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之"道"的现象学诠释

本文认为,要把握<老子>"道"的实质,必先理解<老子>提出其"道"的方法和原则.<老子>提出其"道"的方法就是比参法.通过这一方法,不仅认识了存在者的存在状态,也认识了存在者之存在的存在本质,这就是<老子>那个"寂兮寥兮"的"道".     

论《老子》《庄子》中"自然无为"观点的差异

"自然无为"是道家的基本思想,<老子>与<庄子>中虽都讲"自然无为",但却在大体一致之中表现出了差异,分析这种差异,有助于我们更精确地把握道家"自然无为"这一思想,也更能体会<老子>、<庄子>的思想特色,以及从<老子>到<庄子>的思想演变.     

"老子术"产生的历史背景

<老子>称<道德经>.它并非为平民百姓而设,而是为国君、最高层设计的道德经.春秋后期,军事哲学首先发生了巨大变革,而孔子在政治上仍想走周公的老路.<老子>开始了政治哲学的变革.法家、道法家完成了这场变革.     

早期天师道的神学化"道论"

天师道是道教的早期形式,天师道的产生标志着道教的出现,道教是中国文化的根柢,其出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原始的巫术、鬼神祭祀,神仙长生、阴阳五行、老子的"道"等被吸收进<太平经>、<老子想尔注>,进而形成早期的宗教理论.     

也谈郭店竹简《老子》与老子公案--与郭沂先生商榷

郭店竹简<老子>整理公诸于世后,郭沂先生发表了几篇重要论文,认为竹简<老子>的作者是老聃,今本<老子>作者是太史儋.其立论的逻辑思路是简本<老子>未曾被盗是足本→简本<老子>与今本<老子>在理论上有根本差别→简本<老子>与今本<老子>作者不是一人.本文针对郭沂先生的观点,提出了完全相反的看法简本<老子>可能被盗→简本<老子>是节选本→简本<老子>与今本<老子>的理论没有根本差别→简本、今本的作者都是老聃.     

殷周"地-母"崇拜与原始本体观

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的主流范式,是以周<易>为代表的阴、阳二元架构,但在周<易>体系成型之前的殷代宗教及殷、周族源神话中,"地-母"不仅因二者在生生繁衍上的同态意义而受到初民社会的崇拜,而且其中还蕴含了一种朴素的一元本体论观念.这一点又与历史文献所传周<易>体系之前的殷代<归藏>之"易"颇多偶合.     

试论先秦道家"无为"思想的历史发展--从关于郭店楚简的一个争论谈起

<老子>的帛书本、郭店楚简本与传世本关于"无为而无不为"的记载有歧异处.专家或认为老子从未讲过此语,而只讲"无为而无以为";或认为此语正是老子思想的表达.本文认为老子道论中的"无为"观念确曾导致"无以为"的结论,但随着老子学派思想的发展,清静无为的思想逐渐转变为"无为而无不为"的积极进取的观念."无以为"和"无不为"的说法并存于<老子>书中恰是它存在着不同发展阶段的一个说明.专家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看法揭示了老子思想不同发展阶段的"无为"观.在战国秦汉之际社会大变动的形势下,道家"无为"理论的重大变化,适应了社会形势发展的需要.这个变化从一个方面反映了道家理论活力之所在.     

"郑声淫"考论

有关"郑声淫"的传统解释,多不离<诗经·郑风>,或认为"郑声"则<郑风>,或认为"郑声"乃<郑风>之音乐.前者与"思无邪"及<诗>之为经相抵牾,后者乐淫而诗不淫的观点有违"诗乐一致"的原则.事实上,"郑声"是产生于<诗经>之后的一种"新声",与<郑风>无关.<郑风>与"郑声"虽然都不脱郑俗的影响,但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前者虽难掩其浪漫与野性,但却自然、纯净,符合孔子时代的"无邪"标准;后者则以满足声色享受为目的而有涉于淫,故孔子称前者为"无邪",而斥后者以"淫".     

楚辞还须楚语解--《天问》篇"帝何竺之"破译

<楚辞·天问>中的"帝何竺之"是解读作品的难点之一,从古到今一直未能得到合理的解释.竺字的含义与毒字相同,它们在先秦楚文学作品<老子>、<庄子>和<天问>中分别出现,并且具有一以贯之的意义,指的都是相通、通达.<天问>中的"帝何竺之",反映的是古代天人相通、人神感应观念.毒、竺是先秦通用的楚语,保留了它的原始含义.     

《老子·六十四章》"本为两章"吗

今本<老子>第六十四章之文义具有毋容置疑的"联贯"性,其内容不可分割,故当原即独立的一章.不应以见于该章的内容于楚简<老子>中分作两处为据,将该章分为"上下两段",甚而认定其本为"主题不同"的"两章".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启蒙”与“救亡”

"救亡"和"启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观点至今仍然被沿袭使用,对中国近现代思想以及文学研究都有很深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从"个人"到"人民"——《新青年》视像的演变

本文从封面、插图的角度考察<新青年>杂志"人"的视像的演变.文章认为,<新青年>杂志早期注重个人视像的建构,后期倾向于以底层阶级或革命阶级为代表的人民视像的营造.视像话语变化与文化思潮演变密切相关.     

从“主义”到“问题”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梦境"与"鬼气"--龚自珍、鲁迅梦意象比较研究

龚自珍和鲁迅一生都与"梦"结下不解之缘.龚自珍的"梦"是忧患的宣泄,理想的升腾,往事的感怀,做的大凡是美梦、好梦、奇梦,体现出绚丽浪漫的色彩;鲁迅的"梦"则远远溢出"梦"之常态,成为内心黑暗影子的暗示和强化,做的大凡是苦梦、噩梦、毒梦,播撒出阴森愁惨的"鬼气".这种明显的差异,表现出两位先觉者各自不同的心理个性和时代的哲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