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社会对近代学前教育思想的主动接纳

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对海外近代学前教育思想的内引表示了普遍的欢迎态度。其中,政府与相关社团、学者成为接纳近代学前教育思想进入中国的主动者。抗战时期,近代学前教育思想中的保育、公育思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实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近代学前教育思想在民国社会有了相当的基础,但近代学前教育事业在民国社会的发展并不令人满意,受到时人的抨击。     

民初山西兴县的乡村店铺

乡村店铺不仅是城乡社会经济、文化生活多元化交流的窗口,也是近代乡村经济运行的基本载体,反映着近代乡村发展趋向,在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中占有基础地位。民初山西兴县乡村店铺门类众多,甚为繁荣,且具有地方特色。文章通过对民初兴县乡村店铺的空间分布和类型、管理和经营等方面的初步探讨,认识乡村店铺在当时发挥的社会功能,并分析此时期制约乡村店铺发展的原因,进而为当代山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一些启示。     

河北省农村学前教育发展:模式、经验与启示

普及农村学前教育是当前中国基础教育事业改革和发展的战略目标之一.河北省在普及农村学前三年教育,加快农村学前教育发展,促进教育公平等方面探索出了一条行之有效的发展之路.本文从坚持农村学前教育公益性原则、推进县域“普三”进程举措、实行“三为主”发展模式、构建具有乡村幼教特色的教学模式等方面阐述了河北省在发展农村学前教育的经验和做法,并从四个方面论述了河北省农村学前教育发展带给我们的启示.     

近代学前教育制度化理念在民国社会的兴起与反映

近代学前教育制度化理念在民国时期开始兴起,主要体现在对学前教育共同价值观念的确立与对学前教育事业的规范化;学前教育师资培训机构的具体制度建构;学前教育实行机构的组织制度化及课程设计制度等方面,为民国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程度上的制度保障.     

现代化进程与近代中国的乡村危机述略

伴随着中国近代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发展进程,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乡村社会面临着急剧衰退的危机.与传统时代的乡村危机相比,近代中国的乡村危机呈现出更为复杂的面相和时代特征,探讨近代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与乡村危机的内在关联,可为当代三农问题的解决以及现代化建设提供历史鉴借.     

近代华北庙会与乡村民众的社会交往——以山西平鲁大河堡村为中心的考察

庙会作为传统中国民间社会的物质文化产物,与草根社会民众的信仰、娱乐、贸易、交往息息相关,是能全面反映草根社会方方面面的“活化石”。文章以近代山西平鲁大河堡村的关帝庙会为个案研究,通过对庙会这一公共空间中乡村民众社会交往的考察,透析近代华北庙会与乡村民众社会生活的互动关系。     

乡村治理视域下的近代华北村庙及其嬗变

在近代华北乡村,庙宇作为乡村社会不可或缺的标志性建筑,具有多元性、世俗性和普遍性等特色。在日常生产、生活实践中,华北村庙与青苗会建立了密切的联系,青苗会组织围绕村庙开展信仰活动,维系乡村社会秩序。近代以来,适应华北地区特殊的生态环境、社会背景,青苗会以村庙为基础整合乡村各类治理资源,成为华北乡村治理的重要自治组织。     

杜威学前教育思想探析

杜威主张教育要适应儿童的天性,以儿童为中心,其学前教育思想对中国当今学前教育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当前学前教育应与社会生活相联系,教学方式以教师与幼儿共同活动等,仍是我们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     

乡村士绅在“近代”边缘的生活世界——嘉道咸同时期管庭芬日记解读

在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过程中,出现了林则徐、魏源等一批“开眼看世界”的经世派人物,他们在向国人介绍西方知识的同时也开始迈入近代的门槛,但更多的传统士人究竟是否走向了近代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进而言之,那些没有走入“近代”或仍在“近代”边缘徘徊的士人,是如何因应世变以及其实际生活世界是怎样一番情景呢？这是更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浙江海宁乡村士绅管庭芬,为此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个案。作为一个普通的乡村士绅,管庭芬在“近代”边缘的生活世界具有相当普遍的代表性。或许正是因为有千千万万像管庭芬这样拒绝转型的普通士人与民众,故而使转型的道路显得颇为艰难曲折,甚至因为不得不被迫转型而变得扭曲畸形。至于这究竟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阻力还是生命力,却非常值得引人深思。职是之故,所谓“近代”与“近代”化的意义或许当予以重估。     

近代中国社会的两种亚社会形态

目前,学术界的主流观点仍然认为近代中国的社会形态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属于单一的社会形态。但笔者却认为,中国近代都市与乡村决不是单一社会形态内的城乡关系,乡村与都市是两种不同的亚社会形态,其理由如下:首先,都市与乡村生活着两种不同的相互封闭、各自独立的社会群体     

清末民初湖北乡村棉织业发展缓慢的因素——兼与华北、江南地区的比较

本文从比较的角度探讨近代湖北乡村棉织业发展缓慢的原因,认为阻碍湖北乡村棉织业半工业化兴起的主要原因在于城市机器制造业生产结构的不合理,以及外部推动力量的缺失.以湖北为典型的内陆农村手织业中传统生产方式的大量存在,说明了中国近代农村手工业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复杂性及其差异化格局.     

