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以意逆志”说《诗》方法之辨正

本文对诸多文章中所提出的观点:一是孟子并未实践其“以意逆志”的说《诗》方法;二是孟子提出“以意逆志”说《诗》方法是对“断章取义”用《诗》方法的否定,分别给以辨正。并简要分析了孟子“以意逆志”说《诗》方法的得失。     

以意逆志诗学理论的意义生成

孟子以意逆志说《诗》之法不仅影响后世《诗经》的接受,而且不断扩展其方法适用领域。以意逆志诗学理论形成中国诠释思想传统,成为现代学术背景中中国诠释学建构资源。     

中国阅读理论的祖碑——“以意逆志”辨

本文论述了孟子“以意逆志”的由来及其正确理解,论证了“意”是阅读的主体意识,“志”是阅读的根本目的,“逆”是阅读的理解途径。孟子的“以意逆志”论为我国阅读理论的建树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     

“以意逆志”新探：作为诠释事件的“咸丘蒙问《北山》”

“以意逆志”，是孟子针对咸丘蒙曲解《北山》诗义的错误所提出的说诗方法。因为自身的儒家立场，咸丘蒙从《北山》一诗中获得了“文本义”“语境义”与“预期义”三重意义，这三重意义彼此矛盾，导致咸丘蒙对《北山》做出“断章取义”的理解。“以意逆志”具有“排他性”和“唯一性”的特点，而《北山》又因其独特的文本结构呈现出多种可被解读的向度，孟子的解读只是其中的一种。“以意逆志”的“意”与“志”是儒家学说中“仁义”的体现，具有“心所同然”与“不忍之心”两个心理学前提。孟子“以意逆志”的说诗方法，具体表现为用伦理情感延伸出的亲亲之爱置换文本中表现出的怨愤之情。     

孟子诗学述论

孟子所处的战国时期,卿大夫们赋诗言志的风气已经消歇,更加注重对《诗经》意义的探讨。孟子为了宣扬他心目中的王道和儒家思想,不仅强调《诗经》的历史价值和政治作用,并且提出了“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等诗学理论,对后人理解文学作品具有很大的启发作用。在游说诸侯的过程中,孟子以《诗》证史,为自己的仁政学说提供让人信服的依据,《诗经》在孟子的手中成为了证成已说的权威文献根据。     

以意逆志说《诗》与诗教传统

从时代语境与知识谱系来看，文化背景的变化、孔圣身份的认同与儒学主题的坚守，使得孟子提出以意逆志说《诗》。孟子以意逆志之学总结孔门《诗》学经验、解决《诗》学现实问题，实现了儒家诗教传统的继承与开拓。     

孟子“以意逆志”、“知人论世”辨析

孟子“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理论,今人多评为“切合实际的”、“正确的”文学“批评方法”、研究评论作品的“创造性见解”。少数学者虽有异议,但似乎并未引起什么反响。无可否认,“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理论,确曾对中国《诗经》学史和古典文论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唯其如此,评价就更应审慎和恰如共分。我认为,上述评价不无拔高之嫌,原国在于对“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理论内涵的理解,与孟子本意有所偏颇。现提出就正干专家和读者。     

论孟子引发的文学批评命题

孟子所提出的“养气知言”、“论世知人”和“以意逆志”等三大命题,本是先秦的儒学理论,后来成为中国文学批评的基本命题。本文对如何理解这三大命题,提出一些新的看法。     

解书不通,只要解心:王阳明的心学解经学

王阳明的“心学解经学”奠基于他的“心即理”的哲学观,以及六经乃“吾心之记籍”的经学观,其解经学反对像朱子那样在解释“文义”上用功,而代之以在“心体”上体当,认为凡“解书不通”“只要解心”。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经典可以随心所欲地被重新解释,毋宁说王阳明的解经学旨在“求是”,他用“求是非”的内在理解标准来代替曾经十分流行的“论异同”的外在标准。“吾心”乃是非判断之终极根源,循此,自然就有了不以圣贤之是非为是非的解经学观点。历史地看,王阳明的心学解经学不仅受到孟子“以意逆志”的影响,而且深受庄、禅“言意”“言道”之辨的熏染。以今观之,王阳明解经学的一些观点也蕴含了戴维森等人所谓“善意原则”和“人性原则”。     

孟子《诗》论及其美学价值

孟子用《诗》多为引诗证己,即借《诗》来说理论事,但孟子却不再把《诗经》奉为圭臬,而是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变通的说法;孟子《诗》论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说,另一有价值的命题,就是孟子提出了关于“怨”的定义。     

