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易刑"考辨

纪元前167年,西汉孝文帝将"断肢体"的劓刑和刖刑,"刻肌肤"的黥刑"易"之为劳役刑、笞刑和生命刑.关于这一事件,两千多年来争论一直未停止.本文就其中的焦点问题提出了自己意见,认为汉初内刑有三种,汉初存在宫刑;汉文帝并未废除宫刑.     

安徽英族的由来及南迁

<正> 安徽英族是西汉时英布的后裔。英布封于六(今安徽六安),为准南王。英是氏,本姓偃,英氏是偃姓的一个分支。据《史记·黥布列传》记载:“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索隐》说:“布本姓英。英,国名也,咎繇之后。”《国语》:“晋有英成僖子。”《通志·氏族略》说:“英,偃姓,皋陶之后,以国为氏。汉有英布,为九江王,望出晋陵。”又说:“六氏,偃姓,皋陶之后,文(公)五年楚灭之。今庐江故六城是也。子孙以国为氏。”可见英是皋陶之后,本姓偃,后来以国为氏,便称英氏了。又因为英布年少时以罪被黥,遂以黥氏。《通志·氏族略》说:“以凶德为氏,黥,偃姓,皋陶之后,淮南王英布,遂为黥氏。”《史记·索隐》说:“又《春秋传》六与蓼,咎繇之后,或封于英、六,盖英后改为蓼也。”宋邵思纂《姓解》:“英布,因黥     

黥刑散考

黥,古代五刑之一。其法是“先刻其面,以墨窒之”,即在面部或人体其它部位刺字或刻一个印记,用墨涂黑。作为一种侮辱性记号,故黥又异称为“墨”。 一、黥刑之历史嬗变 黥刑始于我国原始氏族公社逐渐解体,奴隶制国家逐渐形成过程之中,在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王朝,即有了所谓“夏刑三千条。”据东汉经学家郑玄的说法,这三千条乃五刑之数,即是“大辟二百,膑辟三百,宫辟五百,劓、墨各千,”商周时代,沿用五刑,这在古文献和甲骨文卜辞中有不少例证。《易·睽·六三》:“见舆曳,其牛掣,其人天且     

《酉阳杂俎》中的"黥"文化研究

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黥篇》以＂黥＂为篇名,集中、系统、大量地介绍了唐代社会中文身、文面及点面等内容。通过对＂黥＂篇中有关唐代文身习俗的记载进行系统的分类,不难看出唐代汉族文身（黥）作为一种原始艺术和民族文化,不仅体现了人类一种原始的审美观念和宗教意识,还是一种个体情感的宣泄方式,甚至黥面、黥体除了作为美饰和成人礼、民族尊严的象征外,也作为一种刑罚和妒妇对奴婢的一种惩罚手段。另外,从文身在中原汉族中的流行不难看出少数民族文化对汉文化的影响和唐文化的兼容并包。     

论古代肉刑存废之争

汉文帝废除肉刑而后世非议者多,究其原因有二:一是废除肉刑后,斩右趾者弃市,生刑入死刑,故被认为是徒有轻刑之名,而有重刑之实;二是在徒刑与死刑之间没有中间刑,导致刑制本身的不合理。新五刑的出现,流刑成了正式刑种,解决了刑制轻重不当的问题,恢复肉刑的声音也就日见微弱了。     

释"侯明、挞记"

<朱子语类>卷七十八<尚书一·舜典>:"‘扑作教刑',此一项学官之刑,犹今之学舍夏楚,如习射、习艺,‘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凡教人之事有不率者,则用此刑扑之,如侯明、挞记之类是也."     

从"道艺合一"到"道通为一"--庄子技术思想初探

在对待"道"和"艺"的关系上,庄子主张"道"艺"合一.他认为"道进于艺",或"道在于艺"."技进乎道"是庄子思想的灵魂.同时庄子提出"道通为一"的思想为达其目标必经分解同合之途.其一,"以道观分",庄子的意思是,"分"与"成"是同一过程,不是"分"之外另有"成",也不是"成"之外另有"分",而只不过从一方面看是"分",从另一方面看是"成"."成"与"毁"亦然.庄子有关"分"、"成"、"毁"的论述是对中国古代工程技术设计思想的总结.其二,"不同同之",庄子的意思是以道观人察物,万物虽种类不同,形态万殊,但其根本之道是同一的."合异以为同,散同以为异",就是要打破时间和空间的差异,将不同的时间和空间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以达到创新的目的."道通为一"是将个体的"分"与整体的"合"有机地结合起来,达到有分有合的境界,这是庄子技术思想的基础.     

