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流散文学的流散性

犹太流散文学的流散性是指文学作品中表现出的犹太人被迫或主动的迁徙主题,和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种族与文化的跨界、交汇、认同、冲突、变化、调整、适应、对抗、稳定与失衡等流散文化形态,带有既离散又聚合、既内在又外在于犹太文化与宿国文化的双栖或多栖性特点。具体表现为:坚忍的民族性;不可避免的变异性、混杂性、融合性;双向排异性、依附性;同化与反同化的矛盾性、两难性、失根性等。有关这些流散性特征的讨论,对全球流散时代不同国家、民族处理和调整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参考作用。     

蹙眉打量残缺的人生——以流散文学的视角解读张爱玲《同学少年都不贱》

以流散文学的视角视之,张爱玲小说《同学少年都不贱》具有明显的流散文学特质。身处异国他乡的张爱玲,一如既往地蹙眉打量残缺人生,她以故人旧事为题材,把回忆和虚构组织进了作品,表现了人们面对富贵尊荣时摆脱身份危机、重建自尊的强烈诉求,其叙述的字里行间透露出作为“流散文学”作家文化认同、身份建构方面的深刻矛盾。     

全球化背景下加勒比流散文学研究

从加勒比地区走出的一大批我们耳熟能详的作家,由于加勒比地区地理上的差异、文化上的混杂以及在欧美文坛的多重背景,他们的作品为研究流散文学变迁提供了绝佳角度,反映了当今世界流散文学的最新动向。     

流散文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综述

人类文明史与人类流散史息息相关。流散文学的创作古已有之,记录了与人类流散相伴而生的政治文化、信仰与伦理道德观的散播、冲突与融合。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流散文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将流散文学研究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相结合,旨在确立流散文学研究的中国立场,探究流散文学中人类流散的文化所指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与伦理内涵,探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流散文学中的表征、内涵演变及其发展趋势,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流散文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的科学体系。     

张爱玲小说中的市民日常生活视野

在旧市民小说和新文学两个文学传统影响下,张爱玲自觉地选择俗人的日常生活为叙述对象,并普泛化为一种具有恒定、持久特点的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存在模式。在动荡的社会背景下,张爱玲用新传奇的叙事方式为普通人寻找出属于自己的立足之地以求得现世安稳。凭借这种日常生活视野,张爱玲将个人的生存和日常生活从底子上升为了叙述对象,以此观察现代生活和战争的两个场域,从而在尚未完成的现代这个具体的历史层次中,提供想象中国的新的可能性。     

张爱玲的创作属“女性主义文学”吗？

张爱玲本质上不属于“女性主义”作家。她以女人的细腻和敏感描写世界,更是以女人对女人的刻毒来写女人。她笔下的女人只会使人替她们感到悲哀,却无法让人喜欢她们。她笔下女性命运的悲惨,虽然也有男人、社会、礼教的因素,但更多的是自己虚荣、自私、小心眼儿、软弱、嫉妒、自制力差、庸俗势利等劣性造成的。她的作品全没有“女性意识”的因子,更没有把“女性解放”之类的“女性意识”作为作品的主旨。     

张爱玲与香港

没有上海就没有张爱玲,同样,没有香港也就没有张爱玲。张爱玲居留香港的时间虽然总共不过六、七年,但对她的人生和创作却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和地理阻隔,张爱玲在香港生活的岁月不太为内地朋友所知,有关张爱玲的一些传记亦是语焉不详。特整理在撰写《香港小说史》过程中搜集到的有关材料,以供业内朋友参考。     

张爱玲与香港

没有上海就没有张爱玲,同样,没有香港也就没有张爱玲。张爱玲居留香港的时间虽然总共不过六、七年,但对她的人生和创作却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和地理阻隔,张爱玲在香港生活的岁月不太为内地朋友所知,有关张爱玲的一些传记亦是语焉不详。特整理在撰写《香港小说史》过程中搜集到的有关材料,以供业内朋友参考。     

都市女性欲望的透视——张爱玲“香港传奇”与施叔青“香港故事”比较

张爱玲与施叔青分别在20世纪40年代与80年代创作了多篇以香港为题材的小说。她们以独特的女性视角指出了都市女性苍凉的生存困境，并揭示了女性原始而又恒久存在的“原罪意识”。在物欲和情欲的支配下，张爱玲笔下的女性成为男性的附庸，无法活出自我，逐渐沉沦下去。而施叔青小说中的女性虽然曾一度沦为物质的俘虏，但大多能走出来自省，从欲望中觉醒，获得新生。     