方回的诗统论

方回建构了以一祖三宗为主干、上溯《诗经》风雅传统并与汉魏晋南北朝相接的诗统论,并从其所建构的道统论中汲取了建构诗统论的方法。它的哲学基础是文以载道,特点是融创作论、批评论与作家论于一体,注重文学史内部发展的规律,诗学批评的标准是诗格论。     

论勃朗宁诗歌的爱情理念

作为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最著名的诗人之一,勃朗宁的诗歌题材广泛,理念新颖,在维多利亚诗坛独树一帜,其重要的诗歌主题便是男女爱情。勃朗宁认为,爱情至善至美,因而是人类存在的最高形式,但他同时认为,爱情绝不可能脱离生活现实而存在于虚幻或真空之中。换言之,世上绝没有超现实的、完美无缺的爱情。再者,男女双方具有独立的个性、思想和诉求,无论怎样心心相印,情投意合,都不可能超越生活的制约,抛弃一切去追求不切实际的所谓“完美爱情”。勃朗宁的爱情不完美论是对传统爱情理念的挑战。     

晚明山东文坛宗尚

万历后的晚明诗坛上,山东作家人才辈出、引人注目。其总体取向是导源历下诗风,倡导浑厚雅正。万历前期,以公鼐、冯琦、于慎行、邢侗等人为代表,反对模古剿袭,弘扬“齐风”,倡言革新;万历后期,王象春、公、李若讷等人主张重开诗界,抒写忧时愤世之情。崇祯间,赵士、宋玟、丁耀亢、赵进美、姜垓等人在齐鲁与复社遥相呼应,主张诗风宏大雅重,祈冀以文学起衰振敝。     

论戴震治《诗》中的求是与求古 ——兼论吴皖学派分帜问题

就戴震治《诗》对以信古与求是作为标准划分学派这一问题作一爬梳。戴震 在治《诗》时不仅求是,而且求古;不仅信古,而且泥古。其求古为了求是,舍古无以为是 。而吴皖之分不妥的原因就在于其抹杀了是与古的联系,掩盖了学术发展的历史轨迹,做出 了名不副实的学术分野。     

艾青30年代诗歌语言嬗变论

艾青30年代诗歌语言经历了从欧化到口语的嬗变。初期诗歌语言以欧化见长,具体表现为诗句修饰成分的复杂化和语法的完整性。30年代中期以后,诗人则有意识地以简洁、单纯、朴素的口语部分地替代欧化语言,表现出口语化的倾向,这是延安时期艾青诗风转换的前兆。     

洪州禅与大历江南诗人的诗歌创作

由于洪州禅的影响,唐代皎然等大历江南诗人的诗风与王孟诗派渐行渐远,他们注重作者的主观感受,形成"万象由心出"的风格,体现了向元和诗风的转变。     

飞扬与静观——闻一多与废名的新诗批评比较

闻一多与废名都是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诗人、学者、作家兼诗评家。闻一多直接参与了五四时期的诗歌创作和评论,持续到1940年代;1930年代的废名身为北大教师,选择了十余位现代诗人作为讲课内容,鉴赏新诗,提出新诗批评标准。在中国现代诗歌批评史上,二人都有其独特贡献。对比二人评诗观念、标准、风范及在文学史上的影响等,可探究他们诗歌批评的价值,以及对中国现代诗歌批评的推进作用。     

六朝赋的诗化

六朝时期诗与赋的发展状况处于"一种过渡折中状态"。为了适应新的文化环境,六朝赋家不断地改进作赋的方法,使得赋作逐渐具有了诗化的倾向。这主要表现在:赋作之抒情化,赋作形式之诗化以及赋作修辞格选用之诗化。这使得赋体克服了自身的结构性危机,恢复了生命力,使得其在新的文化环境下得以复兴。     

十七年乡村电影的乡村情结及其成因

十七年乡村电影在展示乡村生活和农民形象时,表现出热爱乡村,由城市回归乡村以及乡村是乐园等形态趣向兼容杂陈的乡村情结。此乡村情结主要源于当时主导话语认同的构筑与创作者田园理想的诗意想像,前者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乡村真实,后者寄寓了创作者在现实世界找寻和想望人生诗意的憧憬和追求。     

新时期以来赵执信研究述评

赵执信是清初山左诗人群体中具有传奇色彩的一位。其诗文、诗学理论、诗余乃至书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新时期以来，赵执信研究在学界的努力下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具体有赵执信概论性研究、赵执信诗文及诗歌理论研究、赵执信与王渔洋关系及其交游行迹研究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