论黥布之悲剧

黥布的悲剧有两重性.一是他唯利是图、"为身不顾后”[1](P2605)的性格悲剧.项羽、韩信、黥布分别代表了三种不同的战将类型.二是他从战场上的英雄到身为世大的悲剧命运.黥布的悲剧命运固然有其主观方面的原因,而根本原因是汉初政权稳固之后刘邦开始剪锄功臣,铲灭异姓王而分封同姓王,因此黥布的悲剧命运有其必然性.     

合生琐考

合生是唐宋时期影响较大的一种文艺形式.笔者详细考查了合生与机警、杂嘲、题目、商谜的关联.唐人所说的“机警”,其义即指物题诗之机敏,与宋人所说“指物题咏,应命辄成”的合生,正相一致.窃以为“机警”即是合生之别称.合生与杂嘲,主要内容都是指物成诗,且都以“言词捷给”为上,并无实质界限,故往往并称.“杂嘲”之得名,乃因其内容上的嘲戏性质;“合生”则本于此活动之“应命题咏”的方式.题目,是人物品题,故又称“题目人”;有诗之“题目”,称为“唱题目”,乃以诗歌为“题目人”之方式.因其舍有丑化嘲笑之意,故其实质仍是杂嘲.以诗为形式的商谜叫诗谜,诗是谜面,物是谜底,据诗猜物,而合生则相反,是指物赋诗,故合生与商谜可相互为用.要之,五者相通,交相为用,皆以冲口辄成、恰如其分者为可贵.     

简论我国少数民族与中国古代法制的发展

一、上古苗族法制一斑 我国古代很早就有了肉刑。这肉刑发明的时间虽难断定,但却可以肯定首创者是苗族.目前,这个观点很流行,并且已经写进了《中国法制史》的统编教材。他们的根据是《尚书·吕刑》中的一段话。即: “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 这个根据,粗看似乎很可靠。第一,在《尚书》各篇中,《吕刑》真伪之争最少,学术界大多承认它是比较可靠的史料;第二,“五虐之刑”就是劓,刵、椓、黥、大辟这五     

从"美的理想"、"技巧中的自然"到"美的规律"--也谈马克思对德国古典美学的继承与革新

马克思审美理论的主要来源是德国古典美学,其中康德和席勒最为重要.关于美,康德提出了"美的理想"说,认为理想的美是合主观规律(审美的规范观念)与合他律目的(理性观念即道德)的统一;席勒的观点正好相反,他认为美是"技巧中的自然",即美的对象是合客观规律(技巧或技艺性)与合自律目的(自然或称本性)的统一.二者的观点都良莠互现,马克思汲取了前二者理论的有价值部分,认为美是合种的尺度(客观规律)与合内在的尺度(自律与他律目的)的统一.这样,马克思就科学地解决了德国古典美学所遗留下来的"审美与自由"之历史谜题.     

"宽严相济":和谐社会语境下职务犯罪立法的定位与选择

在打击职务犯罪过程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我国现行的职务犯罪立法存在着贪污罪构成标准过高、渎职罪成立条件过严、贿赂罪法网设置过松及死刑作用之夸大、资格刑功能之错位、罚金刑地位之缺失等宽严失调的现象,故必须从立法降低贪污罪的构成标准、放宽渎职罪的成立条件、严密贿赂罪的法网设置及废止死刑、改造资格刑、增设罚金刑等.     

"刑期于无刑"思想与和谐社会刑事政策的构建

"刑期于无刑"的思想源于三代,后来被历朝历代奉为最重要的刑事策略,成为始终指导着中国古代法制发展的最基本刑事政策.对"无刑"的追求,法家主张"以刑去刑",而儒家则主张"以德去刑"."以刑去刑"的政策最终导致重刑主义,而"以德去刑"的政策却具有轻刑的趋势.历史证明,"以刑去刑"的政策实施的社会效果并不理想,后被"以德去刑"的政策所取代.我国当前的刑事政策有重蹈"以刑去刑"政策覆辙的危险.构建和谐社会的刑事政策,应当吸取和借鉴"刑期于无刑"刑事政策化进程中的教训和经验.     