日本侵华战争与近代乡村手工业发展进程的中断——以近代乡村织布业、缫丝-丝织业为讨论中心

"九一八"事变前,以织布业、缫丝-丝织业为代表的中国乡村手工业显示了良好的发展势头.生产工具的改良与生产工艺的改进,使农村手工业产品产量与质量进一步提高,区域外市场迅速扩大."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及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沦陷区市场丧失,生产基础遭到摧毁性破坏,乡村手工业从技术进步的、以区域外市场为依托的半工业化生产向一般商品生产、甚至向自然经济退化,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的良好发展势头被迫中断了.     

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述略

在梁漱溟看来,近代中国乡村之所以被破坏甚至崩溃,主要是因为受了西洋文化的压迫和打击,并由此引发中国内部问题,导致中国文化失调所致;解决之道是必须建设新的社会组织,具体路径则以中国的"老道理"为根基,从改造乡村组织入手,重建中国文化。乡村建设的终极目标则是以乡村为基础,建立真正符合人类心性的新文化、新社会。     

试论近代中国农村合作金融的制度变迁与创新——以合作金库制度为讨论中心

1930-1940年代,以信用合作社-县(市)合作金库-中央合作金库及省(市)分支库组成的三级合作金融组织体系已经初步形成,成为新式农业金融中的重要一极,也构成与农民银行及其分支系统组成的农业金融体系并立的新型农业金融体系之一.虽然以合作金库为核心的合作金融体系还存在资金来源的依赖性、网络的脆弱性、运转的非独立性以及在新式农业金融供给体系中的非主导性等缺陷,但它的建立对中国近代农业金融发展不无重要历史意义.它以合作金融的力量为近代农业与农村提供金融支持,成为近代乡村变革中的一注强力剂,并成为中国近代农业金融制度建设的一大创新.     

和谐的努力与幻灭——略论近代中国的"乡村建设运动"

近代中国农村社会最重要、最基本的问题是土地制度问题,由此而形成的矛盾.决定了近代中国农村是一个充满了矛盾冲突、危机四伏的社会.对此状态较为平和的求解之道是农村矛盾向城市的转移,即在城乡互动的层面上求得一种新的平衡与和谐,这就是延续整个近代中国历史时期的"农民离村".而20世纪20-30年代兴起的"乡村建设运动",则是以追求和谐农村建设为目标的积极的尝试与努力.     

“整体史观”与近代中国乡村史研究

随着近代乡村史研究的深入,持近代中国农村经济"沉沦观"和"停滞论"的学者有所减少,而论证近代中国农村经济有所发展、农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的实证研究有所增加。但是,对于近代以来,尤其抗日战争前的华北乃至全国的农村经济发展仍存在低估倾向。其原因是缺乏整体史观的认识,未能把区域研究和全国研究结合起来,把短时段研究和长时段研究结合起来,把个别研究和综合研究结合起来。因此,当下近代中国乡村史研究,应坚持整体史观,全面看待近代中国农村经济,把农业资源优化配置作为农业发展的综合指标,对近代中国农村经济进行正确评估。     

近代中国城乡关系研究及其展望

城乡关系变迁是近代中国社会的显著变化,也是认识近代中国社会的焦点问题.海外学者关注晚清时期的城乡关系,强调城市与乡村间的紧密联系;国内学者则主要分析了民国时期城乡经济上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并强调社会认同方面的城乡疏离.近代城乡关系研究尚待在古代城乡关系、近代城乡转型动因与城乡互动特点等领域进一步拓展,在研究视角与区域的多元化上进一步深入.     

卢作孚与中国近代乡村现代化的“北碚现象”

卢作孚是一位乡村现代化的探索者和实干家。在重庆北碚地区,进行了中国西部地区乡村现代化的成功尝试,开创了中国近代乡村建设的“北碚现象”。对经济、文化、环境和人的重视,是卢作孚乡村现代化最鲜明的特色。他关于建设“生产的、文化的、游览的区域”的理想与规划;以治理社会秩序为先导,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开展文化建设和社会公共建设的乡村现代化模式;以及以人为本,延揽和培养乡村建设人才的用人方略．是北碚乡村现代化取得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     

近代幼儿教育社会背景简析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结构开始改变,进入了近代社会。面对国门被强迫打开后变化的形势,封建传统教育已经难以承担起维护阶级统治的重担,开始了艰难的改革。1904年,清政府颁布了《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第一次以国家学制的形式将学前教育机构的名称确定了下来,同时也标志着中国传统幼儿教育的近代转型。由此次看来,中国近代幼儿教育的产生是这一时期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变革的必然结果。     

近代中国政治建设的困境与出路:以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为核心

梁漱溟在思考中国政治建设问题时,反复提到"政治无办法"、"政治消极无力"、"缺乏政治"等。团体生活的发达程度决定了国家政治建设水平,而中国由于缺乏团体生活、阶级对抗,国家无法对社会实现有效控制,这是中国政治建设的一大困境。继而,梁漱溟以新儒学的思考方式提出搞乡村组织建设,寻求解决方案。然而,梁氏观念里的团体生活与今天意义上的公共生活之间还存在不小的差别,在公共生活与政治建设的关系问题上必须重新进行反思,进而对近代中国政治建设面临的困境和可能的破解方案做出恰当的评估。