战。在这个意义上,对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学写作范式的回顾与考察,将有助于本学科文学史范式的再生与重建。     

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观批判

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观经历了从进化论文学批评观下的多元化批评,到以现实主义模式独尊的阶级（政治）论文学批评观,再到以社会政治为主导的多元并存的文学批评观的曲折变化历程。这一具有开创性的理论化层次的文学批评道路,有着历史历程碑的重要意义。但这种严重倾斜到非文学的社会立场之上的文学批评观,在文学与社会的基本关系上是颠倒、错位的,导致了一系列批评观念的偏误,需进行严肃的辨析和批判。     

自恋情结与当前的中国文学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文学中的自恋已有所表现,且逐渐形成一种自恋情结。当下中国文学的自恋情结主要表现为身体自恋、精神自恋、自我迷恋与叙事自恋四种形态。这种新型自恋叙事伦理的产生,有其文化语境变迁、作家主体性嬗变等主客观因素。作为当下中国文学的重要现象,自恋情结给文学发展造成了明显的障碍和伤害,成为许多作家创作的瓶颈;作品独立性、思想性以及文化深度和崇高感在作家心目中日益坍塌,文学的想象空间愈加逼仄,文学面临着创造力匮乏的危机。自恋的膨胀还使文学丧失了真诚,虚伪和矫饰横行,带来了病态的叙述、语言和浮躁喧哗的文风,并进而造成了文学生态的混乱。可见,只有自觉调整自恋心态,才能有利于文学的健康发展,这既需要作家自身的调整与提升,又有赖于整个社会、文化、文学和制度生态的多元协调。     

中国现代文学史观的变迁

传统的文学史写作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遭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质疑。钱理群、陈思和、谢冕等人先后提出贯穿20世纪的整体文学史观,试图从时间维度上来推动重写贯穿百年的文学史。金克木和刘登翰则提出将文艺研究作“立体研究”,试图从空间上对文学史进行理论整合。在此基础上,朱德发提出“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学科理念与设想,它不仅从时间维度上将传统的中国近代、现代和当代文学贯穿成一个整体,而且在空间上将原先被排除在外的一些文学纳入文学史范畴．真正实现文学史写作从时间到空间的立体型整合,完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从史观到研究的结构性突破。     

论中国现代文学叙述中"边缘文学"的地位

“边缘学”特指被中国现代学主流意识排斥在外的旧体诗等旧体学和“官方”学。从史学的角度来看,中国现代学是多元共生的学,中国现代学的叙述也应该是多元共生的。“旧体诗”等旧体学、“官方”学等都是中国现代学中的一分子。在学的历史进程中,它们都曾以自身的存在和创作深刻地影响着当时的社会。对它们的“关注”,既是我们应有的史学品质,也是中国现代学叙述更客观、更准确、更本质的保证。     

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学:若干现象的扫描与评析

受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影响,在中国当代文学领域内出现了若干的文学现象:以"新生代"为代表的"欲望化叙事"、以"文学新人类"为代表的"身体化写作"、以"下半身诗派"为代表的"下半身写作"等,作者对其进行了全景式扫描,并对其固有的文学效应进行了评析。     

网络传媒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巨大影响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是网络文学,网络文学的形成得力于网络传媒。网络传媒诞生以来,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引发了一场＂新文化运动＂。这场新文化运动,使文学写作者队伍空前壮大,中国文学传统观念发生了历史性的改变,文学新品种也不断增加,促使中国当代文学迅速走向平民化、多元化的道路。     

当代文学的向内转与个人化写作

“向内转”与“个人化写作”是90年代文学发展引人注目的现象,两者有相似之处,在本质上的区别却是明显的。“向内转”体现了文学真正向自身本质特征回归的努力,对文学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使文学创作更具有主体性和个性。“个人化写作”与“内向化”有某种承续关系,但过于沉溺于现实世界的物欲感受之中,其负面阴影不可视而不见。     

中国现代文学的阐释链与“新传统”的生成

近百年来形成的现代文学传统,已经渗透到了当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当代文学/文化发展的规范性力量。而当前那些试图颠覆五四与新文学的挑战,也迫使人们重新思考现代文学传统的价值。必须重视对这个新传统的研究。新传统的形成过程可看作一个阐释变体链,不同历史阶段文学史家、批评家对新传统不断地遴选、过滤与塑造,这些阐释总是离不开时代的制约。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胡适等人和《大系》的工作,是在对旧传统的反对中建构新传统;40年代的理论家和文学史家在新传统的清理方面,更做了大量工作。他们借对新文学的评价建构起自己的文学史观,而这些理论和观念又被逐步筛选和流传下来,影响着人们对新文学的想象与评价。这几个重要段落清晰地呈现出现代文学的认识历程及其对新传统积淀生成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