论自由刑中的"自由"及其演化

自由刑中应然的自由是犯罪人为实现其自身需要不受他人阻碍地进行选择性行为的状态.由于社会的发展,自由刑被纯粹化,自由刑中的"自由"经过不断的分化最终限定为狭隘的人身自由,即为满足正常生活和交往的需要而按自己的意志所进行的选择性的活动.由于人类自由的相对性和各国现代化水平的不同,自由刑中的"自由"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中发展趋势是不同的.     

论《庄子》的"道"与"技"

庄子之"道"重在对人生理想境界的追求.然而,"道"又难以言说.故庄子以"技"论"道",用通俗易懂的故事来使人更易悟"道".庄子本无心于艺术,可是这些故事却对后世的文艺创作与艺术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是在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中追求"虚静"的审美心胸.二是在写作方法和创作技巧上强调天人、合道艺,以实现"人艺"与"天工"的自然融会.     

钟嵘《诗品》"杜明师"其人考

《诗品·上》评谢灵运条的“杜明师”,中外学人有多种说法。有以为是姓杜名字叔恭者,有以为是姓杜名炅字子恭者,有以为是姓杜名昊字不恭者,有以为是姓杜名炯者,有以为是姓杜字恭者,有以为是姓杜名明而被尊为宗师者。真是异说纷纭,让人莫衷一是。其实,杜、杜炅、杜炯、杜叔恭、杜子恭、杜恭皆是杜明师的名和字;杜昊字不恭是误作;本名和字号及生平事迹当依宋人所编《云笈七签》的《杜传》作“杜字叔恭”云云。作杜炅、杜炯和只作杜子恭、杜恭,是有关作者为避唐高祖之父李?名讳而改者。     

"诗言志"与"功成作乐"

诗是周代乐制中乐的表现形态,属于乐的范畴,故所谓先秦诗论都是乐论."诗言志"原本是西周礼乐理论形态中乐论的一个命题,是"功成作乐"的乐学观在"论乐及诗"时的不同表述."功成作乐"表现的是乐以功德为价值取向,"乐以道志"即乐以功德为表现内涵."诗言志"即"乐以道志",与"功成作乐"的核心内涵一致.作乐以功德为基础,故诗也以歌功颂德为价值取向,这一价值取向决定着诗只能言"志".言"志"于主体来说,表现为美、刺两个方面,即对功德的歌颂和对违德的讽刺,以保证和维护功德的实现.孔子的诗论,包括他的"兴观群怨"说,孟子"王者迹息而诗亡",还有<毛诗序>亦都是从"功成作乐"的理论发展而来的.     

姓氏谈

中国姓氏,是标志家族系统的称号.家族是以婚姻血缘关系结成的社会单位.我国古代社会,姓与氏最初是分开的.《通志·氏族序略》”三代之前姓氏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妇人称姓.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践者有名无氏……姓所以别婚姻、故有同姓、异姓、庶姓之别;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     

《道德经》中的"大"

枟道德经枠言"大",除有"四大"之论,更主张以"大"名"道",可见其非同一般的重要性. 但为老子所重视的"大",并不是日常的程度比较之"大",而是指"容"或"有容乃大". 是故,以"大"名"道"就不仅意谓"道"之崇高伟大,更意谓包容性是"道"的基本特征. 它包括三个层次:大道以潜藏万物的一切可能而称"大";大道以总揽万物的一切生成而称"大";大道以保全万物的一切价值而称"大". 第三层次最为核心,也是"域中四大"的"大"之所在. "四大"之"大"表现为价值上的包容,又被老子界定为"公". 这既是指不以外力干涉具体存在者的发展,也是指存在者因自身之故堕落时能有所补救. 总的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保全"万物之自然".     

"家""国"之间──"民之父母"说的社会基础与思想渊源

"为民父母"是儒家政治哲学的理论基础."家国天下"的观念在孟子的时代已经非常流行,文章以为其社会基础在于古代社会"家"、"国"功能的一体化,而<诗经>、<尚书>等早期经典则明确记录并十分推崇此种观念.儒家所主张的"家""国"一体的理想状态,乃是<诗经>中的"民之父母",以及<尚书>等典籍中的"作民父母"者所能达到的水准.在仔细研读古代文献的基础上,文章讨论了"民之父母"这一思想和古代社会机构、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经典之间对于这一思想的共同重视.文章亦对现代学者一些有代表性的看法作了分析和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