南亚裔流散作家“9·11文学”的政治书写

“9·11事件”后,文学成为南亚裔流散作家争取国际话语权的有效场域,相关题材的文学创作在保有文学价值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意蕴。在文明冲突的大背景下,南亚裔流散作家必须跳出政治语境对文学话语的桎梏,在历史叙事的真实性与文学创作的虚构性之间寻找平衡;同时,弱化政治话语对人物情境的预设,从形象塑造的细节处入手,丰富人物个性化与群相特征,避免人物脸谱化倾向;此外,拉开与美国作家创伤叙事的距离,立足于流散作家的双重身份,论证创伤过程反向发生的可能性与路径。     

张爱玲是“才女”吗

以“才女”命名张爱玲,易将对张爱玲的定位引入误区。张爱玲与传统意义上“才女”迥然有别。将张爱玲纳入“才女”之列,等于湮没了张的思想独特性,她不是一个仅凭才情和禀赋从事写作的“才女”,而是具有强烈自觉意识和现代感的自由作家,这与传统意义上的“才女”不同,更与性别无关,却与人格的完整独立和思想的健康深刻有关。以“才女”命名张爱玲,一方面是文学研究中炒作作家经历身世恶习的结果,另一方面反映了研究者对张爱玲认识的肤浅,同时,亦折射出读者尤其是“张迷”们迷张的盲目性。     

张爱玲研究的“关键词”——张爱玲研究回顾

张爱玲研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显学”,其众多的研究成果大致可用女性·情欲、婚恋·亲情、市民·家庭、上海·香港、乱世·苍凉、悲剧·生命、红楼·基督、镜子·月亮、通俗·现代等,九组“关键词”予以梳理和归类,由此,更加清楚地观照张爱玲研究中的成绩与不足。     

对张爱玲研究史料的两点疑问

对张爱玲第一部短篇小说集《传奇》中《倾城之恋》和《琉璃瓦》这两篇小说篇末所标注的写作时间以及张爱玲与胡兰成的结婚时间提出质疑。通过对相关史料研究,认为《倾城之恋》、《琉璃瓦》篇末所注并不是文章实际写作时间,以及张爱玲与胡兰成的结婚时间并不是学界所通认的1944年,而是1945年。     

张爱玲自译作品分析

自译是张爱玲翻译生涯中很重要也是很有特色的一部分,本文通过研究张爱玲的几篇自译作品来分析她的自译特色和风格。     

张爱玲：个人主义的写作立场

张爱玲与许多"主义"都保有距离,她始终坚持了个人主义的写作立场,而特殊的家庭背景、身处的独特的地缘环境(上海-香港)以及所接受的主要教育是形成其个人主义思想的主要成因。     

张爱玲作品的命名风格

张爱玲作品的命名风格主要有四点:色彩和字眼的华丽、字词和意境的苍凉、运用双关辞格、沿袭传统文化的一些成分。     

一对素未谋面的文坛“姐妹”——阐释和对话中的玛·杜拉与张爱玲

玛·杜拉和张爱玲都以极大的勇气透视了人类处境的真实状况 ,揭示了人在欲望深渊中的困惑和苦恼 ,对生命与生活的紧张关系 ,各自从自己的文化传统给予了可贵的关注。但遗憾的是 ,她们二人更多的是匠气 ,而缺少大师级的严肃、真诚的思考     

论张爱玲小说的心理描写及文学史意义

张爱玲小说的心理描写特点在于：既通过传统手段表现人物的心理，又通过现代手法揭示人物的无意识；既纵向表现人物的心理流程，又通过参差对照的手法横向表现人物的心理变化；既描绘人物的种种变态心理，又刻画人物的性格分裂。其文学史意义在于：丰富了表现人物心理的手法．揭示了人性之恶和人的生存困境，透视出传统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人所背负的沉重精神负荷。     

言情与世情:张爱玲与中国传统人情小说在精神上的内在联系

张爱玲的小说在精神上深受中国传统人情小说中的“世情”传统与“言情”传统的影响。她的小说与世情小说的契合之处在于共通的对于世态人情的兴趣,同时,由于对末世的绝望和对人性的悲观,它们都得出了世情虚无的结论。张爱玲小说中的言情经历了“怀疑———肯定———彻底幻灭”三个阶段,在赋予“情”以正面意义时,它企图依靠言情以超越、抵抗世情的虚无,这与言情传统相当契合,但由于“情”的力量极为脆弱,言情最终被世情吞没,从而使得她的小说最终走向对“情”的彻底幻灭。     

消费主义文化语境中的张爱玲现象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张爱玲热”,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学术研究和文学欣赏的通常情形,成为了一场较大规模且持续不断的以张爱玲为品牌为文化符号的消费活动。创作名家变成了文化明星,文学名作变成了市场精品,欣赏张爱玲变成了消费张爱玲。过渡“消费”张爱玲的结果,是张爱玲被平面化、庸俗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